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新注(精)/大家小书》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知名学者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精义迭出。书中提出了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容的“境界”说，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徐调孚先生的校注本被认为是最为完备的《人间词话》版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物。

《人间词话新注(精)/大家小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人间词话”，下卷为“人间词话附录”。上卷是根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本整理而成的；下卷系辑录《人间词话》以外的王国维零星论词言论而成。《人间词话新注：大家小书》内容包含“校”“注”两部分。“校”说明与其它版本(特别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作比较)文字重要不同之处，可见作者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和对文献的精审态度。“注”是参照旧注加以补充修订而成。其引文亦能注明出处，使人一目了然。

几点说明

上卷 人间词话

下卷 人间词话附录

 （一）论词语辑录

 （二）人间词话选

附录略论王国维的美学和文学思想

修订后记

王国维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但是，在青年时期，他却主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正是他的世界观逐步确立的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治学方法给予他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王国维仅仅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加以研究，并不盲目信从和崇拜。他认为孔孟之道不是宗教教义，说：“孔孟之说固非宗教的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他还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回顾中国思想发展史，赞扬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灿然放万丈之光焰”，认为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造成思想僵化停滞。他鼓吹“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他认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因而主张大量输入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希望学术研究以探求真理为唯一目的，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并且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所以，从他的世界观的整体看，王国维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体素赢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虽曾一度倾向于维新运动，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却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他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理解，甚至骂孙中山、陈天华为“不逞之徒”，政治上渐趋保守。但是，他的最高的生活理想不过是脱离政治，不问世事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而已。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生活上对于罗振玉的依赖，他先不得不流亡日本做“遗老”，更想不到还成了食五品禄的文学侍从之臣。这在王国维恐怕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吧。他的思想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社会思想和他的很可能并非自愿采取的顽固保守的政治态度之间，在思想上的软弱、保守、妥协性和学术研究上的勤于思索、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作为一个“遗老”，王国维是不足称道的，尽管他的死是令人同情的。作为一个学术家，王国维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不论在史学方面还是美学和文学理论方面，他都是代表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最高成就的重要学者之一。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和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学术家。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主观唯心主义到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大体看来，王国维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九。一至一九。五年，是王国维研究哲学和美学、信仰和宣传叔本华哲学和美学的时期；一九。六至一九一二年，是逐步摆脱叔本华思想的束缚，独立研究美学、文学理论和戏剧艺术史的时期；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七年，是在史学研究中表现了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王国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史，认真研读康德、叔本华和洛克、休谟的著作。叔本华立刻征服了他。他完全拜倒在叔本华脚下，成为其忠实信徒。他认为叔本华和尼采哲学都是“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先进思想，而叔本华哲学更是“凌轹古今”的伟大哲学体系。

P243-P245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本书初版于一九八一年，现修订重版。这里，想把几个有关问题简单交待一下。

《人间词话》原稿藏北京图书馆，一册，三十二页，是一个旧笔记本。封面书大字“奇文”“国华”“光绪壬寅岁”。小字为“人间词话”“王静安”。国华乃王国维弟，号哲安。看来，这个笔记本原来是他抄录资料的，后来为乃兄所用。第一页书七绝六首，有“王国维字静安”朱红印章，当是王氏作品。从第二页开始为《人间词话》原稿，共二十页，每页二十行。原稿后空白三页，随后是“静安藏书目”九页，有“王静安”蓝色印章。一九六三年，在赵万里先生帮助下，我得以借读原稿，并全文录出。本书上卷正文就是据此整理而成。由于当时匆匆抄录，虽曾复核亦难免有错漏，这次订正原稿正文时曾参考陈杏珍、刘煊同志的《(人间词话)(重订)》(见《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特此申明，并致谢意!

我所见到的《人间词话》注本有：徐调孚校注本(《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以下简称通行本)、许文雨注本(收入《文论讲疏》，正中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版)以及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本《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四种注本，尤其是前三种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一部新注，是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而成。特在此郑重申明。

我编写这部新注主要是想把《人间词话》原稿如实介绍给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王氏从125条原稿中，仅仅选取63条，并重新编排，润色文字，交《国粹学报》发表。他力图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国粹学报》本对研究王氏美学和文学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原稿的内容远比《国粹学报》本丰富，王氏的思路也比较容易看清。因此，它对研究王氏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同样有重要价值。……

最后，简单谈谈《人间词》甲乙两稿序。这两篇序，赵万里先生在王氏年谱中明确指出乃王氏自撰。徐调孚先生的《校注人间词话》和王幼安先生校订的《人间词话》(即通行本)都把这两篇序作为王氏著作收入。不少研究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也把这两篇序作为王氏论述引用。可以说，它是王氏作品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近来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两篇序的作者是樊炳清而不是王国维。(《(人间词序)作者考》，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这种意见本人不敢苟同。首先提出两序是王氏作品的赵万里先生已经去世，他的王氏年谱确实没有详谈这个说法的根据。但赵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绝不会毫无根据地硬把别人作品说成王氏作品。赵先生与王氏关系密切，又是王氏遗著的整理、编辑人，言必有据。以常理推论，当为王氏告知。笔者在京时，也曾向他面询此事。他明确回答：“是静安先生所撰。”语气肯定，未作任何解释。王氏确有一友人，名樊炳清(字少泉、抗夫，见本书上卷第26条)，而《人问词》甲乙两稿序署樊志厚。樊炳清和樊志厚或是一人。所以，两序虽署名樊氏，但实出于王氏之手。假托友人名字为自己的集子作序，王氏还有一次。集中了王氏后期学术论著精华的《观堂集林》的序言也是王氏自撰而署名罗振玉(王氏致友人蒋汝藻函中明言之)。再者，两序持论与文风和《人间词话》大体一致也可以作为王氏白撰的内证。总之，赵万里先生的说法应该说是权威性的，现在似乎还不应轻易推翻。因此，本书仍把这两篇序作为王氏著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