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世界在中国，中国彩陶在甘肃。甘肃彩陶当属马家窑。马家窑文化将史前彩陶推向了巅峰，马家窑彩陶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明珠，谱写了世界彩陶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本书的作者王海东先生自幼对民族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源于他出生在甘肃临洮，这块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神秘土地是他深深眷恋着的，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使得他从事马家窑文化研究近二十年，并最终凭藉自己之毅力成为马家窑彩陶方面的大收藏家，具有丰富研究经验、成果的马家窑文化学者。

多年以来，许多重要考古成果未能上升到人类文化遗产学层面上及时地深入研究借鉴，诸如马家窑文化现象。考古工作者把它剥离土层之后，文物保管部门自然地进入了保管职能的工作状态，这样一来，对许多文物的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受到了严重制约，许多重要文物至今尚未发挥其文物属性以夕卜的更大作用。加之许多管理工作和政策的滞后，政府考古行为和文物研究部门之间的密切连续性、实效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局限。从根本上讲，如何运用民族文物的丰厚遗存，对认识和推动当下民族文化事业良性发展的迫切性等问题尚处在蒙童期。

新石器时代概述

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初始发展和鼎盛和衰落

彩陶的真伪鉴别

新石器时代陶器分布及年代

精品陶器鉴赏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我国第一批彩陶至今，已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彩陶文化遗址。从发掘情况看，我国彩陶文化历时久远，分布区域广泛，图案千变万化，器型千奇百状，各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因素复杂。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之一。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遗址出土了无彩陶器。经碳14测定为16520～14920年。在俄罗斯远东至西伯利亚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3000年前的陶器。在我国罗苏溧水神仙洞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以及广西桂林甑皮岩都发现了年代很早的陶片或陶器。1977年，在江苏溧水县神仙洞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320年+100年。尤其是经考古专家20多年对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印证了六项中国考古之最：一是中国最早的旱农作物标本。二是中国最早的彩陶。三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四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五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六是中国最早的绘画。由此可知，中国史前陶器的起源和文化基因的外在特征风格形成应看作是多元化的文化产物。

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日寸代和中石器时代的生活与生产实践活动。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用火经验，了解到陶土具有可塑性和经烧制后具有一定硬度的特点后，于是发明了制陶技术，制作出了适应各种用途形状的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制作了用作饮食、汲水盛水、贮藏、烹饪等的器皿。在生产活动中有用作捻线的纺轮、揉皮的锉、狩猎的弹丸、捕鱼的网坠、收割的刀、制陶的拍等工具，并且创造积累了装饰的篦纹、压印纹、坑点纹、划纹，附加的乳丁纹、指甲纹、凸线纹及浅细绳纹等纹饰。

陶器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由渔猎和采集为生的游牧生活方式，发展到以农耕粮食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不仅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原始生活状况。并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原始社会组织形式与史前文明结构的变革。 

在早期陶器发展的几千年中，制陶工艺尚不成熟，彩陶的生产技术条件还不具备。因此。陶器产生约四五千年后才出现彩陶。从出现陶器到生产彩陶。这又是一个长期摸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的过程。陶器生产之初，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但加工过程中手提、片打等往往会留下一些印痕，随着人们审美意识与行为的使然，逐渐将这种不规则的印痕变为有意的、规则的原始装饰纹样。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革新，除去在陶器表面刻划或压印出纹饰等装饰手法夕卜，还出现了用颜色在陶器上彩绘后进行烧制的原始彩陶。在陕西和甘肃的渭河、泾水流域以及汉水上游等遗址出土的老官台文化是我国彩陶发源的一个重要例证。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不高。陶质大部分为夹细砂的灰褐陶或红陶。老官台文化的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约8230～7400年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

如上所述，彩陶是在制陶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因为制作彩陶有三个重要条件：首先要熟练掌握颜色的使用知识。距今7000年左右的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址中出土了紫和红色两种颜料，并且还将颜料制成了彩锭。在距兮600年左右的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出土了200件,克黑色的矿物质颜料一块，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选材和加工颜料的技术。其次彩陶兴起的另一条件是要有较高的烧制技术，如果烧制的温度不高，陶器上绘制的颜料就会脱落，这就必须具备密封和高温的条件。秦安大地湾一期晚一阶段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说明陶器的烧制技术有了提高。彩陶的兴起在彩绘烧制之前还要有一个条件，需要在质地光滑的细泥陶上才能绘出颜色的色彩感。并且得以用笔流畅无阻。由于以上因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彩陶的发展比较缓慢，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制作坊出现了专业的陶工，相传当时制陶的陶工全部为妇女，所以“陶女”一词也由此而来。至此制陶技术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从而真正进入繁荣兴盛的阶段。

这一时期在陶器制作方法上大致可分为手制、模制和轮制。从最早的手制以及慢轮修整，到快轮制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大约在距今7000～60O0年后产生了慢轮，在距今6000～5000年后发明使用了快轮。虽然慢轮已普遍使用，但无法使陶器成型，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修整坯体。所以手制法中的捏塑法、泥土贴筑法和泥条筑成法仍在使用。一般器物上的附件。如耳、錾突、乳丁等都用捏塑法来完成。从对大地湾早期的陶器研究发现。此时的陶器制作使用的是模具敷泥法。甘肃彩陶除大地湾文化之夕卜。基本上都使用泥条筑成法。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氏族部落。从很早起就散居和杂居在全国各地。他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着远古文明。从而出现了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陶器发展迹象。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气候冷暖的差别，所以出现了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陶器格局和各自的发展序列。但是从各地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日寸代早、中、晚三期陶器形状特征来看，他们之间的共性也是明显的，这就反映出当日寸制陶工艺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渗透、交流与影响。所以这应是研究新石器日寸代，分布在全国各地是在陶器表面装饰各种花纹，常见的有锥刺纹、指甲纹和篦纹。也有一些刻划动植物图像纹饰的。如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的一件小口细颈锥刺纹壶，通体锥刺出排列有序而规整的三角形、菱形、长方形、麦粒形组合的花纹装饰，还如甘肃广河县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红陶器上以平行纹的形式锥刺出排列有序的麦粒形花纹。另一种是在陶器表面施有一些弦纹和附加堆纹等装饰。如青海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罐上通体堆塑有男人体和女人体等。

五是表现在陶器表面的绘画艺术上。在陶器的诸多装饰艺术中。绘画艺术独领风骚，它又可分为彩陶、彩绘陶和漆绘陶三种。彩陶始于新石器日寸代早期，盛行于中期。它是在制造陶坯过程中，在陶器坯胎表面涂上一层细泥陶衣，再用几种矿物质原料作为色剂。在陶器表面绘出各种图案花纹带条或动植物纹等，然后入窑烧制。即成为有彩绘纹饰又不易脱落的彩陶。彩陶的底色和陶衣多呈紫红、黄、白等色。而彩绘颜色则多为黑、褐、红、白等，所以在彩陶中就形成了“红衣陶”与“白衣陶”之分。当然新石器早期彩陶只是在口沿部分施用一道或两道简单的红彩带条作为装饰。如甘肃大地湾早期的彩陶三足钵的口沿夕卜侧，就装饰有一条红褐色宽带条，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彩陶器。从后来花纹带的演变形式中可以窥见宽带纹的原始寓意。许多迹象表明彩陶发生时的宽带纹是日月轮回、季节更替、作物生长、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的意象升华。所以，许多彩陶的花纹中，宽带纹与其他花纹带并存，宽带纹成为所有彩陶文化不同形式花纹的母体一直延续至今。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形制繁多而美观。常见的彩陶花纹中出现了弦纹、带条纹、竖条纹、圆点纹、逗点纹、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曲折纹、双钩纹、方格纹、回纹、云雷纹、x形纹、s形纹、0型纹、+形纹、A型纹等几何形图案纹饰。还出现了取材于自然形象的太阳纹、月亮纹、六角星纹、水波纹、漩涡纹、螺旋纹、花瓣纹、勾、十纹、树、十纹、蝶须纹、网纹、编织纹等以及汲取动物形象的鱼纹、蛙纹、鹿纹、鸟纹、眼睛纹、眼睫纹、人面鱼纹、驼鸟纹、人像及舞蹈纹等。

彩绘陶有别于彩陶，它是在陶器坯胎入窑烧制成陶器之后。在陶器表面用不同颜色绘制而成的花纹装饰。这种彩绘花纹容易脱落，彩绘陶器多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龙山文化各种类型中。目前出土的泥质磨光黑陶表面，用红、白、黄等色绘制有圆点纹、带条纹、双钩纹、云雷纹等图饰。漆绘陶主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它是先在磨光黑陶的表面涂上一层黑漆，然后再用不同色彩绘制出彩色花纹。色彩醒目鲜亮，具有特殊的视觉效果。P1-4

当我们在探究和讨论华夏文明之源这方面问题时。往往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转向史前文化遗存陶器。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漫长时空中，了解和认识这些文化遗存的生发、用途、如何制造、为什么是这个模样时，就自然成为人们必然思索的问题。因此。对文化遗存进行科学的探究并逐步形成的考古学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事。从已知的成果来看，18世纪由欧洲传入的考古之学大约早于我国近80年。而事实上，中国早在北宋元裙七年吕大临就编撰了《考古图》，书中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铭文和出土地点情况，它比侣42年丹麦考古学家沃尔索著述的《丹麦早期古物》一书，足足早了11个世纪。此后，诸如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1123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碌》等等，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考古学萌发最早的国家。然而，另人惋惜的是，未能在科学探测、发掘等方面早于欧洲形成一门学科——考古学。20世纪初。随着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和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均逐渐成熟起来。许多成果为文物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完善细密的理论依据与实物参照基础。提示和印证了华夏民族自身文明的生发和延续的规律。诸如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均建立在这一学科成果基础之上。如果说，剥离土层以再现地下文物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那么，对具有传世性质的文物进行综合研究乃至鉴别真伪、科学保护、综合价值评估等则应是文物学研究和关注的范畴。然而，未来文物学或是考古学的发展。乃至于揭示深层次文化遗存的现实价值并应用于社会而言。必是两者密切统一的、相互参照印证的。两者研究成果的互为作用必将推动民族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地位不是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吗?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文化标志。它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绚丽的彩陶和薄如卵壳的黑陶，当治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就二者材质及人文内涵而言，我则不敢苟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面前再现这些用泥土制成的人类史前手工制品时，我们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正是这用水润和后的粘土加上先民神奇的双手再借助天地间圣火烧制的陶器，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19侣年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3年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以彩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当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中游地区走向极至之后，略晚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华姿日显，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至河南大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与河北南部广大区域，它是黄河上游及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类型，是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形成的，过去也曾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1923年。继仰韶文化发现之后约两年，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镇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并进行了初步发掘，后于1961年开始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认可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时至今日，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对马家窑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终于具备了丰富的实物条件和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马家窑文化是彩陶艺术的鼎盛时期。

本书的作者王海东先生自幼对民族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源于他出生在甘肃临洮，这块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神秘土地是他深深眷恋着的，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使得他从事马家窑文化研究近二十年，并最终凭藉自己之毅力成为马家窑彩陶方面的大收藏家，具有丰富研究经验、成果的马家窑文化学者。

多年以来，许多重要考古成果未能上升到人类文化遗产学层面上及时地深入研究借鉴，诸如马家窑文化现象。考古工作者把它剥离土层之后，文物保管部门自然地进入了保管职能的工作状态，这样一来，对许多文物的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受到了严重制约，许多重要文物至今尚未发挥其文物属性以夕卜的更大作用。加之许多管理工作和政策的滞后，政府考古行为和文物研究部门之间的密切连续性、实效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局限。从根本上讲，如何运用民族文物的丰厚遗存，对认识和推动当下民族文化事业良性发展的迫切性等问题尚处在蒙童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用下的文物事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不再是普通公民的禁区。这无疑给当代民族文物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王海东先生的寻宝、爱宝、护宝、鉴宝乃至集二十年之心血。将400余帧实物图片用《马家窑彩陶鉴识》的方式奉献给世人。这不能不令人感思良多。《马家窑彩陶鉴识》一书，确是科学地运用了已知的考古学成果，其中对相关文化类型陶器的发现、地层关系、文化特征、地域走向等等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工作。而后变换为文物学的角度来鉴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综合价值。这确属难能可贵。他在正确运用前人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进一步研究、整理总结、鉴别，也许王海东尚是第一人!与王海东先生的认识时间虽不久，然而，从王先生执著的治学精神、朴素的言谈之中让我看到了科学研究民族文物学的无限曙光。故乐为序!

陈步一 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院长）

《马家窑彩陶鉴识》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书中的藏品只是兰州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的一部分。但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段或惊喜或艰难的故事……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彩陶的发明与使用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所以极具研究价值。彩陶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但研究彩陶文化的组织或人可以没有地域性，所以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众多媒体多角度的引导下，同行们的鼓励下，藏友们的期待下，促使我下决心挑灯苦战编著了《马家窑彩陶鉴识》一书。  

此书的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故宫博物院的杨新老先生，是他看过书稿后欣然题写书名，使此书增色不少；其次要感谢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的陈步一院长。是他给此书提出了许多实质性建议并写序，才使此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参考性：还要感谢甘肃临洮县铅业有限公司宋效农董事长、兰州大学历史系陈正义教授、《甘肃公安》副总编娄薇女士、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张目女士以及高耀峰、王晓康、马真福、钟延荣、马吉先、马吉德、王平等好友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说句实话，书中对彩陶的鉴识观点，只是作者的肤浅认识。想将五六千年的古陶史用区区几万字阐述清楚，难免管中窥豹，加之个人才识疏浅，书中难免有一些谬误和不到之处，恳请各位师长、行家和藏友给予多多谅解和指正。

王海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