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原始宗教信仰,儒释道以及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的全面关系及其深刻影响，包括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社会观、伦理观，文艺创作理论、审美观等，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对工艺、科技等的影响。作者认为，宗教与其他上层建筑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融摄，互相渗透，从而形成庞大的、色彩缤纷的中国文化系统。本书作者还对西方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有关论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宗教”与“文化”这两个范畴做了全新的阐释。

在历史长河中，传统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无论是宗教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的影响，还是各种形式的文化对于宗教的影响，都是巨大而且深远的。这个历史事实，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普遍根据。①

意思是说，宗教作为颠倒的世界观，FF．I神圣的名义构建出了“这个世界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论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在政治制度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义性。为苦难人民提供感情上的慰藉。马克思事实上承认了传统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对哲学、政治、道德和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的深刻影响”。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评论。他在1963年关于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批示中说，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所说的“批判神学”理解为对宗教进行理智性的批判研究，那么，毛泽东事实上也承认，在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中渗透着宗教神学的作用和影响；不了解宗教神学在历史上的这种作用和影响，就搞不清，更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世界史。当然，马克思和毛泽东对于传统宗教之社会文化作用的评价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其实，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圈内，早已成了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争鸣齐放，很是热闹。对传统宗教的文化作用持马克思、毛泽东一样的否定性的批判态度者有之，但给予肯定性评价者亦有之，而在西方世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就更多一些，在这个领域内，俨然成为学术的“主流”。

在我们中国的人文学术界，随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对于传统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被学者热心地关注起来，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理论和学说。尽管他们的具体论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反对，但对传统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的重要影响却是一致承认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关于中国传统宗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人文学术性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基本上中断了。毛泽东关于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的指示，在实际学术生活中不是表现为通过对宗教的理智性批判，来加深对哲学史、文学史和人类社会生活史的理解，而是变形为通过哲学史、文学史和中外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政治上的“大批判”，以加速宗教在历史上的消亡。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才逐渐变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各行人文学者，特别是宗教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宗教本身不仅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而且自它创生以来，对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其他各种文化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提出了对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文化”进行重建的问题。学者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在我国当代和未来社会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中，宗教应该和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文化学术问题。我国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正就此进行热烈的探讨，发表了各种值得重视的意见。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激起了我们的学术关切，学界朋友的各种高见也引发了我们参与讨论的兴趣。于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就列进了我们这几年的研究计划之中。

总的说来，我们四人对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上具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正是这些共同的学术观念把我们凝集在一起，从事这项学术研究事业。

我们的基本共识主要有四点：

第一，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历程是一脉相承的连续体，没有人类在既往历史中的文化创造，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更谈不上未来社会的文化建设。如果我国要发展现代，建设未来，那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有一个清晰而透彻的了解。因此，要说明我国的宗教在未来社会的文化建构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我们就必须具体研究从古及今的中国宗教史和中国文化史。只有具体而非抽象地、深入而非空泛地研究传统宗教与各种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文化的现在，也才能比较科学地设想和建构它们在未来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第二，中外学术界关于宗教一文化关系的学术纷争，究其原因，常常是由于对“宗教”和“文化’’概念，宗教究竟为什么是一种文化，又如何作用于其他文化，反过来，其他文化又如何作用于宗教等基本问题缺乏哲理性的深层探讨，作出了随意性的规定。我们的研究力求避免这种偏向，努力把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关联的具体说明建立在宗教与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上。

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敬天法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宗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周公旦通过“制礼作乐”使之完善化，形成为一种具有浓烈宗法伦理色彩的宗教文化——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哲学本质上是这种作为宗法伦理宗教的礼乐文化的人文化的产物，它在西汉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独尊至上的国家哲学和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同时也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教义，儒家哲学教人以“忠君孝亲”之义，国家宗教则行之以“崇天祭祖”之仪，二者实质上是本质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儒家作为国家哲学的至上地位事实上也被后来兴起的道教和外域传来的佛教和其他宗教所接受和承认，把奉行儒家伦理规范、完善道德人格作为善有善报以及成佛成仙的一个重要标准。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以宗法伦理为中心的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而它并非宗教。所谓一切文化皆以宗教为其核心的说法，尽管在学术领域广泛流行，但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意义是大可怀疑的。

第四，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文化史、思想史证明了的普遍原理。根据这条原理，我们在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确立了一条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这就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去说明中国的宗教，而不能倒过来用中国的宗教去说明中国的文化。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宗教研究中的体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过：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宗教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宗教。按照我们的理解，广义的“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人类的全部历史实质上也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历史。

上述四条，仅只是我们四人在这个领域内的基本共识，至于其他方面的共识，就不在此一一尽言了。当然，在不少的具体问题上，特别在学术论证的具体方法和表达观点的具体方式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个性。我们认为，这种特殊性或个性在文化学术研究中是应该受到尊重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学术。强求一致，固执观点和体系上的整齐划一，只会窒息文化和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灰暗无光的荒漠。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因此，我们在合作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这一共同课题中，虽有基本的共识，但却努力保持每个人的学术个性。我们不打算、也没有去建构一个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问题的严整一致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努力就此问题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解答的问题，叙说一些我们个人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发表一些纯属个人性的一孔之见。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上，彼此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有可能互相对立。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文化学术研究的方式，也许更有利于文化学术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合作研究的成果按专题内容分辑为四个单行本付梓问世：

一、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吕大吉、牟钟鉴)

二、宗教·哲学·伦理(余敦康)

三、宗教·文艺·民俗(牟钟鉴)

四、宗教·政治·民族(张践)

我们选择的这种处理学术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写进四个专著单行本中的学术见解能否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那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所能决定的，我们真诚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