历史的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思想的充分启蒙，继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思潮在21世纪二次涌起，掀起思想启蒙的[第二波]，这一次以经济为基点，也以经济为起点。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讨论的焦点在于姓社姓资、是否进行改革、是否推进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现在则面临坚持怎样的改革方向和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整个辩论夹杂意识形态的争论，反思改革很容易滑向反改革……可以预言，这场大辩论形成的改革共识将为下一步改革提供方向与动力，也将成就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论断……本书正是有关我国发展和改革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持续讨论平台——“21世纪北京圆桌”上名家辩论的汇集。

　　历史的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思想的充分启蒙，继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思潮在21世纪二次涌起，掀起思想启蒙的[第二波]，这一次以经济为基点，也以经济为起点。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讨论的焦点在于姓“社”姓“资”、要不要市场化改革，那么，现在则面临坚持怎样的改革方向和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现代化轨道上的中国，即将迈向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二次革命”。2005年，200余位国内外顶尖的经济学家、学者型官员和商业思想家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论辩中国改革、助推历史转型。

林毅夫 序

唐旭 序

第一章 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向左？

构建和谐社会

坚持效率优先 更加注重公平

转变政府职能 解困医疗社保

第二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以农补工”到“以工哺农”

新一轮“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

建设新农村之历史困境与机遇

第三章 工业路径与瓶颈：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重化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

能源瓶颈与出路

海外并购：中国企业“跃龙门”

第四章 2005：通缩、通胀“冰火两重天”

调控地产

加息还是升值？——第一季度数据分析

中国经济冷热之争——宏观经济年中辩论

“通缩”与“通胀”之辩——第三季度数据分析

2006：通缩共识？——2005年数据分析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突出重围

激辩“汇率报复案”

人民币汇率改革路线图

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忧患

第六章 高度贸易依存危机？

后配额时代：纺织品贸易艰难自由化

顺差“井喷”与高贸易依存度之辩

大国贸易与经济转型

第七章 银行改革；股改、上市与金融安全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边博弈边嬗变

考量银行改革

第八章 股改转折年：伟大的博弈再启程

资本博弈与大国崛起

基金现象

第九章 财税体制转型：

历史的又一个节点

财税体制转型

第十章 美国的新对手：中国和印度

大国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中印：龙象之争还是龙象之盟

跋 改革开放“第二波"

《21世纪》：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构建“和谐社会”?

陆学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该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胡锦涛强调今后“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过去我国经济调查力度很强，社会方面的调查就弱很多。今后要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镇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分布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这是很必要的。

刘福垣：要想建立和谐社会，不能离开中国特色，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目前面临着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教育投入三大发展难题，都要靠发展观的转变来解决。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分配关系问题、发展战略问题。

我们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如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加速中等城市扩容。我国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的转化，要靠城市化来完成。这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一大任务，所谓战略性调整就是通过人口城市化实现人口结构的调整。我们应该在市场机制推动和政府引导下，形成大、中、小结构合理、配套完整的城市体系。目前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结构扭曲，在660多个城市中绝大多数是小城市，还有数以万计的规模极不经济的小城镇。缺少百万级的大城市。因而当前急需把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不能把小城镇看作中国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主要途径。

第二，启动中部崛起战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二大任务是区域结构调整。中部地区是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是启动内需、解决就业问题、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决战地区。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大发展来解决。

第三，重视中间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三大任务，中间产业是产业结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难题就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中间产业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中第三产业、建筑业的就业潜力和弹性最大。

首先，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传统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是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同步的。目前我国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太大，许多城市的功能不健全，主要是服务业功能不健全，发展服务业是当务之急。

其次，我们必须把教育当作基础产业来发展。对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不应再把教育放到社会文化事业领域，而应该放到经济领域。教育是一个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教育是“加工人”的产业，教育产品是不同层次的合格的劳动力。

第三，建筑业的发展必须适应人口城市化的需要。建筑业是我国目前和未来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其中作为进城农民定居工程的居民住宅业，应该是重中之重。建筑业的大发展将带动50多个行业的发展，为就业提供的岗位是相当可观的。

第四，扩大中等人才队伍。在我国，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的呼声比美国还要高，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的风头一转，又片面强调全球一体化，忽视中国特色，几乎忘记了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更是单打一地强调培养高学历、高科技人才，争夺高学历、高科技人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高、中、低各级人才都是相对的，缺一不可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组合结构。

我国目前急需有专业资格认定的中等技术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生比例还十分低，但同我国的发展需要比，大学生却相对多了。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全是择业观念不务实。

第五，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这个阶层不是有中等规模的金融资产，就是有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他们有消费结构升级的欲望和能力，有投资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冲动和可能。这个收入层次人口数量的多寡决定一个社会的稳定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P8-9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又被用来解释、预测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一般决定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而重要的经济现象往往都发生在重要的经济中心。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亦步亦趋，总是与世界经济中心形影相随。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到上世纪30年代的将近150年时间里，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主要集中在英国。但是从上世纪30年代或者是说从凯恩斯之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并在2030年左右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具影响的经济。这就意味着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必将精彩纷呈，必将涌现出最为丰富和最为鲜活的经济现象，由此而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

任何一个理论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理论所假设的条件与其所解释现象背后之原因的真实条件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理论，也可能不适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发达的英国、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也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对象而提出理论。这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相比，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条件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模型，用这些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现实来进行新的解释。

虽然美欧等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转型中和发展中同家绎济的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不生活在其中，对这些国家的种种限制条件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和切身体聆，对许多制度安排和现象的内生性如瞎子摸象般地把握不住、拿捏不准，所提出的理论也大多不免如隔靴搔痒，有的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经济正在成为最前沿的研究目标和理论源泉。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经济学家以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理论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深入了解各种发生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不断地就各种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探讨，通过思想的碰撞和交锋打磨才有可能提出成熟的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讲，这既是一次干载难逢的机遇，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欣喜地注意到了在迎接这个挑战的众多个人和团队的行列中，王海明策划和主持的“21世纪北京圆桌”已经脚踏实地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它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各路专家，提供了一个阐发真知灼见和争议讨论的平台；它不回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尚且存在和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它能客观地表述现代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妥协、制约与调和；它收集并及时发出了诸如在收入分配差距、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环境资源、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职能定位等许多现实热点问题上的各种声音。在我看来，它无疑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好的经济论坛之一。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希望“21世纪北京圆桌’，能融会更加广泛的层面，聚集更加丰富的观点，从而引发出更多的宏论高见，并展示出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然也愿意继续与之密切合作，共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学术的繁荣作贡献。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2006年春节

改革开放“第二波”

发生在2005年7月的三件事，客观上引发了反思改革的思潮。

7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某媒体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带回接受审查。

顾雏军被抓令人们不由联想到之前持续一年之久的郎顾之争。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引发了关于国有资产改革和流失问题的大讨论，由“郎顾之争”到“张郎之争”、“周郎之争”，整个经济学界面对“失语”的质疑迅速卷入争论，引起整个社会对国资流失问题的广泛关注。顾的落马使得论争的天平迅即发生倾斜，郎咸平有了以胜利者自居的当然资本，同时宣布胜利的，当然还有他的“国资流失论”。从此以后，郎咸平被“捧”、张维迎被“骂”几乎成为一条网上铁律。

“医改报告”宣布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失败和之后哈尔滨“500多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的曝光，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的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等问题，引发了对市场化改革的整体反思。

刘国光的文章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他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并由此涉及经济学教育的单轨和双轨、领导权等问题，老左派加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左派的战团，在体制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一系列“七月事件”直接导致2005年“改革攻坚年”到“改革反思年”的转换。去年，股权分置改革、银行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都稳步推进，所有的改革都伴随着质疑，所有的质疑都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声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基本丧失”。他的理由是，共识与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不有恐惧。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讨论的焦点在于姓“社”姓“资”、是否进行改革、是否推进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现在则面临坚持怎样的改革方向和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整个辩论夹杂意识形态的争论，“反思改革”很容易滑向“反改革”。

2006年年初，《财经》杂志发表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文章认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文章通过网络的二次传播，引起轩然大波，并很快形成正反两派意见。

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做出了正面回应，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由此，去年下半年以来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一锤定音。对于这场争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评价说，经济学界正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学术分歧。实际上，27年间，中国改革已经经历了两个“轮回”。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以致命的打击，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邓小平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同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就历史意义而言，这次会议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改革与开放从此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核心命题。从农村改革的局部破题到城市国企改革的全面推进，由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到最终“入世”，改革开放大步前进。20世纪90年代初对改革的质疑，惟一的结果就是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后延续的现代化“第一波”思潮开辟了足够的空间。

延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正统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老左派和以西学为背景的启蒙知识分子从经济到政治、从市场经济到自由民主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在实践层面的摧枯拉朽使得下层的力量得到迅速释放，“放权让利”的经济改革方式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至于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表达对乡镇企业成功的惊喜，这无疑是对以西方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为参照、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的启蒙知识阶层的最大支撑。20世纪80年代后期，决策层也开始意识到继经济改革之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但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如此幸运，改革的复杂性导致民间的呼声和实际改革的艰难推进形成鲜明对比，并使得辩论双方的力量在1989年后形成了转折。

改革开放12年之后，1990年年初，一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引发了“两种改革”的争论，“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直指姓“社”姓“资”。 

可以说，《改革不可动摇》之所以能在2006年初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并不在于其中提出了什么惊人的观点，它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皇甫平”三字。1991年初，解放日报原评论员周瑞金以此署名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四篇评论，在当时“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一鸣惊人，其中“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也引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改革形势岌岌可危。

次年初，邓小平南巡系列讲话一举回应了所有否定改革的言论。邓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姓社姓资”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同时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很快得以确立。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迅速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得以延续。

20世纪90年代初的争论，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思潮“第一波”的延续。中国的现代化的思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始于“五四”，实践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正如汪晖判断的，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的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1989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20世纪90年代，与市场经济大潮平行的，是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那个年代大量的西方文献译介以及一批“海龟”在经济舞台上大展身手的现实，一方面导致启蒙知识界分裂为以市场化为取向、更关注发展问题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政府介入市场、更关注公平问题的新左派，两派之争渐行渐近，另一方面也注定了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占优，成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派”。两者的共同特点仍然是，以西方思想体系为参照的中国问题意识导向，双方都或多或少缺乏对中国问题切实有效、深入具体的思考和研究。林毅夫呼吁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深有裨益。  进入21世纪，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营企业正在成为经济的主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以更快的速度接轨到经济全球化体系，入世的成功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过程，也从此彻底切断了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崛起，2005年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是“中国热”，崛起的中国举世瞩目。从应对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事件的反应上，我们可以清晰发现一个自主中国的形象，开放的中国正在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变为世界游戏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北京共识”也与“华盛顿共识”共同成为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正面临市场化的内忧外患。

内部而言，正如吴敬琏概括的，改革尚面临四大缺陷：第一，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外部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国有银行股改引入外资等行为都引发了经济安全的忧虑，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令中国不得不正视能源、金融等领域蕴含的经济安全危机。

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正面临双重尴尬，一方面是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反思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国入世后市场经济地位迟迟得不到欧美的认可。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强调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

直面内外的压力，中国需要以“国家理由”为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走向整治成熟。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政治成熟就是要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我们不必纠缠于“左”和“右”，也不必在意于“东”和“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沉缅于经济崛起的虚荣，也不必困惑于史无前例的高度贸易依存和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需要坚持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3月6日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同时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共同成长已经带来了民间意识的觉醒，底层关照的缺失揭去了既得利益的神秘面纱，也引发了改革的深度反思，这种反思甚至逼迫决策层做出回应。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决策的民主基础，他提出，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二者的互动真能产生实际政策效果，则善莫大焉。

另一方面，这一波讨论也因为网络提供的“无边界”虚拟空间而显得激愤有余、理性不足。所有为弱势群体的呼喊和所有对改革的质疑都可以得到铺天盖地的支持，而这些质疑除了参与的热情值得肯定外，到底有几分理性的成分，到底有几分逻辑的支撑，到底有几分建设的价值，却很值得怀疑。更可怕的，则是这些本来反映民众情绪的言论被利用为证明理论真伪的依据。以超女“PK”奉行的票数取胜原则介入讨论，不仅对改革，而且对学术，都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张维迎提出，中国改革面临三个约束条件：(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约束、(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约束和(市场经济的)知识约束，并呼唤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中匡改革，颇值得思考，而他苦苦万言陈述这一基本命题，也可看做是对网上被动的无奈回应，这是经济学家社会化的“不可承受之重”。  同样在网上产生影响的，还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2005年8月12日，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迅速惊起跟帖无数，正反两派争论激烈异常。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争论其实并不需要很多的理由便可以立足，结果是，2006年初两会期间，已经“四上四下”(指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议程)的《物权法》草案延期审议表决，这部代表市场经济制度“基石”的法律搁浅。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无论姓“社”姓“资”，都需要完善的法制基础。

当前，改革“涉入深水区”，入世进入后过渡期，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成本正在凸显。我们不得不重提杨小凯的警告，在开放的中国借助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自身的改革完成经济力量的巨大释放之后，反而容易忽视一些制度核心层面的改革，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后发劣势”。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困境，新一届领导层确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并迅速推出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等一系列崭新的执政思路，都反映了执政党本身目标在与时俱进。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投融资改革一直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增值税改革和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改革停滞不前、国有资产改革因缺乏足够的监督而大量流失，改革攻坚面临重重阻力。

200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这种格局下，我们不能说改革的共识已经消失，但改革的内在动力正在弱化，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举步维艰。

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的，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权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问题在于，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轨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反思改革要求改革思路的变化，深化改革面临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证券市场为例，最初以解决国企融资困境为目的的改革取向正在得到纠正，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也涉及到国资委为代表的国家利益与股民为代表的民众利益的平衡。通过深化改革达到对利益配置的调整，资本市场可以成为先行者。

利益的调整又谈何容易，牵涉各方切身利益的改革已经开始倒逼体制转型，这将是中国应对“第二波”思潮的最佳选择。渐进改革已经到了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刻，经济改革需要明确的制度架构提供更大的实践空间。

1986年9月，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今天看来，邓的判断仍然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可以预言，这场改革将成为邓所谓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将成就中国现代化的转轨。

屈指算来，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4年“第二波”思潮的涌起，12年间又是一个“轮回”，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东与西、左与右、姓社与姓资、计划与市场诸多二元困境。可以肯定，纯粹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或者仅仅限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对中国真问题的把握都还不够。正如20C15年初，吴敬琏先生为本论坛书系所写推荐中提到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就已认识到自由而切实地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吴敬琏认为，2004年到2005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前一个主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

显然，关于后一个问题的争论，尚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改革、开放双重拉动下的中国，从经济到政治、社会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正在不可逆转的发生，中匡所面对的现代化困境也在逐步加剧。这也从客观上要求，我们需要从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维度开拓学术思考的视野，提供中国问题的答案。这也是“21世纪北京圆桌”的新使命。

从2003年4月本人提出创意至今，“21世纪北京圆桌”已持续近三年。三年间，我们坚持邀请学者、官员和商业思想家等权威嘉宾以“圆桌”的形式论辩涉及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话题，并形诸于报端。从策划主题、邀请嘉宾、现场主持一直到后期整理、成文，所有涉及论坛的工作都是本人一以贯之。如今，无论报社内外，“圆桌”讨论已蔚然成风，而本论坛居然独领风骚，在内得益于社论委员会的诸多同仁的思想和智慧，是他们使论坛得以从两周一期到一周一期，持续不断；在外，则要感谢200余位嘉宾一直以来的青睐和支持，他们对每一场讨论的亲身参与，并在发表前精心审核，是本论坛的生命所在。(注：因时间关系，陈锡文讨论部分未经审核。)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本论坛一直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合作令“21世纪北京圆桌”更上一层楼。

林毅夫、唐旭二位老师春节期间不辞劳苦，为本书作序，本人深感不安、深表感谢。吴老和韩副委员长对本书的推荐，是对论坛最好的鼓励，他们为论坛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感谢报社领导沈颢、刘洲伟、夏日为论坛提供的支持，感谢陈宜彪在香港对论坛的呼应，感谢社论委员会欧阳觅剑、王强、戴志勇、李巍、刘晗等同事的贡献，感谢实习生刘艳艳一年来对论坛的协助，感谢杨卓、马娟、刘莉、田野、喻平、刘颖婷、何征、林琦等见习、实习记者对论坛速记稿件的细心整理。

回首2004年初，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论坛合集《北京共识》涉及宏观调控、求解“三农”、外资外贸、金融改革、国资改革、非公经济等等一系列话题。您手中的这册《第二波》，是经本人2006年春节前后对2005年40余场论坛的精选版本。本书以改革开放为主线，涉及转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抉择和一系列重大改革，“改革”一词在其中出现652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主题词。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现代发展路径有所启示。本人对论坛的重新整理，参照了一年以来积累的大量原始资料，并经过诸多嘉宾的再次审核和修订，虽已尽心竭力，亦未免多有疏漏，还盼各方大家不吝指正。

王海明于2006年3月6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由而切实地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正是有关我国发展和改革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持续讨论平台——“21世纪北京圆桌”上名家辩论的汇集。希望它的出版能对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尽可能多的共识提供帮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王海明主持的“21世纪北京圆桌”每次选择关系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且为广大群众所关注的重大问题，邀请学者、官员与企业家等多方人员展开自由研讨，集思广益，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不仅利于政府民主、科学决策；而且是发扬学术民主，推动我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好形式。

衷心希望这一论坛继续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为我国改革与发展多做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 韩启德

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推进离不开一个好的舆论场。如果我们承认未来一定要由自己掌握，承认共和共治，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未来一定是在不停的反复的沟通中确立方向与路径的。实践出真理，但在短时间里真理难以呈现，但实践一定会出共识，只要我们愿意坐下来，反复观照。欢迎大家来到“21世纪北京圆桌”，或听或言，都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21世纪报系发行人 沈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