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艺术家，在艺术世界和理想王国里，达利留下的足迹跨越时空的洗礼，跋涉于宽广的领域，加上他那戏剧化的外形装扮以及行为方式，已经让我们无法将任何一个达利拆解出来单一的进行简单的评说。他的创作亦如他的人生，梦幻与现实之间难以分辨出真实的本质。他用自己的人生挑战世间的束缚，并用不懈的努力证实自己的天才；他用轻蒽戏虐的态度面对世人裴扮自己，却又无限的深情挚爱着加拉；他用有限的生命游历无限的艺术长河，带来了超越常人的无数创造……

大名鼎鼎的达利，知道他的人很多，能把他说清楚的人却很少，虽然这位20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的艺术在80年代曾影响过许多国内的青年艺术家。人们说达利是一个奇异的符号、一个梦幻的传奇、一个古怪天才的代名词。今天，达利的艺术作品终于来到了中国并被编撰成书。不得不承认，许多作品是颇使人感到费解的。为了帮助观众理解达利的艺术，这本书尝试帮助我们以画传的形式去理解达利。

序章 关于达利，从一首诗说起

第一章 加泰罗尼亚的童年岁月

第二章 少年时代的绘画练习

第三章 失之马德里，收之巴摩罗那

第四章 “加拉·萨尔瓦多·达利的诞生

第五章 上流社会的超现实主义者

第六章 超现实主义之后，战争之中的游移岁月

第七章 艺术家的美国梦

第八章 祖国，宗教和神秘主义

第九章 回顾，在变化的世界面前

第十章 达利博物馆

第十一章 一个天才的最后岁月

后记

达利大事年表

1904年5月13日的上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吉罗那省的小城费格拉斯的天气很好，一个行色匆匆的成年男子叼着海泡石烟斗走在通往市政厅的路上。他是本地公证所的所长萨尔瓦多·达利·库希先生，平时他是一个不苟言笑、让人敬畏的人，但是今天他似乎和善了许多，当有熟识的人从身边走过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问候着对方，脸上露出别人不易察觉的笑容。

在市政厅的大门前，他把烟斗小心地熄灭，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公文纸，然后来到市政府法官的办公室，把这张纸交给了法官先生。法官是库希先生的老熟人，他快速地浏览了一下纸上的内容，然后把它交给了秘书，微笑着向这个41岁的公证所长表示祝贺，两人愉快地攀谈了起来。这个时候，秘书认真地把纸上的内容往一个档案册里登记着，她看到上面工整地写着这样的文字：

5月11日上午8时45分出生并且取名为萨尔瓦多·腓力普·哈辛托的婴儿，系申报人萨尔瓦多·达利·库希与其妻腓力芭·多美涅奇夫人所生的合法儿子，多美涅奇夫人现年30岁，生于巴塞罗那。孩子按父系承袭，其生于加达凯斯的已故祖父达利·文亚斯先生和生于罗萨斯的祖母亚利莎·库希·马尔科夫人一族，按母系则承袭出生于巴塞罗那的外祖父阿塞尔莫·多美涅奇．塞雷先生和外祖母玛利亚·费勒斯·萨图尔尼夫人一族。

为出生登记作证者：何塞·梅兴德尔先生，制革匠，现住费格拉斯城郊的拉斯蒙哈斯区；艾米利奥。巴伊格先生，乐师，现住别列拉德路5号。两人皆为成年人，享有公民权。(引自萨尔瓦多·达利《达利的秘密生活》P．12，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从市政厅出来的时候，库希先生听见教堂的钟敲了12下，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给自己刚出生两天的儿子买了一份礼物——一个木制护身符。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儿子在三年前死于脑膜炎时，才7岁。丧子之痛曾经让他和他的家庭长时间地忍受着煎熬，现在好了，他希望笼罩在家庭之上的阴霾会因为这个新生儿的到来而一扫而光。他默默地在内心祈祷，祝愿这个儿子能够平安快乐地长大，去做一个律师或者别的什么体面的职业，成为一个像他一样尊重社会又被社会尊敬的人。

蒙托利奥尔路20号，是一栋典型的加泰罗尼亚风格的建筑：平顶的二层乳白色的房子，厚重的铁门和宽敞的种有植物的庭院。这条街是为了纪念一个叫纳尔希斯．蒙托利奥尔的费格拉斯人而得名——据说他最早设计和制作出了潜艇。当然一般的市民是住不起这样的房子的，这里住的都是一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个最初被命名为萨尔瓦多．腓力普·哈辛托的孩子，就出生在这条街的这栋房子里。  库希先生把护身符挂在婴儿的床边，冲着他微笑。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一下子大声地哭了起来，弄得库希先生有点手足无措，女仆赶紧过来处理，孩子还是哭泣，直到库希先生把那个承载了他的愿望的护身符拿开，孩子才安静了下去。在那一瞬间，库希先生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天他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因为虽然那个孩子沿用了父亲的名字萨尔瓦多·达利来称呼自己，但他并没有沿着父亲所希望的人生轨迹成长，他没有成为一名律师，甚至没有成为正常意义上的艺术家，——如果仅仅是这样，也许受到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浓厚艺术氛围影响的父亲，并不会反对，可能还会以他为荣。但是，这个叫萨尔瓦多·达利的人，成了20世纪最让人费解、最充满争议、最另类疯狂的艺术家之一，这些都是做父亲的怎么也料想不到的。

不管怎么说，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了。虽然他说自己经历了一段他能感觉到的子宫生活，他的生命不应该从1904年5月11日算起，但这显然是达利那种典型的“疯狂”的话语方式，人们并不信以为真。从这一天起，一个天才或是一个疯子诞生了，而且要用一种天才或者疯狂的方式走完他的一生，人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P14-15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爱好艺术的大学生的时候，达利就是我痴迷的对象。除了那些富有天才幻想的绘画作品之外，达利最让人着迷的就是他那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和谜一般的性格。一方面，他是那样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乐于挑战规则和权威，不断地用恶作剧乃至疯狂的方式考验着艺术史教授、画商、普通观众以及同行们的忍受能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像孩童一般有着旺盛好奇心和专注力的人，始终对新的事物和新的领域充满兴趣。在其一生中，对绘画、雕塑、建筑、电影、文学、芭蕾舞、珠宝学和工业设计等艺术门类都有涉猎，而且造诣颇深；他对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弗洛伊德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宗教思想、甚至是核物理理论、DNA遗传理论都潜心钻研，然后把它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达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似乎很难说清楚。他的思想复杂多变，他的言行时常相悖：他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极端的君主主义者，他欣赏斯大林、毛泽东，但又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乃至法西斯主义抱有某种好感他自我膨胀式地欣然接受“圣人”的称号，到处希望别人崇拜他，但又会说自己在艺术上始终是一个平庸的画家，虽然比同时代的人强点，但比起任何一个古典画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生前从不掩饰对金钱财富近乎贪婪的渴望，追求奢侈和浮华的生活，似乎缺乏艺术家应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但在死后的遗嘱上他却把所有的个人财产捐献给了西班牙政府，这似乎又表明他不完全是一个势利之徒，并没有因为物质享受而失去精神独立性和艺术创造力……

在我看来，不论怎样评价他，他首先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有着迥异于他人的坚硬内核，同时又在现实和艺术的世界里复杂多变的家伙。

关于达利，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他的爱情。达利的爱人名叫加拉，一个俄国人，原本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亚的妻子。当1929年的某一天，25岁的萨尔瓦多·达利和34岁的加拉相遇之后，一个被达利自己命名为“加拉·萨尔瓦多·达利”的“新人”就诞生了。我们都知道，毕加索和达利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一生有过很多的女人，而达利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始终和加拉在一起。从好的一方面说，加拉多年以来始终像一个庇护者那样操劳着达利的生活，让他可以专心绘画，免受世俗的干扰。可以说，加拉把自己看做是达利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而达利则把加拉当做自己内心世界的寄托。从不好的一方面说，正是加拉对于商业利益的看重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达利从一个天才成为了一个契约的履行者。20世纪70年代末，达利和加拉因为矛盾而分居，直到1982年87岁的加拉离开人世。加拉的去世给达利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几乎让他一蹶不振，他从此拒见故友，不思进食，在负疚苦思中度过了佘生，终于在1989年抛弃了现实世界，追随加拉而去。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生活和艺术上多变的人，在爱情和婚姻上却表现得如此专一。达利在家庭生活中十足地依赖着加拉，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软弱和拘谨，但在艺术上他却一直表现着那种玩世不恭的疯狂，同时还不断地利用艺术来渲染自己对加拉的疯狂崇拜和忠贞。在很多人看来，达利把加拉这样一个“妖女”奉为缪斯女神，这两者的矛盾关系，实在让人没法理解。达利曾摆弄着他那上翘的精致的小胡子宣称：“我与疯子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在我看来，达利内心确实有着一种坚硬执著的东西，就如同他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这让他不同于一个真正的疯子，让他那疯狂的想象力飞得再高，行为再离经叛道，都始终保持在艺术的良知之内。正由于这样的东西的存在，他的艺术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身上的缺陷，他那种种疯狂的想法和行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拉·萨尔瓦多·达利”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在达利的艺术人生中，矛盾的两面综合在了一起。现在，在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在达利诞辰百年纪念之际，请允许我先为这个名字重唱大学时代唱过的赞歌：

《赞歌不知为谁——致加拉·萨尔瓦多·达利》

你的爱情在狮子的形影中，

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之后，

盛开的水仙。

你所有的孩子在同样一个伤痕里，

以先天不同的线条和色彩急速痊愈。

你的欢乐出现在远处浓黑的前世，

在那里，

少女之子还未轮及受难，

你的一半就和另一半的祖先

怒目而视，

然后拥抱着相敬度过余生。

你一想起挽歌高唱就兴奋不已，

每当合众为一时你总挥泪不忍离别。

有一日死亡将你分尸而葬，

名字树起两座石碑，

世人这才知道：

诗人妻子不辞而别的那夜微雨，

她的画家情人在湿透的欲望中

翘首等待，

一站就是百年。

我第一次亲眼而不是从画册上看到达利的作品，是在2002年上海美术馆举办的达利作品展上，那一次，达利那些著名的大幅油画作品并没有出现，展品的主体是装置、雕塑和素描。我记得，我去看了两次，买的是低廉的学生票。在《遥望地中海的加拉》面前，我伫立良久才看到了林肯的面容，我还试图利用“视错觉”拍摄一张我假装坐在“红唇沙发”上的照片，但没有成功。现在想来，那些事情虽然并不久远，但因为心态和境遇的变化，却像是发生在很久以前。

可能是因为要写作这本书的缘故，那些往日关于达利的事情才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了起来，这使得写作的过程变成了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寻找和修正关于达利的资料和线索不再枯燥乏味，我重读了当年读过的很多书籍，有一种会见老友的感觉，解渎和评价达利的思想和作品也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选择夹叙夹议的语言方式，我既有一一种当年写作关于达利的小说时的“虚构的激情”，又找到了与我当下的工作相吻合的表达。所以，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在保持传记所必须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我希望把它当做是对一个“和我有关”的天才艺术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解释性”的记录。

今年是达利诞辰一百周年，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上海世贸商城举行的2004艺博会上展出一批达利的版画作品，以及很多首次公开的达利生活照片，这是纪念达利诞辰的活动之一，也成了我再一次近距离接近这个独特的“传主”的机会。看了展览，我再一次验证了我在书中对于达利的一些判断是公允的，并非出自我的主观臆想。当然，这些我自己说了不算，还要经过英明的读者您的评判。

我要向出版方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约稿才让我有机会完成了一件我一直想去做的事情，对于张芸和王慧静小姐为这本书所做的具体而又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高莹表达谢意，她为我查找和翻译了大量关于达利的外文资料，这使得我的写作始终进行得十分顺利；而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她就是当年那个和我一起两次去看达利作品展的人。

程波

2004年11月于上海，立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