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和母亲两边老家的人或事，我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父亲老家那边时常有亲戚来我家长住或短住。听他们讲，我才知道我有两个祖母，七个姑母。父亲是二房所生三女一男中的唯一长子。前房生的四个姑母我没见过，只知道她们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乡村妇女。二房的三个姑母都是大学毕业的新女性。上学期间每到放寒暑假，她们就跑回老家卖田卖地，拿钱回学校。父亲从不过问，任凭自由。这三个姑姑我都见过，而且大姑带着她的女儿还在我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两个祖母都来到我家，并且都是在我家由父亲送终的。另外我还知道，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之前有过一个妻子。我不曾见过，也不知道这位妇人那时是活着，还是死了，好像早已去世，因为她生的两个男孩儿在我家住过两三年，但从来没听他们提起过自己的母亲。与我同父同母的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虽说是小家庭，一时这么多的人住在一起，吵吵闹闹，打打骂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度过的。现在，我一看到人多就头痛。这大概是那时留下的深层心理的影响吧。
这些人当中，我最亲的人是我的外祖母。她老人家离井背乡，陪读母亲，远路到了济南，又来到了青岛。在这样一个人情关系复杂的家庭里一直呵护着母亲，又一直资助着父亲的生意。我们三兄妹又都是她一手抚养起来的。外祖母识字知礼，对人宽厚，父母亲都尊重她的意见，家里的佣人都好像特别听她的话。她心灵手巧，会烧菜，又会做衣服。我们兄弟穿的长袍马褂、我妹妹穿的小裙子，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每逢过年过节，她都烧一些南方口味的菜肴。大块的粉蒸肉，一锅海带酥鱼，再加上她每年都腌的雪里蕻炒的肉丝，还有丸子汤，都让我们兄妹乐得合不上嘴。由于外祖母善于操持家务，我们这个家，不管是人多人少，都算是平平安安，丰衣足食。这所有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外祖母在管着这个家。
小时候，母亲关心我们兄妹的教育。我记事的时候，妹妹还小，弟弟比我小一岁，母亲特别注意我这个长子的学习，没上小学就要我认字、记字；上了小学，嫌功课太少、难度太低，要我每天读《古文观止》中的一篇文章，还要背诵出来，背不出来，打手板。每天早上要写一张大字，四行小字，写不完，不给早饭吃。外祖母在一旁，总是激励我，要我好好写。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听外祖母给我讲那些二十四孝和大明朝朱皇帝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外祖母教我唱的凤阳花鼓。不知怎地，那句“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一直在我心里记着。我特别喜欢夏天在院子里，躺在外祖母的怀抱里，望着天空，听她一边教我辨认北斗、天河，一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是怎样分别又相会的。过年时，外祖母要我们兄妹向父亲母亲磕头，而父亲母亲又一定要我们先向外祖母磕头。就是这样，我感受着外祖母的慈爱。一到清明节时分，我们回不了家乡时，夜里，外祖母便领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到外面的十字街头烧纸，向着朝南的方向跪拜。现在我想，是外祖母她老人家传授给了我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些是我的根。
然而，我9岁那年快过年的时候，一场意外降临到我们家。外祖母离开老家时带了一笔钱，到青岛后她把这笔钱都存在一家私人银行。这家银行的利息比较高，许多老百姓都把钱存在那里。一天传来消息说，那家银行的老板携款逃跑了。外祖母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银行在中山路的一个拐角上。我到那里时，看到门口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中间还挂着一把锁，我看到许多人，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妇女，有些在捶打着那扇大铁门，一边叫着一边骂着，还有一些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这一幕场景，7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昨天一样，清清楚楚。就这样，外祖母从家乡带出来的活命养老钱化为乌有了。当我把看到的告诉给外祖母时，我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样。她坐在椅子上，没有哭，没有叫，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倒有些怕了。以后的几天里，家里来了好几个人，围着外祖母说话。
父亲为了安慰外祖母，提出来要把我过继给她当孙子。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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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子包括写人和写事两个部分。前者大都是初次在这里刊登的，后者大都是发表过的文章。
因为在质量这个领域里长年工作的缘故，我认识了许多这个专业的名人。不过，集子里我只写了朱兰。付梓紧迫，我只能在这里记下其他各位的名字，借以聊表敬意。日本的石川馨、狩野纪照，美国的James Harrington、Gregory Watson，瑞典的LennartSandholm。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美中两国工程院院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郭位。郭君生长在台湾，深受中华传统的熏陶，为人谦虚厚道。他与我相差30岁，然而一见如故，遂成忘年之交。
30多年前，记者侯艺兵来家采访，看见我书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刻字“MY ROOM”。于是他写下了“MY ROOM我的房间”这篇文章。现在，那块牌子依然挂在那个地方。
有几篇写人的曾给大女儿和小女儿看过。她们都很喜欢我写妻子的那篇，说很高兴知道母亲年轻时的情况。大女儿从加拿大托人带来了两大瓶椰子油，要妈妈每天早上喝粥时加上一勺，这样可以延缓妈妈的记忆衰退。小女儿每隔两三天就给妈妈打电话，也是希望跟妈妈多讲讲话，能够让妈妈常常记住她最疼爱的小女儿。
小女儿还写信来说，她非常理解那篇“我与悦子”、因为她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并且说，明年她要回日本看望她婆婆，顺便去探望悦子。我告诉她，见了，叫她一声阿姨吧。悦子已经86岁，身体有些衰弱，但头脑还很清晰。
集子里的人物都有相片，唯独悦子没有。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所有的相片都被抄走了的关系。不要紧!我和悦子曾在日本东京的影院看过一部名为“蝴蝶梦”(Rebecca)的美国电影。名为Rebecca的主角是一位受人推崇的美丽夫人，但在影片里并没有出现过，却让人感觉到处有她的影子。对于我，悦子正是这样。 担任中国工程院审稿人的葛能全先生给我写了满满三页的一封读后感，从词汇到标点符号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我都一一遵从，对原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实是受益匪浅。此外，如果没有中国工程院吴晓东和常军乾的督促，本书不会及时交稿出版。在此一并对他们三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工程院要求院士作传，我也在其中，题为《刘源张自传》，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我为自己写的传记，另一个是别人为我写的传记。不过，前一个部分也不是循规蹈矩，一板一眼地写出来的，而是写了一些我的亲属和师友。我想，这也间接写出了我自己。后一部分是许多报刊记者给我写的，虽然多有溢美之词，我还是感谢受领，不过，这本书就不收录了。
我过去写的几篇文章也收录于此，因为它们也涉及我的经历和感受，可以反映出我当时的思想。郭传杰同志曾经给我的《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写了一篇评论。我很喜欢他的文章，允许我把它收进来。最后，附了一个“年表”，这些记载也许可以为读者提供点参考。
我的一生太坎坷，太独特。不说别的，单说蹲监狱，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留置所，我受过美国移民局一整天的审问，我在新中国的秦城监狱待了8年零8个月。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我有10年的时间是在牢房里度过的。人生能有几个10年1
16岁去日本留学，直到26岁再去美国留学，我在日本生活了10年。我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我的亲友是在那里结交的，我的初恋是在那里完成的，我的思想是在那里形成的，不管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但我总是想念在那里的日子。
所以，国内国外都有出版社找我，要我写传以供它们出版。有一家美国出版社甚至给我寄来一本1986年美国企鹅出版社的《在上海的生与死》，说是我可以参照。这本书是一位郑女士为叙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迫害而写的自传，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连续3个月评为最佳图书。我读了一遍，主人公的遭遇跟我差不多。我对出版社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复习一下英语再写，并且应允3年过后立即交稿。出版社竟然也答应了。然而，30年都过去了，我还是一个英文单词都没写，太对不住那家出版社了。 不过，2010年我写了一本，交由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名为《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简称《感恩录》)。当时适逢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30周年，中国质量协会要我把在这30年里我经历过的事和遇到过的人写一写。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对这些人和事表示我的感谢，于是，写成了那本书。它自然不能算作自传，因为它只写了我所做过的一些质量管理的事情。本书收录了《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的“前言”，又添了几幅照片，加了一点注解。
现在的这本书同那本《感恩录》有同样的精神，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下了我的亲属和师友，因而是我的另一本“感恩录”。那一本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资助，这一本则得到中国工程院的资助才得以出版问世。明注于此，以表谢意。
从被日本宪兵赶出燕京大学，到漂洋过海求学，再到15年后回归祖国开创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学科领域，刘源张院士的一生是一篇贯穿于20世纪的历史长河、在战争和复兴的沉浮激荡中造就成形的史诗。他在《刘源张自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中记录下的有悲有喜的坎坷经历令人动容，字里行间所展现出的人生信念让人钦佩。
《刘源张自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包括两个部分：我的亲友和我的思想。前者记录了他对亲友们的潺潺怀想和感恩之情，后者反映出了近10年来他对中国管理科学和中国质量事业的种种思考和期待。像刘源张院士在中国质量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一样，本书将给读者留下经久不衰的记忆。
《刘源张自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为我国著名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专家刘源张院士的自传，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充满曲折的一生，记录了自己与亲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记录自己为中国工程和管理所做出的工作。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生动，有战士的坚毅，也有诗人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