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知名律师的办案手记，所选案例典型，在每一个案例中，你不单能读到理论的分析和探索，更能感受到作者所体验的酸甜苦辣。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是一本很好的传播行政法知识的通俗读物，是一本教给读者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教科书”。

律师行业的深入发展，对于律师的专业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但是，在我国专门承办行政案件的律师仍然屈指可数，本书作者袁裕来律师就是这样一位专门承办行政案件的律师。自2003年以来，他还将自己的办案经历写成心得，每年出版一册办案手记。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的出版，被《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一书，列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的“大事”之一。

杭甬高速公路连接线上的征地纠纷案

“谁敢拆我的房子，我就与他同归于尽”

三份征地协议书

为了要回承包地

蓝印户口与宅基地

“非典”时期，销售假药?

叫板国土资源部

浪潮、大红鹰、霸王花

七位部门经理离开公司之后

虚假广告

小明星之死

警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袁德康诉宁波市交警支队

“110”不作为

价值800元的违章建筑

烟草专卖许可证

与英国石油公司的较量

老陶家的行政官司

对《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的质疑

对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条款的质疑

几年来，我承办了大量的土地案件，但本案是我承办的第一起征地纠纷案。我在承办本案过程中学到了许多知识。本案涉及的许多法律问题，是立法者在制定《土地管理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时不曾想到的，其中不少问题是法律研究也不曾涉及的。

镇政府的征地协议

这个案件的前半部分，在我第一本办案手记中曾经有所描述。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从头到尾再记录一遍，是完全值得的。

2002年2月6日，慈溪市新浦镇五塘南村冯某某(以下称老冯)等69户农民，从浙江法制报上看到了关于我办案的一篇报道，拿着报纸找到了我。老冯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终于把事情的经过讲完了。言语之间充满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心里想：如果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都达到了这种程度，那实在是十分危险的。其实，事情并不复杂，2001年1 1月30日，新浦镇人民政府和五塘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征地协议：

新浦镇土地征用协议书征用单位：新浦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被征用单位：五塘南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为了城镇规划以及城镇建设用地需要，向乙方征用土地。为了明确双方的职责和有偿征用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慈溪市人民政府[1999]98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调达成协议如下：

1.乙方同意甲方征用土地278．418亩，东西150米，南北1350米。土地坐落在五塘南村。东至高速(公路)连接线东界，南至五塘江，西至高速(公路)连接线西界，北至文塘江后。

2.土地征用价格：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力安置费、青苗补助费，共计每亩9600元，合计267．2813元(多年生作物和地上附着物补助除外)。

3.甲方征用乙方土地协议达成之日起，负担所征用土地面积的农业税，直至摘除计划面积时停止负担。

4.付款办法：甲方同村结算，村分到各承包户。协议签订后十日内一次性结清土地征用款。

5.此协议生效后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归属于甲方。乙方应及时让出被征用的土地，并处理好土地交接的有关事项，保证甲方各项工程的顺利开展。

协议中出现的高速公路连接线，是指杭甬高速公路慈溪段连接线，是慈溪市重点工程。老冯他们认为镇政府所给的补偿价格太低，与他们相邻的胜山镇征地补偿费是每亩12300元。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到底是多少。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胜山镇的187户农户也委托我与镇政府打起了官司。因为与他们接壤的浒山镇的征地补偿费是每亩23000元。当然，这是题外话。

农户们接着说，在征用他们土地的过程中，不论是镇政府和村经济合作社，都没有与他们就补偿标准和安置问题进行过商量，甚至根本就没有通知过他们。总之，自己的承包地被征用了，他们对有关情况却一无所知，直到村里通知他们领取补偿费。

听完69农户的陈述，我认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案件。由于此前尚没有接触过征地方面的案件，我还不知道类似这样征用农民土地的，在全国实际上已经是遍地开花，而且维权异常艰难。农民们还交给我一份给慈溪市领导的人民来信，说此前他们曾经找到慈溪市的领导，但没有能够解决。还有一份《中国国土资源报》，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国土资源部发出的《关于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通知》的内容是，对征地经依法批准，没有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将停止受理该地区的建设用地申报。因此，农民们认为，对于他们这样的问题，“上面”是十分重视的。

没有更多的思考，我便接受了农户们的委托。农民们告诉我，他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镇里不但违法征用了他们的承包地，每次他们去交涉，还总是会受到奚落：“你们不服，你们可以去告!告诉你们，就是告到中央，事情还是得由我们来解决!”来找我之前，他们已经找过好几个律师，都不敢接案。P1-3

《特别代理 民告官手记》是一部阐述法律精义，而又饶有兴趣的著作。

近年来，律师界出版的办案手记之类的著作，已不少见，但本书记录的全部都是行政案件。据我所知，这即使不是第一本，似也不会很多。原因是否与行政官司“难打”有关，至少律师不太愿意接行政官司，把行政诉讼作为业务发展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书作者袁裕来却乐此不疲，全力以赴，并将办案心得集结成书探索行政诉讼规律。作者这份执著和追求令人感动和钦佩。

办案过程，实际上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互动过程。就行政诉讼而言，则是行政法理论与诉讼实践的结合与互动。用理论指导、判断和解决行政争议；同时，诉讼过程也是对理论的检验和促进。人们都爱看案例分析，就因为枯燥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通过具体案情传达和表现出来，易于领会，乐于接受。但本书与案例分析又不同。案例分析毕竟是客观的评述，办案手记却常常充满着作者的主观感觉。不单能读到理论的分析和探索，更能感受到在每一个案例中作者所体验的甜酸苦辣。这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它是一本很好的传播行政法知识的读物，是一本教给读者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教科书”。

但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角度，我个人也有参与某些行政案例的体验，在这些为数不少的实践中，我体会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立法设计，常受到实践提出的问题的冲击和考验，实践推动着理论的进步和立法的充实。但这显然无法与作者丰富的实践相比。本书收集了数十则案件，作者对每一个案件都付出了心血，记录了作者为推动我国法治行政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上所付出的努力。也许我们不会完全同意其中的某些观点，但是追求社会公正的信念，对理论和制度完善的探索，一定会给广大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更高的思考。感谢作者为推进我国行政法治所作的努力，也企盼能有更多的律师来献身这一伟大的事业。是为序。

应松年

2003年夏

其实，当我第一次承办行政案件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下半辈子将与行政诉讼结下不解之缘。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反响。反应最大的是老百姓，尤其是正在进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办案手记出版后，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收到了很多的材料，不少当事人甚至千里迢迢来到宁波。除了表示钦佩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不过，我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律师，我不仅没有能力解决他们中的大多数问题，有时甚至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接待他们。很多人以为我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可实际上，我是一个与大家没有多大区别的律师，我必须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维护我的当事人的利益。我无意成为人人欢迎的“正面典型”。

专家学者对于办案手记的评价也很不错，应松年老师、张树义教授、章剑生教授、熊文钊教授……我接触的专家学者不多，但都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何海波编著的《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将两本办案手记的出版，评价为中国行政法二十五年中的大事之一，这出乎了我的意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我的事业在中国行政法治史上被记上了一笔。

但我深切地认识到，在承办的这些案件中，自己虽然是主角，却不是最重要的。从小的方面而言，行政诉讼中承办法官在个案付出的劳动往往比我多，对法律问题是分析，以及案外的协调，都是极其辛苦的。有时，案件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读者看完办案手记后，如果觉得某个地区法院的行政诉讼环境不错，那么，在这些位置上的人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一些征地拆迁案件等重大案件的解决，也考验了政府解决重大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是有好处的。矛盾的回避和累积，终究是十分危险的。

办案手记结束时，想说的依然是一些感激的话。作为一个专门承办行政案件的律师，中国行政法研究会会长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能为我的书作序，对我来说实在是极高的荣誉。因此，特别感谢应松年老师和于宁会长。我希望自己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此外，还要感谢朋友谢惠定，他在国务院整整工作了12年，参与了很多法律的起草，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受益颇多。最后，由于平时办案实在很忙，办案手记写得实在过分粗糙，加上我又是一个不喜欢重复阅读自己记录的文字的人，因此让办案手记的编辑苏晓红主任特别受累了。

袁裕来

2005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