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看透了中国官场，从中国历史上的官民冲突看清了现实。

洪振快编著的《官心民意》中指出，解决官民冲突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克服“国家困境”。西方思想家在历史实践中，总结出必须用权力去制衡权力的思想。国家权力，经过西方思想家的归类和抽象，分解出最根本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只有让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才不会侵犯个人权利，“国家困境”才有望解决，官民冲突才会消解。

洪振快编著的《官心民意》剖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官民冲突，以官心、官象、民意、政情和史鉴等重要主题切入，试图从历史中看清现实。《官心民意》中从宽泛的角度去分析，所有皇室、贵族及官吏都可归为与“民”相对的“官”集团。这个集团，掌控着公权力，但公权力常常不为公众服务，而是成了其谋取私利、侵犯公民权利的合法工具，官民矛盾由此滋生。

自序 官民冲突应该如何消解／1

第一章 官心／1

 贪污是低薪导致的吗？／2

 不要误读新加坡的“高薪养廉”／5

 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7

 财政透明为何难？／10

 还有比“挥霍浪费”危害更大的浪费／12

 清末“东乡案”：舆论与官场的较量／14

 古代官员为什么打击讼师／17

 官吏对上访者为何“底死不释”／20

 官员“被自杀”的政治逻辑／23

 古今监狱贪腐手段为何高度相似／26

 “温和腐败”是个什么名堂／29

 诺奖得主的智慧远不如中国贪官／32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3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38

 杭世骏丢官，满人丢天下／42

第二章 官象／45

 百年前的山东官场送礼簿／46

 贪官的“灰色收入”与清官的“灰色福利”／49

 “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式的腐败／51

 隐性腐败非新品：纪晓岚因何被流放乌鲁木齐／53

 任职回避能扼制腐败吗／55

 陆游的三峡遭遇与寻租现象／57

 赌场为何“打不掉”／60

 清代学政与当代督学／62

 “吃空饷”凸显财政无效率／64

 从“蛋白质特权”看当代中国特权现象／66

 中国历史上的“官二代”与王凝之现象／69

 没有驻京办，清代照样有“跑部钱进”／71

 古代读书人进入官场后为什么会“改廉易节”／74

第三章 民意／77

 贫困线标准该提高了／78

 中国食品安全不缺法律缺法治／80

 晚清以来北京的房地产／82

 康乾盛世的GDP：表面繁荣未必真强大／87

 中国现行个税难促公平／89

 分配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94

 “权利贫困”才是最大的贫困／97

 从鲁迅祖父行贿看社会公平／101

 社会不公是危险品／103

 海瑞惩治“官二代”是真是假／106

 官吏吃谁的俸禄／108

 政治人物凭什么获得尊敬／111

 让老百姓认同国家，靠什么？／114

 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116

 1895年的一本书与一场变革／119

第四章 政情／121

 打黑需要走出“张集馨模式”／122

 错案频发拷问制度文明／125

 “跑部钱进”治理难在何处／128

 集体腐败难治理／130

 乾隆的困惑为何没有答案／132

 “万历新政”，新在何处？／134

 “反贪”，有时成了政治斗争工具／137

 清代的清官标准／140

 周森锋29岁当市长，韩愈29岁官居何职？／142

 驻京办不一定就是坏制度／144

 “荒政”与“劝分”：中国古代如何救灾／147

第五章 史鉴／153

 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154

 再谈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157

 各级政府财权、事权须相称／162

 国家财政不能变成私家财政／165

 国富不一定代表国力强盛／168

 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是经济繁荣的前提／170

 乱在基层，根在上层／173

 专制之下无善政／176

 乾隆为何治不了贪腐／179

 黑夜巧取是强盗，白天豪夺乃官家／181

 专制君主不会有长期理性／183

 实现民主关键在限权，不在驱逐君主／185

 百年前人大代表怎么议政的／187

 中国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191

 “和女士”优先于德、赛二先生／194

 没有制度现代化，中国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197

后记 为贫弱者争尊严／199

官员“被自杀”的政治逻辑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八日早上，受命到江苏省山阳县（当时为江南省淮安府首县，知府衙门所在地）督查救灾款发放情况的官员李毓昌被发现悬挂在屋梁上，其仆人李祥等急忙向山阳知县王伸汉报案。王伸汉随即亲自去淮安知府衙门向知府王毂报告，王毂带领仵作（类似法医）等前去查验，得出结论：李毓昌系自杀。随后，知府打报告给省里，按察使胡克家、布政使杨护都同意了这个结论，之后江苏巡抚汪日章、两江总督铁保也都同意以自杀的结论向中央报告。这样，李毓昌自杀身亡就成了一个官方结论。

然而，李毓昌自杀疑点颇多。第二年李毓昌家人到北京告状，嘉庆皇帝看到都察院呈递上来的报告，第一感觉就是：“李毓昌在县署赴席，何以于回寓后遽尔轻生，当夜自缢，其事已不近情”，“其中疑窦甚多，必有冤抑”。嘉庆身在紫禁城，仅凭一份报告就能看出“其事已不近情”，何以江苏各级官员——从知县、知府，到巡抚、总督，竟一个人都没有发现其中有问题？这显然也很不“近情”。

实际上，据两江总督铁保说，他接到王毂禀报李毓昌自杀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疑问，“疑及李毓昌查赈事竣，何以忽至投缳？”不过他没有“详究根由”，而是“草率完结”，潦草结案了。

由此可知，从情理推论，李毓昌自杀是很让人起疑的，精明的嘉庆皇帝一眼就能看出疑窦，昏聩的两江总督铁保也能感觉到事有可疑，所以这件事并不需要严密的逻辑，而只需要常识就能看出其中存有问题。

李毓昌自杀的不合情理之处，还可以从李毓昌的个人情况看出来。李毓昌是当年的新科进士，五月份被皇帝接见后，即被分派到江苏，只要有知县的空缺出来即可优先获得任命。江苏在明清两代是富庶繁华、人文荟萃之地，是当官的最好去处。明代官场有个说法：“命运低，得‘三西一’。“三西”指山西、广西、江西，这三个地方比较穷，油水少，所以当官去这三个地方被认为是“命运低”。而被选派到江苏，则无疑是“命运高”。

只要想一想，李毓昌在37岁时中了进士，正是人生得意之时，刚刚踏入仕途，就幸运地被派到江苏当官，一切都很顺利，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际，他为什么会自杀？从情理推论，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

李毓昌到江苏后，适逢黄淮水灾，江苏北部的淮安一带被水淹没，灾情严重，朝廷发下几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为了保证赈灾款的正常发放，两江总督铁保选派了一个督查组赶赴灾区，李毓昌是督查组成员之一，刚到江苏就被委以重任，正是一展抱负之时，更没有理由要自杀。

既然李毓昌自杀有这么多明显的疑点，在情理上很难说得通，那么为什么主持办理此案的一线官员——山阳知县王伸汉和淮安知府王毂就看不出来？为什么不仔细查查？难道是刑侦技术落后，查不出来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不是查不出来，而是有人故意隐瞒。实际上，李毓昌之死是个惊天奇案，李毓昌并不是自杀，而是“被自杀”，作案者不是别人，正是山阳知县王伸汉。

原来，李毓昌到了山阳县，掌握了王伸汉捏造户名、冒领灾款的证据，并已经写成报告，准备呈递上去。王伸汉知道后，生怕事情暴露，便派家人包祥与李毓昌的仆人李祥勾通（两人原来认识），准备贿以重金，但被李毓昌严词拒斥。后来王伸汉又许李祥以好处，让他把李毓昌的报告偷出来销毁，但李毓昌防范甚严，无从下手。王伸汉不能得手，遂邀李毓昌到县衙喝酒，将之灌醉。李毓昌回到住处后口渴要茶喝，仆人李祥在茶里放了砒霜，李毓昌喝下后腹痛吐血，李祥又怕其不死，与另二人一起将之勒死，悬挂到屋梁上，伪造自缢身亡现场，第二天清晨再装腔作势地去向王伸汉报案。

王伸汉接到报案后，确认李毓昌已死，马上赶到知府衙门向王毂禀报，并说了谋杀的实情，“求其保全，不敢忘恩”。随后王毂前往验尸，“任听仵作喝报”——显然仵作已被吩咐怎么出具验尸报告了，做出“自杀”的结论，准备了结该案。

李毓昌家人接到死讯后，从山东即墨赶到江苏运回尸体，王伸汉向李毓昌叔父李泰清赠送150两银子，并告诉他回去后尽早安葬——“归宜即营葬”，显然是想出点钱安慰死者亲属，让其尽早安葬了事。因江苏官方已经做出“自杀”的结论，李泰清虽对李毓昌自杀抱有很大怀疑，但无法追查真正死因。

李毓昌尸体运回老家后，妻子林氏检查其遗物，发现一本书中夹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是没有被李祥等人发现的报告残稿（成稿的报告已被搜走）；另外还发现衣服袖口有血迹，并且有毒，如果是上吊自杀，当然不可能拿衣袖去擦拭，也是不可能有毒的。所以，李毓昌家人怀疑其被谋害，开棺检验尸体，证实确有中毒迹象。

于是李毓昌家人赴北京鸣冤告状，嘉庆皇帝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让山东巡抚吉纶主持验尸，也得到确凿证据，之后将王伸汉、李祥等涉案人员押赴北京会审，各犯对合谋杀人事实供认不讳。据王伸汉供诉，发给山阳县的九万多两银子的赈灾款中，被其冒领的有二万三千余两，其中一万两送给了王毂、督查组其他人员等，归其自己的是一万三千余两。

关于李毓昌为什么会“被自杀”，嘉庆皇帝看得很透，他批示说：“试思职官身死不明，显有疑窦，该地方官尚相率朦混，不为究办；若无告穷民，衔冤负屈，又岂肯尽心推鞫，为之申理？其草菅人命之事，不知凡几矣！外省官官相护，系向来陋习，今官员内有相残之事，不加究诘，可见相护者乃狼狈为奸耳。”

嘉庆皇帝的这段话可以说揭开了官员“被自杀”后面的政治逻辑：以技术而论，一个人是不是自杀是不难弄清楚的，那些明显的疑点为什么会解释不清楚，“被自杀”现象为什么会一再出现，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以大白，推根究原，大概不是“相率朦混”，就是有人“相护”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官员都会“被自杀”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如果官员对同僚都敢玩“被自杀”，那么他们以‘‘被自杀”对待“无告穷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连李毓昌那样的办案官员“被自杀”都“相率朦混，不为究办”，那么“无告穷民”“被自杀”又有谁“为之申理”？

P23-25

官民冲突应该如何消解

仇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态。《清史稿》中就有记载，在18世纪末的四川、湖北，政府在各种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误，导致老百姓“益仇官”。“益”者，更加也。有“益”字，说明仇官的社会心态早已存在；加上“益”字，不过更形严重而已。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写史者说：“乱机四伏矣”。

仇官的主体是民众。民众为什么仇官？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群，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因而原因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如果深究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则可能都与“国家困境”有关。

国家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是文明的重要发展阶段。但是，自从有了国家，它作为一种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其拥有的合法暴力也可能对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因而与文明背道而驰，甚至成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人类社会的困境由此而生。这种困境，可称“国家困境”。

“国家困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妨以经济生活为例。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商品的交换。在一个完全利用暴力进行劫掠的混乱状态下，交换无法进行。交换的前提是产权的保护。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这四种基本权利。产权在其核心意义上就是财产权，即“产权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控制和处理财产的权利”。假如没有产权，个人无法就其财物进行控制和处理，也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文明发展就停滞在很低的层次上。

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受到严格保护的产权结构，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然而，要保护产权，就必须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一个以暴力为后盾的组织提供，这个组织就是国家。但是，这种强制力量如果不受制约，由于它自身具有掠夺性，很可能又会反过来破坏产权，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退。这就是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所指出的一个论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被称为“诺思悖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也曾经这样表述过国家作用的“本质两难”（Fundamental Dilemma）：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即执行合同；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  所谓“本质两难”，就是一种难以解决的困境。这种困境，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国家不行，但有了国家仍然问题多多。从民众的权利角度去看，没有国家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但有了国家个人权利却又可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侵犯。这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有体现，无须一一列举。

“国家困境”之所以是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同经典理论所说，是因为国家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所谓统治阶级，就是国家管理者，一个利益集团。按照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观点，利益集团是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群体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为了谋求利益，其谋利的方式，往往是“分蛋糕”和“抢瓷器”式的。所谓“分蛋糕”，是说他们不是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做大蛋糕），而只是争取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分得更多的蛋糕）。为此，他们如同到商店去抢瓷器，为了多抢一只瓷器，不惜打碎两只瓷器。

在世界历史上，所有前现代文明社会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掌控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往往为了本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在历史上是皇室、贵族和官吏集团。中国最早记录官制的文献是儒家经典“三礼”。“三礼”中的《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疏：“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

从宽泛的角度去看，所有皇室、贵族及官吏都可归为与“民”相对的“官”集团。这个集团，掌控着公权力，但公权力常常不为公共服务，而是成了其谋取私利、侵犯公民权利的合法工具，官民矛盾乃至冲突由此而生，民众对此不能无怨。这就是社会仇官心态产生的根本原因。

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民众与“官”集团的矛盾。官民矛盾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官民矛盾也是所有尚未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深刻理解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找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

官民冲突是“国家困境”的衍生物。解决官民冲突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克服“国家困境”。而克服“国家困境”，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主线。现代文明国家的诞生，是成功克服这一困境的结果。至于克服这一困境的办法，西方思想家在历史实践中，总结出必须用权力去制衡权力的思想。国家权力，经过西方思想家的归类和抽象，最根本的是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只有让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才不会侵犯个人权利，“国家困境”才有望解决，官民冲突才会消解。

为贫弱者争尊严

本文为应《杂文选刊》杂志邀约所写的“作者告白”，聊当后记。

近两年，我给《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刊写专栏，写的是“历史评论”，主要借历史评论现实。这是一种“另类”的时评，谈的是历史，但聪明的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文章针对的其实是现实中的新闻事件。

采用这样的写法，好处主要在于可以突破众所周知的言论尺度。因为文章中用的是历史事例，绕开了现实，不是直接针对现实发言，有些人即使看了不高兴，但也不能对号入座，将文章中所说的事指实为现实中的人和事。同时，在历史事例中，却可以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总结历史现象，做深度的评论。

试举一例。2010年4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一文，次周的《南方周末》将之列为“一周高论”，评审者的“推荐理由”说：“历史评论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章，最引人人胜之处往往是以历史镜鉴现实。此类文章所引掌故新奇有趣，相对于一般的时评体，更具‘观赏性’。不过，历史评论写作困难，考据不易……”、

 这段评议可谓知音之论。如其所言，历史评论不仅可以“以历史镜鉴现实”，而且具有“观赏性”。而写作的困难，在于与现实案例形神皆似的历史事例并不好找，考据更是费时费力，等等。当然，最难的还是发现历史和现实事象后面的规律，提炼出具有“镜鉴”价值的观点。

《中国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一文写作时，受到许多新闻的触发。一类新闻与房地产业有关，如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如任志强等年薪高达七八百万元，而建筑工人却因拿不到七八百元钱的月工资而需以跳楼的极端方式讨薪，两种现象相对比，实在让人愤慨！与之同时，新闻中不断出现普通民众在公安局、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比如陕西省丹凤县19岁高中生徐梗荣被警方传唤，后猝死在公安局。上述诸多社会现象，应该如何看待和评论？它们之间有无内在联系？

我以为，这些现象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民众的权利贫困。不仅这几个事例可作如此观，2009年绝大部分的公共事件也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民众的权利贫困，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许多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文中提出，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现象，“中国人应该反躬自省：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并提出核心观点：“只要普通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改革必须不断增进普通人的权利”。

过去的3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表现，就是将近10％的GDP±曾长速度。但是，在GDP后面，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社会现象表明，中国民众还处在“权利贫困”的历史阶段。权利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权利的贫困，如民工低工资且需以跳楼的方式讨薪；二是人身权利的贫困，普通民众在公安局、看守所不断遭遇非正常死亡，说明人身权利没有保障。

如果以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那么我们就有了另一种评判历史和现实的新角度。以中英历史为例，尽管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被估计超过了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但是从普通民众的权利去比较，那么就可以发现，无论是经济权利还是人身权利，1 8世纪康乾盛世下的中国民众，并不比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民众更有保障。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这实际上说明，中国康乾盛世虽然经济总量庞大，物质文明似乎也比较高，但实际上社会文明程度并不高，其理由便是民众权利并不比英国中世纪更优越。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以史为鉴，当代中国的发展更应该从增进民众的权利着手，全面提升社会的文明层次，而不是简单地强调GDP总量及增速。

中国的民众，是贫者、弱者，他们的生活缺乏尊严。而有尊严地活着，乃是人的天赋权利。有尊严地活着，就需要权利的保障。只有权利受到保障，才能免于贫乏，免于人身权利受侵害。然而，中国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既不清楚自己的权利，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为他们争尊严、争权利，便是我等写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我等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为他们争尊严、争权利，也就是为自己争尊严、争权利。

一本内容丰富而有趣的书，作者关注的“国家困境”问题，即合法暴力的正负作用问题、官民关系问题，正是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的核心问题。

——吴思（著名学者）

官民冲突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重复，到今天也还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普遍关注、洪振快先生的著作《官心民意》让我们清楚看到，中国虽然抱怨暴君昏君庸君、诉说官民冲突两千多年，但始终没能变被动为主动，始终没能放弃对神明君主的期盼。要终结官民冲突，没有另l的选择，只有民主宪政权力制衡，其他都不靠谱。

——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

 洪振快是个喜欢钻故纸堆的人，写出的东西扎实、可靠，而且刁钻古怪，思人所未思，想人所难想。文章不长，但属于那种拿起就不想放下的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纵观历史，官民矛盾确实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主要作用力。官员在人民身上打什么主意、人民又期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这个问题不能不弄明白，本书的价值在于用生动而真实的历史故事，揭示官心和民意这对核心矛盾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体现，不仅还原了诸多被误解和扭曲的历史真相，而且对理解和解决当代社会官民矛盾大有裨益，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在泛娱乐化的当下，洪振快是属于极少数既年轻又读书的人。他不仅读，而且思。为文游走干历史与现实之间，字里行间跳动着灵性和知性，好读，耐读！

——徐庆全（《炎黄春秋》副总编）

左手历史，右手现实。这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具魅力之处。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更生活在历史之中。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历史和现实的左右手，并通过这双手，举历史之镜，鉴现实之弊，启未来之门。

——曹保印（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