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做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最危险也是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本书透过“台面”看“台下”，透过奏折的“说什么”，看其真正目的“要什么”。方寸之间，有被忽略了历史。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者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该抗旨时就抗旨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出国欧游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国策——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常胜军”的终结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

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馆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开天辟地第一页

后发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电报与“忠”“孝”

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郭嵩寿刘锡鸿之争

太后嘴上的传统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臣子都是替罪羊

附录 李鸿章大事简表

升任两江总督

——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1865年5月30日）

奏为钦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曾国藩著即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两江总督已有旨，令李鸿章暂行署理，即著前赴金陵接印任事。两江任大责重，李鸿章务须悉心经理，仍随时与曾国藩妥商。曾国藩军营调兵集饷各事，宜该抚并当妥为筹画，不得稍有迟误，等因。钦此。

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谢天恩。伏念臣吴疆承乏，三载于兹。虽思竭虑以效忠，窃愧过多而功少。仰荷酬庸旷典，异数叠加，兄弟同列封圻，将佐多膺专阃。每念寇氛未靖，时事多艰，辄互相儆戒，惧有陨越，致负圣主倚畀之隆。兹复特降恩纶，暂权督篆，闻命震悚，日夜旁皇。窃以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又两江政务殷繁，所属蹂躏已久，凋瘵万分，善后各事，兵饷二端，在在棘手。诚如圣谕，任大责重，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惟亲王僧格林沁剿贼阵亡，捻氛日炽。直东一带，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

此间善后，如浚河兴学，抚恤劝农，及常镇招垦荒田，上海通商洋务，均次第办有端绪。藩司刘郇膏，接护抚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无贻误。惟苏境水陆防军三万余人，均已分布各隘。又援剿福建之提督郭松林、杨鼎勋两军共八千余人，援剿徐州淮扬之提督黄翼升、刘铭传、周盛波，臬司张树声、道员吴毓芬等军，共二万数千人，除黄翼升、李朝斌两枝水师系曾国藩旧部，余皆由臣募练而成。各军饷粮军火，专指苏、沪税厘，历经奏明在案。统计每月饷需及制造采办各项杂支额款将近五十万，而苏、沪税厘及藩库地丁牵算，月入不足三十万，挪东掩西，尽力凑济。虽前敌各营，时时匮乏呼号，徒以恩义相维，尚不至于哗溃。臣独心忧之，是以叠次奉拨京饷，义不敢辞。甘饷迄难定数，每月能解一万已为勉力。臣非忍恝置西陲，实迫于不容己也。臣暂署督篆，距苏较近，所有调度兵将，筹画饷需，自当引为己责。随时会商曾国藩，照章悉心经理，以期仰副宸廑。至通商篆务，系臣兼办，现未奉明谕，臣谨暂带通商钦差大臣关防前往，随事饬令江海关道丁日昌等妥为办理。仍请旨定夺。除俟交卸起程续行驰报外，所有接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理合缮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从表面看，这不过是一道普通寻常的新官上任例行公事的报告，但看似普通却不“普通”，看似寻常却不“寻常”。这背后，有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权谋。

1864年7月下旬，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虽然仍有零星的太平军余部活动，但已是强弩之末，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清廷十几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腹之患”终被剪除。不过“鸟尽弓藏”，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头等战功、手握重兵又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及其湘军，此时转而成为清廷的心头隐患，因此开始对湘军处处防范。这样，曾氏兄弟与清廷的关系突然紧张，一场新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对曾国藩集团，清廷采取恩威并重的方法，一方面官封曾国藩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一方面又下谕严责曾国荃措施不当，致使太平军千余人突围，且要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实际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点名要曾国荃等不要“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同时，清廷还公开支持一些与曾国藩不和的地方大员，迅速提拔重用一些曾的湘军部下，对左宗棠、李鸿章等更是格外青睐，积极扶持，期望他们能“独立”于曾国藩，削弱曾的实力。而深谙中国传统政治“兔死狗烹”之道的曾国藩，其实更早就在思考、担忧与朝廷的关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考虑到主客观条件，讲求“诚信忠孝”、以“理学”著称的他最终采取了自剪羽翼、裁兵自敛的方针，所以在攻克天京后即着手裁减军队，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顾虑。但曾国藩深知清朝的国家经制军已腐败不堪，根本承担不起对外的国防与对内的镇压任务，所以他采取了“裁湘留淮”政策。因为清廷对李鸿章及淮军并无猜忌，而淮军的战斗力提高迅速，因此曾认为只要保留淮军，清王朝的江山稳固就有一定保障。而且毕竟湘、淮军曾有密切渊源，李曾是他的部下，在现在情况下，保留淮军对自己也是有利无弊。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在封建统治者中，如曾国藩这般“顾大局”、“识大体”又能自保者，确不多见。

“裁湘留淮”使李鸿章的实力和地位顿时提高，用“大喜过望”形容他的心情恐不为过。但李毕竟是老于世故的官僚，知道清廷与曾国藩的关系微妙，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各方关系。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坚决支持这一决策却并未喜形于色，而且恭敬地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如果“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持，敬俟卓裁”。

这一时期，命运之神对李鸿章似乎格外宠爱。太平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下去，但北方“捻军”却仍在活动，并且于1865年5月在山东击毙了前来镇压的清军著名将领僧格林沁，僧部全军瓦解，令清廷大为惊恐。于是立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镇压捻军，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职，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到命令后惊诧愤怒，李鸿章在欣喜异常之余，安慰曾国藩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由于湘军已经裁撤不少，镇压捻军明显兵马不够，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兵供曾国藩调遣。李鸿章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曾缺兵少将之急，使其能尽快赶赴前线，同时他可以顺利赴任，而且朝廷也会认为他顾全大局，可谓一箭三雕，面面俱到，端的是周全老练。所谓“两江”原指江南、江西两省，后来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所以两江总督管辖苏（含上海）、皖、赣三省，这是中国最富庶的三个省份，是清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两江总督的重要性仅次于直隶总督。当上两江总督，是李鸿章迈向事实上的“国家级领导”的重要一步。政治向来讲求实力，“撤湘留淮”使湘不如淮，李鸿章势将“独大”。

清朝的吏治实行较为严格的回避制，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属“两江”管辖，照例他应回避，所以他在上朝廷的这则奏折中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而且总督两江责任重大，“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这是必要的谦虚和“官样文章”。不过他突然笔锋一转，表示由于僧格林沁阵亡，“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总之，他之所以“不回避”而走马上任是出以公心、军情紧迫而不得不如此。

接着他就借汇报“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顺理成章地一再强调筹饷的种种困难，因为两江为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区，随着太平军被镇压，又成为清政府重要的饷源。其实这些地方甫经战乱，筹饷也非常不易，所以他在刚刚上任的奏折中就反复诉说此点，明显为今后要与朝廷讨价还价、减少朝廷索饷打个“埋伏”。

此折又一次说明，在短短的奏折中充分表达己意，确是李鸿章的拿手本领。P22-25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成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觫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