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季羡林精品集）》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作者季羡林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作者毕生的最大幸福，是作者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作者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影响深远。本书是他对文革期间遭遇的回忆，在文革期间，季羡林先生收到了非人的折磨，身心俱疲。本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小书。它用流畅诙谐的语言反思了文革中知识分子不断地受到冲击，批斗，失去了尊严和自由，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自序

一 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三 1966年6月4日

四 对号入座

五 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七 抄家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九 千钧一发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十一 大批斗

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

十八 半解放

十九 完全解放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一 后记

附录 自传

八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朱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这一下子可真捅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P59－62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哕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有名的心狠手毒，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哕唆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居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问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我的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1998年3月9日

我从1988年3月4日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革”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革”前的友谊，以及“文革”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以后的产品。如果“文革”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1992年6月3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