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已经过去。对这一个世纪的南戏与传奇研究作一番检视，我们得出两个也许不甚客观的结论：一是与金元杂剧的研究相比较，20世纪南戏与传奇研究多少显得有些冷落，在整体上有不够厚重之感。二是在元明清三代薄弱的研究基础上，经过学者们前50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努力，20世纪后50年，南戏与传奇研究的冷落状态渐有改观。

给20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至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拘“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20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Et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能吸引学界的目 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外，其他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年11月17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