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的文风，敏锐的思维，缜密的言说，学院批评家吴俊将学院精神与新锐姿态融为一体，介入文学发生的现场，发现被遮蔽的秘密，澄清文学的尴尬，质疑文坛的众生相，面对无从命名的文学变局时代，再次为读者展现一道当下文学批评的人文景观。

学院批评家吴俊的最新文学论著。面对无从命名的文学变局时代，作者以理性的思想激情介入文学发生的现场，发现被遮蔽的秘密，澄清文学的尴尬，质疑文坛的众生相，在喧哗之中坚执批评的正义。犀利的文风，只眼独具的敏锐，缜密的理论言说，将学院精神与新锐姿态融为一体。本书再次为读者展现一道当下文学批评的人文景观。

自序 1

文学世情

我看林白 3

王安忆的叙事技艺 9

《暗示》的文体意识形态 23

王蒙的“世情书” 34

漫说叶弥及其小说 37

越过青春沼泽的期待

——潘向黎小说蠡测 40

青春祭小说

——读南妮《死亡誓约》 45

语言的文学呼吸 48

坚执正义的文学批评 55

我所见的徐中玉先生 60

广陵散尽绝学亡

——话说吴梅生平 65

变局观察

走向终结：中国文学的世纪之交 73

民间性的传统 93

文学杂志：从中介到中心 102

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

——关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 110

另类文学及其宿命 130

关于九十年代的学者散文 141

文化与人格的重构

——关于知识分子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对话 161

大题小做

炒作辨 179

发现被遮蔽的东西 185

质疑公共知识分子 187

公共知识分子“骂娘” 192

文学评奖滥了吗 194

话说文学的“后退” 196

上海：小说的“空洞化” 198

有关或无关乎男女

——《谁与争锋——世纪之交的经典读本》

(短篇小说卷)序言 203

我喜欢她们的理由

——《谁与争锋——世纪之交的经典读本》

(中篇小说卷)序言 206

“八十后”的挑战 210

文化明星不足非 212

我们时代的精神症状 214

为人性美好而文学 218

林白最近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妇女闲聊录》。一般读者的反应我不得而知，批评家们则(几乎)一致叫好，评价很高。但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也许是我对这部作品的好处至今仍比较隔膜，所以反应迟钝。虽然我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了这部作品，但它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兴奋感，也谈不上任何阅读快感，甚至还几次想弃之不看了。这部作品难道没有新鲜感吗?决非如此。它的语言、文体和故事，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且，从我所了解的林白其人其作的历史来看，她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和状态，对我也是新鲜的。那我为什么非但没有阅读好感并还会产生厌倦心理呢?(我的这种感觉如果稍嫌表达过分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我对这部作品是不以为然的。)下面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我的理由，就算是读后感吧。

首先是这部作品的语言(叙述)方式。它是用近乎完全的口语、口述的“实录”方式构成的，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方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方式显然是非常极端的。对此，有人或许会誉之为文学(语言)的“革命”创举。但从我的文学观念和经验判断(特别是实际阅读的体验)来看，口语、口述的实录必然会带来表达(叙述)上的支离破碎和重复累赘，而这种后果对文学作品非但毫无文学意义，而且还是深刻的伤害。方言的频繁乃至过度使用，后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的这种极端方式，实际上会造成并不断增加阅读的疲劳感和倦怠感，说得严重一点，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拒绝读者的阅读。

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倒是刻意为之的，许多批评家也持赞赏态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语言(叙述)方式究竟有无文学的(革命)价值?抽象地(从理论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我想不会有太大意义；专就《闲聊录》来说，我的回答无疑更多是倾向于否定的。语言(叙述)方式上的极端性，或许对作者的写作动机(心态)具有某种快感，也或许会迎合或暗合了某种社会观念和文化理论，但就文学语言的成熟度而言，极端性的主要价值无非体现在实验性方面。如果说《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多少真有点文学的(革命)价值，那我也只能在实验性意义上对其有所(保留性地)肯定。而它在这方面的过度和极端，则足以令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实验其实是此路不通。通俗地说，这不是小说，或，小说不能这样写法。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的一段话的大意。她说，自己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乔伊斯等人，充其量只是文学的手稿；真正的大师，还是托尔斯泰。我想说的是，实验或文学革命乃至颠覆，当然也是需要的，并有所文学价值，甚至还会形成一种时势，但它也就仅此而已了，并不能构成成熟的文学(作品)形态。实验与成熟之间，距离应该是明显存在的。我以为伍尔芙有超越同侪的明智和文学判断力，而且，眼界阔大。许多批评家对《闲聊录》的褒扬，我其实能够理解其中的缘由，但说一句得罪同行的不恭敬的话，我认为其中有失对文学(作品)的一些基本判断。是不是一眼看到了这样一部“惊世”之作太激动了所致?

P3-4

文学的流程到了一定的时候总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成为一种标志，凝固在文学史上，人们可以据此明确地区别出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文学的不同。比如，一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就是作为这样的一种标志而得到了文学史的命名。这种命名其实也就是对它的文学史“合法”地位的认可。但这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命名及其合法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其一定有着完全一致的价值判断。比如，即便是对“五四”新文学，歧义的甚至是对立的评价仍然存在。再比如，对于“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情况也是如此。二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个“新时期”文学的命名，时过境迁，现在我们早已不可能继续使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当下乃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了。这说明当代的文学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新的状态。对这种新的状态，我们有过重新命名的尝试，也产生了无法命名的困扰，甚至，以“无名”称之，或宣判命名之不必要。——热中于命名的心态，有时会成为理论家的自扰。

对于这种习惯使然的命名心理而产生的尴尬，我以为有它的必然性的理由。如果我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来命名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那无疑是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学或许就会以我们命名的方式而进入通常的文学史叙述中。但命名的尴尬却说明了我们其实并没有足够充分的命名理由，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具备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能力。或许，用命名行为来判断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力并不完全可靠。是的，命名的困难显然并不是唯一可以质疑我们的能力的事实依据，但是，按照我们一向的理论性格，命名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可以说明我们的理论困境的。因为我们一向是喜欢且擅长命名的。

但是，我所说的“必然性的理由”并不归究于理论的无能，主要还是基于我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一种基本判断。在写于九十年代末的《走向终结：中国文学的世纪之交》(收入本书)一文中，我大致想表达这样一种看法，虽然二十世纪行将终结，但二十世纪所形成的中国文学“情境”并未终结。“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而非时间概念一直延续进新的世纪。这种文学状态和文学情境的延续过程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终结和转型”的时代。现在，我也还是这种看法。因为“终结和转型”的过渡性特征，使得新的文学格局或秩序无法成形或重建，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无从命名的事实，即不具备命名的理论可能性。对此文学情境，我这里姑且再概称之为“文学的变局”时代。

文学的变局时代往往是理论的苦恼时代，却有可能是创作的自由时代。如果理论的表达(如命名)显得轻而易举或能得到某种范围、某种程度的认同，则我们可能又回到或进入了一种有着“中心价值观”支配的时代，这对当下的文学前景未必是件好事。有人认为，当下的文学基本上都被“市场”所整合、支配而趋同了。我以为并不如此。如果将“市场”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因素来解释文学行为或现象，则这一理由会因显得过于庞大而失去了实际的说服力，且它无法说明许多“非市场性”的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如果真有所谓市场的支配作用的话，那么，它将使文学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而非趋同。事实上，也恰恰是有了市场因素的介入，一方面文学的“生产”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市场的多样需求又使文学的“创作”无形中受到了分工和细化的鼓励，这使得文学创作的实际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丰富。当下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还更多地表现出“畸形”的状态，它还没有获得充分的理性。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文学的变局状态，或者，正可与文学的变局状态互证。

文学的变局状态可由多种原因造成。不费力的简单解释是，或主要由社会性的因素所造成，或主要由文学自身的因素所造成。当下的文学变局原因或许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故而显得最为复杂。我们的社会和文学都开始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这种时代的变化我曾视之为“世纪之交的千年之变”。所谓千年，指的是我们的传统。相比于以往的变化，我们身处的变局中可供凭借的资源显然极其匮乏，任何概括或预测都会显得极其软弱和可疑。只有文学大概可以成为这种时代相对可信的“记录”。但文学的性格实际上又是这样的暖昧，因此，文学批评和理论注定了要在多重不确定的现象中寻求或确定自身的位置与价值。这显然很难，甚至无法实现。

当我把近年来写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时，再次感到了理论言说或文学批评的困难。所有曾经是肯定性的判断，过后想来往往是缘于思考的肤浅。文学的变局状态或许是我能找到的一条最重要的自我辩护理由。

200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