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本书为其中一册，以人物、事件为主线，以选入本书的具体人物或事件划章节。对陪都学界代表人物的生活、学术生涯、奇闻轶事等作全方位的扫描和阐释，并配以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丛书内容并茂，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史料属首次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历史，走进那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解读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无疑是一套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的丛书。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悲壮的高校西迁

“开开‘文化矿’”的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

抗战时期的中央研究院

罗家伦与中央大学

复旦大学在夏坝

“法学摇篮”朝阳学院

抗战陪都的本土学府——重庆大学

大气磅礴的本色学人——傅斯年

“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晏阳初

陈寅恪教授三次到渝的故事

在古庙构思儒学大著的唐君毅教授

抗战陪都的烧磁文化区

张伯苓与南开的素质教育

陶行知和他的育才学校

抗战时期的江津教育

四壁清风石墙院——陈独秀的晚年生活

杨芳龄与陪都名校广益中学

后记

抗战陪都的本土学府

——重庆大学

四川天府之国，从先秦到汉唐，其经济文化一直以川西平原的成都为中心地带。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庆辟作商埠，因有两江合流、舟航转运的特殊优势，于是“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合必于重庆”。商贸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川东地域经济的发展，重庆崛起成为西南重镇。

随着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法、美、德、日、英等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的结果，推出新的代表人物刘湘主持川政。

刘湘主持川政后，极为重视发展教育。继1926年拨盐税一部支持创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学后，1929年又组建重庆大学，又在磁器口积极筹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并指令21军军部创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刘湘还支持在北碚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担任董事长。

刘湘对筹建重庆大学有深邃的见地，他认为，世界各国之所以有进步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赖有完备的大学研究之所。因为大学设立，才能够演进学术，阐明真理。因此，“欲解决种种问题，与列强相处于平等地位，应取法列强，办理大学教育”。

1929年8月4日，刘湘在21军军部召开的重庆大学筹备会上指出：“重庆乃西南重镇，川东首要之区，大学之设立仍付缺如，这实为重庆地方之耻辱。此间中学毕业学生，除负笈远游外，无升学之学校，……为社会需要计，为四川前途计，重庆大学不可不办。”

这次会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刘湘又四次召开重庆大学筹备会会议，讨论诸多问题，决定在菜园坝临时校址招生行课，又派人在重庆市内精心选址。考察人员沿两江上溯，实地踏勘。发现一处新址最为可人：地处红庙子，面临嘉陵江，左挽磁器口，右连成渝路；一野平川，水陆称便，天空地阔，适宜读书。这红庙子就是如今沙坪坝到磁器口襟靠嘉陵江这一大片土地。

到了10月23日，重庆大学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刘湘任重庆大学校长，并抓紧了购地建校的工作。1933年夏，建于沙坪坝红庙子的重庆大学理学院竣工，嘉陵高崖，建筑挺拔。10月，师生从菜园坝迁入。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庆大学为四川省立大学。

早在重庆大学创办之初，《新蜀报》、《大中华时报》纷纷载文就学校仅设文理两种予以评论，认为未立工商，设科片面，这是轻视文化学术的做法，不利于人才培养。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四川省教育厅又对成渝两地高校做了调整，把重庆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将四川省工学院划入重庆大学，让重庆大学成为一所工科大学。

这种做法引起重庆大学师生强烈反对。教授们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们认为，综合性的高等学府，要培养精神高尚、学见丰富、多科通识的精英人才。裁割文科，无异于裁割一校之灵魂。重庆大学既有高远的建校方略，面临“文化颓废、国势替凌”的局面，就更应该研究国学，中西兼备，以求得综合创新。校长胡庶华坚决支持广大师生的反裁并斗争。但当局执意裁并，斗争终归失败。

重庆大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二任校长胡庶华。湖南人胡庶华是留德的冶金学家、教育家，他归国后连续考察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受刘湘邀请，做了重庆大学校长。他的文化视野极为开阔，学术识见极为深邃。在对重庆的经济、地理作了一年的考察后，胡庶华写出《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他以重庆大学1935年、1936年的招生为例，指出头年新生标准40分及格，第二年也只有45分及格，可见重庆中等教育的落后。虽有城市电灯、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看似有都市规模，细加分析，“则去现代文化的水准还差很远”。他据此提出重庆市应将沙坪坝作为一个文化区来建设的主张。  1937年底到1938年初，胡庶华领导重庆大学积极开展了文化区建设的实践。

先是重庆大学1938年1月，致函周边的教育、文化等企事业单位，邀约来校开会，商议“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合组实施办法”，并最终于当年2月6日举行“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提出“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继后，重庆大学又积极为该自治委员会干事会议提供办公用具、活动场地和办会经费。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这个以履行政府基本职能为主旨的民间组织，“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对区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而重庆大学作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6月，胡庶华辞职离校，接替重庆大学校长职位的是叶元龙教授。是他领导重庆大学，一如既往地推动了沙磁文化区的各项活动。

叶元龙，安徽歙县人，早年留学美、英、法等国，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他1927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安徽省教育厅长、财政厅长，济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叶元龙受任重庆大学校长前，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任上。

胡庶华提出辞去重庆大学校长职位，四川省政府先是任命四川大学化学系主任曹四易接任，不料重庆大学“挽胡拒曹”，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拖了几个月，四川省政府转了个弯，重新任命叶元龙为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这才使事态平静下来。

叶元龙担任了重大校长，也同时接任了胡庶华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主任干事的职务。

叶元龙于1938年11月7日到校赴任，马上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改组活动，一件是重庆大学省立申改国立的促进工作。

随着战争全面爆发，沙磁地区的入驻单位日渐增多，辖区内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省教院、中工职校、大公职校、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大鑫炼钢厂、豫丰纱厂、兵工署24厂、中央电台、合作五金制造厂、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沙坪坝电厂、巴县汽车公司、行营第一军械库、川康银行、金城银行、国立药专、省立女职校、北平师大劳作专修科、中央研究院仓库、沙坪坝邮局、巴县龙隐试验乡公所、大成糖厂、重庆牛奶场、昆仑纸厂、小龙坎龙隐人力车行、资源委员会轻油厂等多家单位，自治范围逐步扩展，改组扩大工作日益紧迫。加之当时四川省政府又将歌乐山森林区委托给地处磁器口的会员单位四川省教育学院管理，重庆大学和省教院共同发起建立了歌乐山乡村建设社。文化区领域又进一步扩大。

1939年1月30日，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扩大会。这次会议由叶元龙派出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认真讨论了新的组织草案，并扩大改组，重新将该会定名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选出叶元龙、王韬甫(巴县县长)、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周越浩(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主任)、潘仰山(豫丰纱厂经理)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叶元龙为主任委员、王韬甫为副主任委员。

在抗战烽火中，重庆大学积极投入宣传的洪流，为民众觉醒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日寇重压下，国民党二号人物、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卖身求荣，叶元龙校长率全校教职员工发出《阐明国是声讨汉奸》的电文，对其卖国行为作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抨击。电文指出，“立国之本，在于文化与教育。……今日誓死抗战之意识植基于此，将来无穷建国之大业，亦植基于此”。当时，沙磁地区各界纷纷举行以“讨逆锄奸”为主旨的活动，冯玉祥将军倡导发起“捐款建墓铸逆”运动。重庆大学师生热烈响应，走上街头，向民众散发讨汪传单。

1939年7月7日，沙坪文化区“七·七”抗战建国两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大学体育场举行。重大师生邀约南开中学、中央工校、省教院、药专的师生一道，办墙报、贴标语、演出话剧、放映电影，使社会各界的民众受到热烈的鼓舞。纪念大会召开的当天，师生们在校园内热情服务，四下巡逻，最后组织了向前方将士募捐的“献金”活动，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作为文化区的脊梁柱石的重庆大学，随着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日渐繁重，它的“经费支绌、设备欠周”日显突出，1939年1月12日，重庆大学成立“四川省重庆大学国立促进会”，发起大学升格的国立运动。师生们广泛向各界和政府当局递送促进会“宣言”，从历史现实、交通地位、学校现状、办学经费、成渝比较、国内高校等方面陈述了六条情势，表达了希望改省立为国立，以获得充分发展，适应抗战需求的心声。宣言指出，重庆大学从1929年创建，1935年改为省立，“幸赖政府当局深切关注，历任校长惨淡经营，与各界文老之热烈襄助，设备渐充，人才蔚起，实质精进，声誉日增。”但“本大学尚无确定设备费，”而每年仅有的五十万元经费，也多是七五折且欠至数月核发，遂使学校行政“多受掣肘”，不仅“影响校政”，而且“贻误西南文化之发展”。

当时教育部久有大学国立的规定，而且数年之间，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等皆先后改为国立，省立大学所剩无几。宣言呼吁政府公鉴，改重庆大学为国立，以获发展之规模，以应抗建之需求。然而，宣言递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手中，答复是“应暂缓议”，便搁了下来。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过将重庆大学改为国立。

抗战时期，重庆大学发展为有三院十二系二个专修科一个师资班。工学院院长由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担任，理学院院长由著名数学家何鲁担任，商学院院长由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担任。延聘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潘序伦、柯召、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朱森、毛鹤年、丁洪范、朱祖晦、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罗蜇潭、叶谦吉……他们一面教学，一面著书，“研究学术，哺育英华，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P45-52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蓝锡麟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人对其中昕披露的，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颇感兴趣，建议拓宽层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于是，催生了这套《重庆旧闻录1937-1945》。

所谓旧闻，是与新闻相对而言。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举凡新闻，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由此推远开去，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  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特指抗日战争时期，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正如《溯游抗战重庆丛书》业已提到的，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的重庆，与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创造出了震烁当世、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这套丛书取名《重庆旧闻录1937-1945》，可以视作它的续编。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电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人层面在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而这套丛书，

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军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美术界、戏曲界、帮会组织和“下江人”群体，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笑林”和“百闻”，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其中有的近似于《大唐新语》，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一概归之为旧闻，只依据一条共性，就是都有事实根基，都具传播价值，决非胡编乱造。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那是因为，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重轻之分，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_应亲历亲知；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都能记住，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然而，并不是未人史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重庆旧闻录1937—1945》正是做了这种事。虽然其问述及的往事，并非全都壮怀激烈，业已汇人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变化多端，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因此，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对今人，对后人，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

我应约主编《重庆旧闻录1937-1945》，文稿次第都读过了。我要负责任地说，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奉实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诚信，二要可读，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判断亦有差异，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庞观在宇，微观在握，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自作取合。

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

抗日战争时期，沙坪坝、磁器口成为陪都著名“沙磁文化区”，高校逾30所，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军立、教会立学校多达200所，师生往来，声气相求，形成战时教育大园区。连同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汇集了中国学界几乎所有的泰山北斗、一代宗师，陪都教育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延续中华国脉天香，永留史册珍贵篇章。

2002年初，重庆市沙坪坝区组织力量，搜集史料，在嘉陵江边千年古镇磁器口宝善宫辟建全国首家教育博物馆，推出首展《光照千秋的沙磁教育》。“沙磁教育”是个代名词，“沙磁教育”实际上是浓缩的陪都教育。筹建者运用先人的智慧，像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的概括一样，也以地域名之，处理了这个专题展的题材。

磁器口有九宫十八庙，足见当年教派众多，香火甚旺。宝善宫这个百年道观，斜巷歪门，地势僻静。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用作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嘉陵附属小学，一位叫范仲琳的省教院学生担任了这所小学的校长。从这所小学里后来又走出一个学生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就是——丁肇中。范仲琳校长持事的嘉陵小学当年实施国难教育，墙壁上绘有沦入敌手的东三省的地图，正殿大门挂“正气同流”横额。这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教育场景，原本就是精彩的人世华章，警世的传响天籁。是鲜活情境，也是人生悬案；是丰满细节，也是精神碎片；是四合院落，也是机趣哲理。从这里散发出的中华文明的生命气息和抗争风貌，深深地熏染了每一位来访者。可惜的是这处原生态教育场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因为种种原因，已被改作他用。

宝善宫的办展，时暂力薄。搜集资料好比进山探宝，匆忙而归。在浩瀚尘封的史料中，只拣得几块片瓦残砖，拾来几枚松针野果，便推出这个久违的展览。笔者作为展览策划人之一，深知抗战大后方教育的研究几十年来，值得清理需要清理的东西太多太多。因为形成“家国危难唤醒希望的民族，教育经典属于所有的世纪”这一共识尚且不易，要整理尘封的档案更是极为艰难。别的不说，单是寻找当年的经历者、见证人(而今多是七八十岁老人)来抢救发掘这件事，本身就迫在眉睫，而又困难重重。

写进这本小集子里的，大多是笔者在宝善宫办展之后留心寻访搜集到的史料。笔者不治教育史，也非从事文博专业。就是在这一次次的端详和触摸中，一回回的聆听和远眺中，心香油然飘逸，感悟已然延展：教育经典真正是属于所有的世纪!

感谢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教授、毕诚博士、方晓东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原国家副总督学郭振有先生，深圳大学熊贤君教授，华中师大余子侠教授，四川师大吴定初教授，是他们多次来渝指导，提供史料，鼓励开掘；感谢原沙坪坝区委书记魏益章先生，他持事时识别确认宝善宫的资源属性，拍板创建了这家教育博物馆，开启了我们的“存史”工作；感谢沙坪坝区教委的张莉生女士、赵卫老师、张华老师的大力支持，帮助我查阅资料；感谢老友廖重力先生，前后数月，帮助我整理图片，翻拍资料；感谢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王康先生以及朱崇凯先生、杨伯庸先生，他们提供了唐君毅、杨芳龄的大量史料；感谢成都中科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陈尚朴先生、陈蓉女士，重庆大学吕厚余教授，重庆教育学院吕厚聪先生，重庆师范大学陈前进教授、陈建军主任、温宗全教授为本书提供资料、信‘息；感谢妻子陈尚愉，帮助完成本书的文稿打印。

最后，深切感谢蓝锡麟先生、邵康庆先生，热情邀请我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工作。

作者

200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