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将促进本业、本地、本国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商会组织，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其特有的地位和功能起到其他任何社会中介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是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成果，对2004年度中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商会、行业协会以及同业商会进行决策咨询、科学决策和管理创新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商会是否发展标志着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于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建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予高度重视。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2003年lO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将发展行业协会和商会作为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200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2005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企业方面的助手作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监管职能与服务职能将进一步分离，加大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给中国商会组织的积极推动者以更大的信心和动力。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后发现代化社会的内部驱动力往往不仅仅是自发的各种社会力量聚合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的动员和推动，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国家的力量必须被转换成广泛的民间动员，另一方面，民间的力量亦必须被纳入国家确定的理性目标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体系的规导、制约之中，从而使社会具有足够的能力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走上现代化社会的运行轨道。因此，政府(国家)的力量与商会(民间)的力量就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两根最有力杠杆。

就政府层面而言，在现代化的阶段上，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仅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管理者，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从事者和组织者，深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政府成为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主持者。政府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制定一系列政策并促其实施，为人们规定统一的行为规则，从而创造了特定的政策环境。在这种政策环境中，所有的活动主体包括个人、企业与社会组织都受到相同的约束，进而达到影响经济活动的效果。

就商会层面而言，随着社会力量的分化和多样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达，商会中的民间力量也开始迅速成长并进入社会行动的前台，成为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商会一方面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调控市场经济和日常管理的运作中，商会与政府之间又有较为协调的合作，或是在政府的授权之下，或是配合地方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的职能。除此之外，商会及时向政府传递民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的行为，能够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使政府不断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即通过各种途径促使政府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经济政策。

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需要商会等中介性的社会组织起到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并帮助政府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从而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的效率。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分散企业也需要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从而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基于上述政府与企业的需求，商会、行业协会等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发挥着政府、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商会产生与发展的百年轨迹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商会；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接收旧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商业联合会。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中，商会组织经历了从初生、发展到逐步衰亡的蜕变过程。商会既要面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压榨和排挤，还要面对各届政府或是扶持，或是限制，或是压制的不同政策，以及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如此，近代中国商会仍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法人社会团体。因为在促进本业、本地、本国经济发展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商会具有五种功能：即沟通企业与政府信息联系的中介功能，融洽成员企业彼此关系的协调功能，维护会员企业的利益，保护、服务和扶助功能，促进企业发展的监督功能，促进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协助和联络功能。所以，中国近代商会无论在工商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还是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各级工商业联合会走过了辉煌的50多年，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工商业联合团体。随后，工商联逐步向行业或同业领域拓展，一些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行业性或同业性的工商联组织，进一步发挥了工商联在纵向领域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工商联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工商联章程和代表大会赋予的各项职责，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努力创新、积极探索、开拓前进。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军突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商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促进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商联(商会)的基本职能大体上可概括为代表功能、自律功能、中介功能、服务功能等四个方面。因此，工商联既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得力助手。值得指出的是，近20多年来，我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新的商会组织和行业，并已出现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商会组织发展格局。

总之，在中国商会整个成长与演变过程中，要全面、科学地判断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构成、功能以及自身的发展演变，应力图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联系起来，说明政府与商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通过制度制约商会；商会在政治、经济以及公共领域中的沟通与交涉的作为，为政府起到了功能弥补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将对历史的理解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认识商会，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市场化进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疑对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近年来，中国商会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观点来看，还是从近代、西方的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观点来看，商会组织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我认为一种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①一语道出了类似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1978年以后，中国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和合理定位。在这种新的环境之中，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全国工商联作为非官方的中国民间商会，为了充分反映当前中国商会发展的现状，组织了对商会素有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工商联的相关人员，动员了全国各省级工商联，从商会组织发展的角度，在对全国、地区的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商会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分析报告，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可以说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由于我国现有商会、行业协会以及同业商会等的统计资料较为匮乏、不系统，专家学者们撰写的分析报告在数据、观点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完全性，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但作为一个具有探讨性、前瞻性的中国商会发展报告，对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中关注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的研究者、读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写作中参考了有关部门以及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