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旷世奇才，苏曼殊所走过的道路是颇具个人风采的。鸟瞰他的诗国，或芒寒色正一如天外七星，或殊绕馨逸一如空谷幽兰，但更多的却是忏尽情禅，艳骨难收。从行迹上看，他的淑世之心綦切，每当国运阽危之际，他总是懔然于匹夫之责，拔剑而起。

本书介绍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僧人苏曼殊坎坷传奇的一生，文笔优美，资料翔实。

苏曼殊是个一生都和情产生不解之缘的诗人，同时又终身以佛陀为人生皈依的僧人。 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活历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的动荡中度过的。苏曼殊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牵入动荡漩涡的中心或接近中心的边缘，成为众生所瞩目的人物；而他内在的情感世界，既欲远离沸羹蜩螗的现状，又对民生国事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本书介绍了苏曼殊坎坷传奇的一生。

第一章 难言之恫话童年

　一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二 “啊，三郎，你还活着？！”

　三 他无法接受一个杏子不在的世界

　四 “以情求道，是以忧耳。”

第二章 披发长歌览大荒

　一 初露锋芒

　二 “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处者也。”

　三 血，总是热的

　四 “易水萧萧人去也！”

第三章 激奋与颓伤

　一 “曼殊怎么失踪了？”

　二 “国家有难，岂能坐视不管？”

　三 依违于僧俗之间

　四 “三郎啊，你准是被魔鬼缠住了！”

　五 白马投荒第二人

第四章　亦僧亦俗两风流

 一　行云流水一诗僧

　二　歌吟，因缺乏聆听而死去

　三　他要在名利以外的天空下行走

　四　万没想到的事，毕竟在万没想到的时刻发生了！

第五章　独向遗编吊拜伦

 一 “三郎！我的乖……乖外甥！”

　二 “恨不相逢未剃时！”

　三 “这一切难道是造物主使着性子刻意安排的吗？”

　四　羁旅炎荒与“辟谷”印度

第六章　芒鞋破钵何人识

 一　一时间成为众口腾誉的走红人物

　二　三十岁的天真

　三　好一个“革命和尚”

第七章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一 “我早就想拜望中山先生！”

　二　他真的陷入了生存的两难境地

　三 “我现在就剩下一个赤条条的身子。”

　四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苏曼殊简谱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三 他无法接受一个杏子不在的世界

初恋，对于曼殊是一次惨痛的经历。杏子的情殇，使他感到在这个杏子不在的世界里，无处不弥散着死亡的气息。仿佛全世界的深秋骤然间都围拢在他的身边……告别了大姨与静子表姐后，曼殊又回到逗子樱山村，侍奉母亲，再次享受着天伦之乐。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处在青春萌动期的曼殊，竞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初恋——

曼殊所居住的逗子樱山村，面临小溪，清流潆洄，景色幽绝。隔溪亦有房屋数椽，结构精雅，纤尘不染。对面的宅楼中，有一女郎，貌似槿花，姣好可人。她的居室，与曼殊的卧室，望衡对宇。时间一长，曼殊神志纷迷，梦魂颠倒。终于，这一对痴情少年发展到眉波传心曲、诗歌写慕忱的地步。

一天，曼殊刚刚起床，突然发现一只鸽子缓缓落到窗前，足上系有用红线缠裹的纸团，曼殊赶紧取下，打开一看，竟是一片丹霞诗笺，上面的字那样绢秀、雅丽。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首五言古诗：

青阳启佳时，白日丽呖谷。

新碧映郊垌，芳蕤缀林木。

轻露养篁荣，和风送芳馥。

密叶结重阴，繁华绕四屋。

万汇皆专与，嗟我守茕独。

故居久不归，庭草为谁绿。

览物叹离群，何以慰心曲。

曼殊反复吟哦着，心中不禁暗暗称奇：没想到这个名叫杏子的年纪小小的日本姑娘，竟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汉诗。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修书一封，定好约会时间，托“信使”捎去。

杏子如约而至。

春光，在带露的繁花上开放。

茉莉花、百合花、夹竹桃花，一丛丛地开着，简直把空气都给搅乱了。杏子兴奋地欢跳着，采摘着，那些姹紫嫣红的繁花，纷纷进入她的心灵而闹成一团。

望着杏子，曼殊的眉结舒展了。那一缕缕被蜜蜂牵动的微风，送来阵阵香气，也唤起了曼殊对美好生活的遐想，一颗受尽凌辱的心，突然之间披上’了希望的绿叶。他情不自禁地拉起杏子的纤纤素手，观赏着寂静的天空与流动的河水，感到幸福正一圈圈扩散开来，单纯一如婴孩脸涡里的微笑。

傍晚临近了。日影越拉越长，槐树在地上投下越来越浓密的影子。

不知不觉间，月亮，水泡似的从夕照深处升起。可这对恋人仍依偎在草茵上，在萧萧的白杨树底下出神……

哦，爱的沉醉，叹息与欢笑，喜极而泣的眼泪……

这爱，是做着梦幻的青年男女间自然的心灵契合。在他们尚未走进社会这个编织着各种复杂关系的大网时，都具有这种自然的心态，仿佛是未经污染的纯净的梦幻本身。

时间，似乎停滞了。他们默无一语，一任激情涌入指尖，拥抱着，抚摸着，像温润的泉流漫过山石。那融为一体的欢乐之流，那从灵魂深处溢出的生命交响，正在战栗中汹涌而出……

曼殊与杏子的恋情，自然瞒不过河合仙的眼睛。本来，河合仙已与姐姐暗中商议好，想把静子许配给曼殊，以成百年之好。但看到曼殊如此爱慕杏子，而杏子又确实是一个姣美贤淑的好姑娘，做母亲的也就依从了曼殊的选择。这些天，她不是出去买玉镯，就是买面料，反正一会儿也闲不着。

“三郎，”一天晚上，河合仙一边给曼殊抻铺，一边笑着问，“你看那杏子怎么样？”

曼殊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看着曼殊那六神无主的样子，河合仙笑了，她故意问：

“怎么，那杏子姑娘不好？”

“不，她好！”

“你喜欢她？”

“嗯……”

“她也喜欢你？”

“喜……欢。”

“那太好了！其实呀，我早就看出这姑娘对你有意。既然你们双方都这么相爱，依娘看哪，你就早些娶了她吧。你们俩呀，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说完，河合仙高兴地笑了起来。

“三郎呀，你说你到底想什么时候与杏子姑娘成亲哪？”

“这……”

河合仙以为儿子是不好意思，便也不再追问了，只是叮嘱道：“好吧，你就再想想吧，想好了，赶紧告诉娘，娘好提前有个准备，记住了。”

“嗯。”曼殊怔忡地点了点头。

河合仙刚刚退出曼殊的卧室，窗棂便发出几声熟悉的轻响。他赶紧上去，把鸽子足上的纸团轻轻解开，定神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夜九时，我们还在那棵老槐树下会面，到时有信物赠你。切切！杏子。

收好纸条，曼殊那颗刚才还处在紧张慌乱状态的心，又“咚咚咚”地狂跳起来。

近来，曼殊总觉得时间的魔术师似乎在变着法儿捉弄他：与杏子在一起时，时间快得像鸥乌一样疾飞而去；而独处时，时间则像蜗牛一般缓缓蠕动。一看墙上的挂钟，离约会时间还差一个多小时，曼殊不禁又有些烦躁。

约会的时间，总算临近了。

曼殊按时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寻觅了好一阵，也没见杏子的踪影，而天，偏偏在这时下起了大雨。

雨，越下越大，似乎要把整个世界淹没在这一场雨中。

可杏子还没有来。

而曼殊此时已被雨淋得瑟缩成一团。

在雨的哀曲中，曼殊的心也由刚才赴约时的激动、兴奋一变而为嗔怨、恼怒。

可杏子仍不见踪影。

曼殊决意要回去了。他无法原谅杏子的爽约。

可就在曼殊沿着河边往回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河边漂着一只花鞋，一只他所熟悉的花鞋！曼殊的头发一下子全都竖了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的心。他不禁失声地大喊：

“杏子！杏子！你在哪里？”

没有回应。只是在对面传来自己那空寥的回晋。

曼殊惊慌了。他疯也似的向村里跑去。

……

不大一会儿，村民们便将杏子从水中打捞出来，只见她脸色泛白，双目紧闭，一只手却攥成一个结实的小拳头。

村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拳头掰开，只见掌心里，竟是一颗碧绿的珍珠！

曼殊一下子明白了，这就是杏子在信上所说的“信物”，同时也明白了杏子所说的“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这句话的分量。他悔恨自己的愚鲁、粗率，更懊恼自己刚才对杏子的嗔怨。

无限量的热泪，不住地从眼中涌出；渐渐地，由嘤嘤抽泣变为号啕大哭。  在场的村民们，也都伤心地落下了泪。

杏子的死，使昨天还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的曼殊，骤然间感到被杏子所抛弃的这个世界，无处不弥散着死亡的气息，仿佛全世界的深秋一下子都在他身边聚拢。凝视着杏子手上的珍珠，他感到那珍珠似乎也变了质，正分泌着一种死亡的毒素。

鲜花，依旧在开；清泉，依然流淌；鸟儿，依然鸣啭，可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在曼殊的灵视中，也都成了活生生的死亡，它不属于曼殊的世界，因为杏子已不在其中！

无望的思恋，窒塞着呼吸。每当曼殊打开杏子赠给他的“信物”，死亡，就再次呈现在他的面前，再次暴露出它那陌生、非人的冷酷面孔。

初恋的破灭，对“天生情种”的曼殊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他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他无法接受一个杏子不再其中的世界！

他只能浪迹于欢笑之外。

P26-30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旷世奇才，苏曼殊所走过的道路是颇具个人风采的。鸟瞰他的诗国，或芒寒色正一如天外七星，或殊绕馨逸一如空谷幽兰，但更多的却是忏尽情禅，艳骨难收。从行迹上看，他的淑世之心綦切，每当国运阽危之际，他总是懔然于匹夫之责，拔剑而起。可与此同时，他又耽于禅悦，罄力追求与真如佛性冥契神合的涅檠境界——“出”与“入”就这样抗颜接席地渗透骨髓。至于他不为物役的洒落风神，解衣推食的仁厚天性，相与无畦町、相与如婴儿的率真和纯正，绝不媚俗趋时的强项风骨，则是每一个与曼殊有过直接亲炙的人都有笔共书的。在曼殊身上，还有一个令时俗骇异的特点，那就是不蹈故常，径行独往；他并不完全唯理智之命是从，而是非常注重自己的感觉、悟性和情感经验，正是这些，不断地修正着他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地使他在“情”与“理”、“出”与“入”的冲突中陷入更深的痛苦和迷惘之中。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曾这样谈起曼殊：这位短命诗僧，以他的聪慧和才情，为什么艺术之神竟安慰不了他？为什么在35岁的壮年就结束了难以为续的人生？这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本身就隐藏着人生之谜，历史文化之谜。我总觉得，曼殊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海洋，其中隐秘、幽暗的部分，是哲学所不能照亮的。至于他的那些由高度意象化了的艺术符号组构的艺术作品，在不同的观照背景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关键就要看有心的读者（当然包括研究者）能走多深。

四年来，我所依持的正是这种“往深处走”的愿力；日复一日的劳作，果实般垂挂在生命之树的枝枝杈权上。

缘此，我在1990年出版的拙著《苏曼殊新论》的后记开首，曾情不自禁地这样写道：“书稿杀青后，顿然产生一种从所未有的强烈解脱感。苏曼殊这个‘鬼’，将我好一番折腾！”

但这不过是我笔耕多年乍释重负的一时快语，事实上，我与曼殊这个“鬼”，情缘未了；其人其文对我依然颇具魅惑力。在同人面前，我依然非常乐意谈论曼殊，前年，我还为山东画报出版社撰写过一部五万字的曼殊略传，也算没有荒疏这个研究课题。——以故，当“中国文化巨人丛书”的近代卷主编张仲谋兄约我写一部《苏曼殊传》时，我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当我濡笔为曼殊作传时，已是距我写作《苏曼殊新论》一书的十年之后了。

时间无痕。一天与另一天，甚至一年与另一年之间，并没有裂开一个无底的罅穴，接纳着人们的喟叹。所不同的只是心情，一种“浑不似当时”的心情。

应当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曼殊研究所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一种书斋式的研究路向，这与我当时所持的以学术自律而明哲保身的道德立场有关，也与我所处的相对封闭的环境所形成的平宁心态有关。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确有着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的功效是显性的，当某个假说得到实验证明后，那些公式、定理与结论，便会获得广泛的适用性和实效性；而人文科学的功效是隐性的，在一次次对同一研究客体进行的阐释中，它并不可能存在着确凿无疑的公式或定理被“可靠”地列入教科书中，而只是在不断地重新阐释中显示出人类智力的进步。以故，在实用思潮漫天流行的时下，很难说它有多少立足之地。这也确实使不少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感到“气短”。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能有一大批“不问政治”、自甘清寂的人文学者，正其义不计其利地沉潜于自己所擅长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就才有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尽管这一批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很难制造出什么轰动效应，大众传媒对他们也不会感兴趣。但他们的努力却是为提高民族质素不可缺少的根基工程。

可是，寄身于纷争无已的十丈红尘，纷至沓来的万般感触，很快便使我厌弃了过去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既成观念。面对着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强烈销蚀，商业大潮兴起后的负面效应愈发凸显——理想的追求已为现实的利害盘算所冲淡，物欲的满足取代了终极关怀，金钱的权威猛烈地冲击着道德堤坝，人文学科能搭的只是经贸的戏台，学术已经沦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生命需要。作为将“不堪世用”的人文学术当作毕生事业去追求，将“空言大论”的精神意义视为终极理想的一介寒士，还有什么会比人文学术的沦落、精神意义的贬值更使人感到悲哀和失望的呢？一时间，我真有被历史戏弄和抛弃的感觉。“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中夜兴叹，一种发自五内的深忧，使我不禁大声发问——

——我们民族那种把眼睛周围的皮肤都瞪裂的勃然怒气哪里去了？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之气哪里去了？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形上冲动和高贵激情哪里去了？

我愈来愈痛心地看到——

——鄙俗的物质主义窒息着性灵，多少看似壮硕的男子均比魏晋风骨软一百倍地跪倒在时尚面前，阳痿于“活着”这一可怜的事实o

——我们的前贤们所护持、所标榜的那种“吾侪所学关天意”、“文章存佚关兴废”的人文精神，已日益式微，商业文痞鼓噪的雅皮文化、白领精神与卑陋、浅薄、虚伪胶结难分，那些不胜杞忧的文化孤灯守护人，已日甚一日地感到自身的微末，像茫茫大海上的一片浮沤。与此同时，耳食之学与稗贩之学仍大行其道，而社会总体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学问，真真成了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商量之事。

——对于许多人来说，生命并非一个“大于我的存在”，而仅仅等同于生活方式本身。在他们那里，无所谓过去、将来，有的只是一种时间，那就是现在。古老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比白喉还快速，比霍乱还凶猛，使人们置身于一种空前的浮躁和失范的迷茫之中。激愤、亢奋、狂热、追逐，而这一切的背后，难道不是生存利益的罪恶之手在操纵？

正是上述焦虑和慨叹，成了驱策我写作此书的重要触媒（当然并非全部）。易言之，久孕内心深处的使命感以及一种历史情绪、内心感受，人间情怀，亟欲倾吐，亟需有一种载体来表现。更坦率地讲，在创作过程中，我所注重的是意蕴指归的现实性，写得虽是历史人物，但情思的落脚点却是现实，背后都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与忧虑作参照。我力求发掘出隐含在曼殊身上的价值象征，看看能转换出多少具有当代活力的精神内蕴，并赋予他以新的价值内涵，使其持续活跃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从而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似有必要结合这本书的写作略谈一下我对人物传记写作的拙见。

对文学传记，我一向情有独钟，也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创作，还发表过有关的评论文章。每读一部好的传记，我都会从中触摸到一颗灼热的、颤跳的、充满人文良知的心，在沥血中构建出一座情感的巨厦。那些古老的象形文学，经作者以调和鼎鼐的妙手熔铸后，竟奇迹般的成为人类纯粹创造力的圆润果实，它是如此诗化地深刻，又如此充满感性，令人掩卷后一如醍醐灌顶，不觉栩然而醉。

或许是由于浸淫久了的缘故（也有过一些初步的实践），渐渐地，我对传记文学的写法也略有了一些心得。我认为，传记写作不是年谱长编的扩展，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原，而是传记作者与传主在灵魂层面的深度契合，是自我的一种燃烧和超越。作为主体精神的价值，它是活的，运动的，自由的；它不容传记作者将传主置入一个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秩序之中。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主体价值的确立，并不在于它可以回避客体这个障碍，逃逸客体的限制，将传主撇在一边而让自己的想象和理性天马行空般地自由遨游，相反，主体价值的确立和提高，正是有赖于对象意识的确立和提高，有赖于对传主的生存环境的全方位审视和深刻理解；没有明确的对象意识，也就不可能产生明确的主体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传记作者必须戮力与传主之间取得同构关系，传主的形象要经过传记作者意蕊心香的培壅，要把传主的生命融化为传记作者的生命。既有对传主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又有情致深婉的微观体悟。在这一过程中，传记作者必须全面展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全部能力（包括历史的穿透力，鲜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形象体系的高度重建力），甚至需要感情上的成熟（有些智商很高的人，所喜爱的也仅仅是品位并不高的武侠小说；那种“悠然神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感情境界，有人甚至到了耄耋之年仍难窥门径），总之，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能力结构，超越自我。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与传主同样复杂的自我世界，才能真诚地与传主对话，并在更高的层次上确立传记作者的主体价值。

从具体的操作环节上说，面对卷帙浩繁的原始材料，传记作者首先要做的，是通过证实或证伪方法，准确地把握传主生命发展的轨迹与前因后果的脉络，尽可能地做到“笔笔有来处”，小心翼翼地进行历史“复原”。但事实上，这种“复原”未必能够达到客观化的效果。因为人，并非某种概念的对应物，在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难以言表的混沌世界——无数的感觉、情感、意绪和思想，推动着传主的行动。在现实给定性的向度上，谁能说清他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要对一个复杂的个体进行复原，恐怕就是传主本人，也未必能够胜任。有鉴于此，我认为，“真实地复原”，并不是传记写作的唯一目的；对传主作巨细无遗的“履历表”式的叙述，更是基于传主的一切都有传记价值这一认知前提；而这只能表明主体意识的匮乏。事实上，当“传主的过去”一旦变为“作者的叙述”，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已不复存在。所谓“真实”只能从再现与表现相统一的过程中加以确认。与其心劳力绌地对历史进行“复原”，倒不如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取舍、选择、组合（各自孤立的事实经过精心的组合往往会呈现出新的意义）甚至虚构（这种虚构当然不同于小说，它实际上是更高的创造），力求达到整体化的效果；或者说，用一种强化起来的主体意识，将死去的历史照亮，使其“活”在当代意识的巨大光照中。

文体意识的确立，也是从事人物传记写作所当措意的。

人物传记不是学术论著、史料汇编，也不是纯粹的文艺创作，但又兼具三者的质性。为使人物传记与其他体裁区别开来，使人物传记因了传记作者充满魅力的表达而增强读者阅读的兴味，必须强化人物传记的诗性色彩。依我看，历史，必须通过个人特殊的真挚气质，个人的诗性智慧，才能留下深沉的足音。那种经院式的、程式化、规格化的文体，最便于容纳陈腐思想。而文体的平庸往往正是与思想的平庸互为表里的。为此，我力图在这部传记中，大量引入诗的质素，只有当诗性的阳光透过个性的三棱镜而映现、凝定、闪耀时，历史才会闪现出真实的跃动的生命，-才会繁复的展开与单纯的凝合。同时，我还尝试着与其他文体相嫁接，如借鉴戏剧对白的精炼、含蓄和富有动作性，小说的叙事策略，场景描写、意识流手法，以及叙述视角的多变性，电影中的旁白、时空切割、蒙太奇手法，等等。总之，我认为传记的写法应当有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探索。尽管我本人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如果读者发现我的主张和实践效果之间尚有距离，甚至是很大的距离，那也不足为怪，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需要罄毕生之力以求的。目前，我所关注和期盼的，是来自读者的阅读反应和严肃批评。

文章做完了，书稿杀青了，总要在题目下方端端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宛如呱呱坠地的婴孩，在剪断脐带的地方，赫然贴上一个标签：某之子。

但是，这个“孩子”的“血统”是否纯正却是大有疑问的，且不说文化赝品充斥书肆的时下，要寻求一点从性灵中流出的真笔真墨已殊非易事，即使是那些出自大胸襟大慧根的生莲之笔，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的独创，也未易一言以断。对此，我觉得歌德有一段话说得相当坦诚——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出现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这才是对待成就和评估自我的正确态度。可惜的是，歌德的这段话，却从未见有人在“后记”中引用。

感谢文怀沙先生、郑伯农先生的悉心指教与大力提携，感谢蔡震、丁亚平、葛士良先生的热诚扶持。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孙萍女士，多年来，她几乎是依循着某种习焉不察的惯性，出色地充当着“主持人”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称得上是地道的“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强人”。——正是有赖于这样一个甘愿超负荷付出的“持门户”的“健妇”，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才有幸免却许多“问米薪”之劳，在商风日炽、物欲汹汹的时下，居然能够蛰处一室，心闲气定地得享“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乐。而这，又怎一个“谢”字了得？

邵盈午

199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