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现代警务行为的书，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在警务行为规范化与制度创新的道路上摸索，试图寻找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探讨新型警察执法理念下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为现代警察执法行为提供一个科学的、规范化的方法。

理性是指一种可算度性的规则和原则的治理。法律的理性是指法的灵魂和法的精神。法律的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所指。在我国古代，理性长期与“情”字相连，简称情理。古时候的狱讼讲究情法两进，也就是说，法律的事实须有情的照顾才圆满，若只实现了法的价值则是不全面的。情理就像一面镜子，使貌似公正的法的正义性得到了检验。到了近现代，当法律的权威被确认以后，理性则主要指主体对尚未设立的法律的内在需求和表达，即“法治”。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是一种人化道德的制度安排。法治的实现意味着主体的每一个行为都要纳入到法律铺设的既定轨道，在有序化的法律体系中使公民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建国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工具理性，则进一步加剧了法律工具理性的合法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法律的其他价值进一步被淡化。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建立一个更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更具时代性和包容性的理性概念。

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依法行政原则的理解主要是要求行政主体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执法。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法律的时滞性，在执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无法律则无行政”的行政不作为和滥收费、滥摊派等曲解或背离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问题。执法者在适用某一法律条文时不能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够理解立法本意，不考虑相关的法律规定，于是法律失去了灵魂，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变成了法律条文的简单堆积，法律适用也变成了简单地、机械地将法条与立法者事先设计好的某种确定的情景对号入座。

从理论上讲，警务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国家制定法。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警务行为的实施依据是存在于制定法之外的一些非法律规范，如习惯法。由于刚性的制定法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传统的乡土社会，更不能回避这一现实的存在。非正式的法律规范在刚性的正式法之外调整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维护和实现着人们的合法权益——习惯权利，习惯权利对法定权利的确定起着某种根据或制约的作用，这就在客观上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否则，法律便不能为人民所信仰和接纳，国家意志便无法推行。因此，在警察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不能仅依靠制定法，还要依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不仅要尊重和维护相对人的法定权利，还要尊重和维护虽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依据法的原则和精神，应为相对人所享有的现实权利。

任何意义上的法治建设都是与理性分不开的。没有理性就没有秩序，也就没有法治，更没有公民自由的实现。现代警务行为的执法目标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随着现代警务行为理性的变迁，警务行为的构成由原来的单一羁束行为变成羁束行为与行政裁量行为的复合体，这就为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以此为逻辑前设，我们再谈现代警务行为中的依法行政，就是对行政裁量权的规范。那么，如何规范和制约警察的行政裁量行为以期实现行政预期呢?这就成了现代警察执法面临的课题。

我们认为，在现代警察权的行使过程中，限制行政裁量权不能仅依靠制定法，而是要依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应以合理性原则补充合法性原则；以比例原则和相同条件下手段选择原则补充依法行政原则；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中最积极、最有效的一种控权制度，控制行政裁量权不能仅依靠实体法，还要依靠行政程序。当然，行政程序控权不能脱离司法审查。没有司法审查的保障，行政程序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因此，现代行政控权机制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并重，而不是以行政程序控权代替司法审查控权。这样才能使形式法治逐步转化为实质法治，从而构筑我国现代警察行政法治的基本架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警务行为规范化与制度创新的道路上摸索，试图寻找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探讨新型警察执法理念下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为现代警察执法行为提供一个科学的、规范化的方法。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再次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