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了一些个体企图避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使政策朝着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改变。本书第一个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文献集合成一体。它挑战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讨论，并且为新政治／经济均衡绘制了一幅令人兴奋的蓝图。

租”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以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亚当·斯密的这段话也许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它是“看不见的手”定理的基础，而这一定理又是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放手让经济运行，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之间的竞争会引导它走上正确方向。但亚当·斯密也说过：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

这段话显示了经济过程的另一面——看不见的手似乎不发挥作用的一面。自行其事，不受干涉的个人在被称为“寻租”的过程中不断逃避竞争。寻租有许多其他的叫法——卡特尔化、垄断化或DUP(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寻求非直接生产性利润)活动。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斯蒂芬·迈吉(Stephen Magee)将后一方面的人类行为精辟地称为“看不见的脚”。如果我们采用这一类比，竞争可以看成是一个看不见的脚践踏看不见的手的游戏。

传统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集中考察了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方面，优雅地解释了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知不觉地为社会目标服务的条件。弗兰克·哈恩(FrankHahn)(1980：第127页)在评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时，曾有过如下说法：

[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留在那里。

回应着这种评价，经济学家的研究纲领已发生了演变，成为一种探索更广泛含义的研究纲领——不仅研究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情况，也研究它不发挥作用的情况和不发挥作用的原因。本书各章是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研究纲领的组成部分。

个人企图逃避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为其自身利益改变政策建议方向，新研究纲领是关于这种企图的分析。传统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假定政府是一种外生的力量，总是要做好事；而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内生的，它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将反映社会上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

我们可以通过新旧分析对市场不均衡的可能影响的看法来看它们之间的不同。传统的新古典分析告诉我们，只要有过度供给，价格便会下降；只要有过度需求，价格就会上升。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除此以外，为了获得或保持租金，个人将会组织起来，阻止价格上升或下降。这是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只有同时考虑这两种活动，我们才能理解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传统新古典经济分析假定了一组特定的完全竞争制度。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家质疑“完全竞争均衡”的稳定性。要保证其稳定性，所有个人都必须被动地接受作为完全竞争均衡基础的制度和政府政策。然而，如果改变制度的边际收益小于保持它的边际收益 ，竞争均衡将是不稳定的，即使它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  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关于组织成本的合理假定之下，我们预计，在一系列的市场中，竞争均衡将逐渐变化为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在完全竞争的边际，保护竞争均衡的动力通常很弱，来自卡特尔化的潜在租金数量很大。因此，即使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大多数社会也不会选择竞争均衡。由于这一原因，完全竞争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范式。

上述观点并不新鲜。但令人吃惊的是，按照逻辑出现的下一个问题——什么类型的均衡将会出现?却从未被正式讨论过。本书就是要讨论这一问题。

寻租分析的历史

经济学家对寻租活动的非正式关注已持续了很久。古典经济学家的竞争观就有寻租的色彩。在他们看来，个人总是试图建立垄断，在垄断时，这些人创造了准租金或垄断利润。分享这些租金的欲望使另一些人进入该行业，使价格下降到即使不是达到完全竞争水平，至少是接近完全竞争水平的水平。对古典经济学来说，竞争均衡是一种动态均衡，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对垄断的建立也有对垄断的瓦解。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一般却都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这一政策不是直接源于他们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以对政府目标和效能的经验判断为基础的。在他们看来，政府首先是个人用以建立和保持垄断的一种工具。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竞争过程将运行良好。如果政府不染指竞争过程，竞争总会发挥作用。在他们看来，政府干预通常会使状况变坏。

彼尔洛。斯拉法(Pierro Sraffa)1926年的文章《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质疑了古典经济学家垄断自我限制的观点，为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创新奠定了基础。斯拉法认为，在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存在走向垄断或单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趋势。单个企业一旦建立了对某一行业的控制，该企业便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为基础有效地保护其垄断地位，即使没有政府对垄断的保护，新企业要进入该行业也是困难的。竞争过程即使最终发挥作用，也不会足够快地发挥作用。斯拉法看到的显然不是古典理论家心目中的动态竞争形式。  作为对斯拉法论文的回应，雅各·维纳(Jacob Viner)(1931)改造了成本曲线分析，区分了服从收益递减规律的短期成本曲线和由规模经济制约的长期成本曲线，试图以此回避斯拉法的批评，让长期的归长期。同时，竞争概念也从“竞争过程”观点演变成了更形式化的完全竞争观点①。随着这种转变，经济学家不再追问竞争过程中的“最终”是否足够快这一难对付的问题，转而精心打磨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

罗宾逊(Robinson)(1933)和张伯伦(Chamber：lain)(1933)将垄断和竞争概念综合起来的尝试没有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完全竞争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对效率、福利和一般均衡的仔细推敲。这些推敲工作优雅地显示了完全竞争市场如何导致“最优结果”。结果是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所说的“一个乌有世界的天体力学”。

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接受完全竞争模型适用性的局限性，但它仍然是主流经济模型的中心，扮演着福利讨论的参照点和分析框架的双重角色。这一模型当然有许多批评者。奥地利学派批评新古典模型未能考虑竞争过程和企业家的作用；后凯恩斯学派批评这一模型未能引入对时间的分析、未能对公司活动做出合理的假定；制度主义者批评该模型未能明确讨论个人活动的制度结构；博弈论理论家批评该模型狭隘的均衡概念；而公共选择理论家批评该模型未考虑经济人的政治行为。

尽管对传统的新古典模型有无数的不满，但这一模型还是活了下来，甚至被发扬光大了。偏离竞争的福利损失的估计值被证明很小(GNP总量的O．5％或1％)，小到了一个愤世嫉俗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对这么小的损失如此大费周章，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只是耸耸肩膀说：它也许不符合实际，但它很漂亮。实际上，愤世嫉俗者没有提这个问题。罗伯特·蒙德尔(Robert Mundell)的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除非对作为这些研究(垄断造成的损失)基础的工具的有效性做全面的理论考察……有人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说经济学已经不重要了。”(1962，第622页)。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7)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反应，他的回答多少有些含糊，但不论怎样，却是发人深省的：由垄断、关税和税收造成的损失比通常计算的数值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哈勃格(Harberger)三角，还包括全部数量的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他的推理如下：个人会为获得租金而竞争或为获得收益而游说，而且(假定寻租是竞争性的)每一个人会使他的支出等于全部数量的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与他获得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的概率的乘积。在这一点之前，支出就是有价值的。他认为，合起来，个人竞争将使全部租金或利润消失。图洛克的这篇文章开创了一个研究派别，或许可称为寻租分析的公共选择分支，许多有关文章被收入1980年出版的一部文集——由詹姆士·布坎南(James：Buchanan)、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和戈登·图洛克编选的《一种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①。

两个中心思想贯穿这一公共选择文献的大部分：首先，寻租主要是通过政治过程出现的；第二，限制寻租的最好办法是限制政府。因此，它与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的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是对监管②的公共选择分析的自然延伸。

公共选择文献对寻租思想的兴趣不是独一无二的。1974年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研究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似乎没有增长的问题。她的观点与图洛克相似，但她用一个更正式的模型阐发了这一观点，并对限额造成的损失做了最早的经验性估计。她认为个人为获得进口权利带来的垄断租金而竞争进口权利，这种活动是社会的一种损失。这是分析中必须考虑的。

大部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文献是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这是很自然的事。经济学家很早便已认识到社会集团为关税和限额游说。并且，经济学家在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方面比在其他任何领域更团结一致。令人吃惊的倒是经济学家过去一直未把这种分析纳入他们的正式模型。

克鲁格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寻租”这一术语，她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国际贸易中的寻租问题的文献。1982年，巴格瓦提(：Bhagwati)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这一领域，这是近期研究的极少数领先课题之一。”(1982c，第988页)。

与其他任何经济学家相比，贾迪什·巴格瓦提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扩展了这一分析，认识到了这一分析的潜力。他指出，虽然克鲁格的模型局限于对限额(因此才有“寻租”的说法)产生的租金的分析，但这一问题是很普遍的。也可能存在寻关税、寻收益以及一系列的寻其他限制的活动，他将所有这些活动都置于“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P)活动”的标题之下。

同时建立关于所有这些活动的正式模型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艰巨任务。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布洛克(Brock)和迈吉(1978)开始对关税的政治经济学做一般分析。他们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关税是内生地决定的，内生关税的各种成本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内移动。巴格瓦提和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1980)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假定关税是独立确定的，但收益不是按最初确定的规则分割，在收益分配中出现寻资源使用收益(resource．using revenue-seeking)活动。费恩德莱(Findlay)和卫理思兹(Wellisz)(本书第6章)进一步改进了这一模型，提出了一种有内生性政治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第一章，巴格瓦提、布雷奇尔(Brecher )和斯里尼瓦桑重申了迈吉和布洛克(1983)的建议：国际贸易模型最终将成为一个有完全内生的寻租、寻收益和寻关税的2×2×2×2模型(费恩德莱恰当地称之为2×4模型)。(到了那一天，学生们肯定将为安妮．克鲁格想到这一术语的日子而懊恼。)

公共选择和国际贸易并不是仅有的向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演变的领域。虽然没有明确采用寻租的分析框架，曼柯尔．奥尔森(Mancut’Olson)的分析却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例。在其1965年的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他将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扩展到政治学，他近期的著作《各国的兴衰》(1982)扩展了他早期的分析，考虑了寻租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一样自然，一旦“公共物品”方面的问题得以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发展起来。

用这一简单分析，他将其集体选择理论扩展到了对各社会增长率差别的解释。他的关键性解释是寻租过程(个人形成集团，为其特定利益游说)对社会施加了限制和约束，并因此降低了社会的增长率。他认为，除非一个国家经历了诸如战争等瓦解这些集团的突然的制度变革(一些人称这些变革为“ 奥尔森冲击” )，社会将会出现“制度硬化症”，经济增长将变得越来越缓慢，直至停止。

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十分重要的另一领域是经济史，通过考虑寻租的个人的动机，经济史学家已对重要的历史事件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新的解释。例如，在本书第13章，加里．安德森(GaryAnderson)和罗伯特·托利森认为童工法不是个人良好意愿的结果，而是技术工人试图阻止竞争，保护自己的租金的反映。除了提供这类见解外，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等经济史学家还讨论了对政治压力做出反应的制度演变，并对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制度在特定的时间发展提供了解释。这些制度进而又推动或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个人的经济需要和意愿决定了建立哪些制度，寻租就成了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分析已变得十分重要，以至于获得了“新经济史”的名称。

本书的作用

显然，关于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有许多话说。重要的著作，例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88)和艾萨尔·林德贝克(AssarLindbeck)(1976)，被略去了。然而，前一节的内容应该足以使读者对这一新文献有了感觉，托利森(1983)、巴格瓦提(1982c)和迈吉(第3章)的出色概述填补了某些空白，可作为本书各章的导论，它们既是以前分析的延伸，也是各学派思想和方法的相互促进。

本书和作为本书基础的会议的作用是从更广的视角透视寻租的观点，并考虑其政策含义。本书包括了各团体的代表人物，并对各思想流派的不同方面和相似方面作了说明。

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方法和公共选择方法的不同只是方法论上的，而不是内容上的。贸易理论家是形式主义者，他们用雷布津斯基线(Rybczynski：lines)、梅茨勒悖论(the Metzler paradoxes)和x×x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说话。公共选择理论家是非形式主义者，他们的隐含模型蕴涵了更多的思想，但有时难以确定他们的模型是什么。正如斯蒂芬·迈吉曾评论过的，这些不同提供了重大的潜在贸易收益。

在使两种方法相区别的内容上的问题中，也许最基本的(但多少有些离题的)问题是如何称呼这一学科。所有人都同意“寻租，，这一术语是不理想的，但对用什么来替代它却没有一致意见。大多数公共选择理论家愿意继续使用“寻租”，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许多国际贸易理论家更偏爱“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 P)活动”。这种用法上的不同很有讽刺意义，因为“寻租”这一术语本来就来自国际贸易文献。  “寻租”这一术语的问题之一是克鲁格影响巨大的论文仅限于讨论限额造成的租金。如果租金只是对限额的回报，那么其他政治行为就需要其他的术语。按这一逻辑，国际贸易理论方法便有了关于寻垄断、寻关税和寻收益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DUP活动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的公共选择方法之所以采用“寻租” 这一术语，主要是因为这一术语吸引人，但他们是在更广义的语境下使用这一术语的。在这种广义语境下，租金指来自贸易限制的所有收入。从表面上看，这一术语似乎是合理的，却留下了更实质性的问题。例如，像曼柯尔·奥尔森曾指出的那样，租金不仅可以由非生产性的贸易限制产生，也可以由生产性的或寻求利润的活动产生，例如企业降低成本便有这样的作用。这类降低成本的活动创造租金，却不会损害社会。第二个问题是巴格瓦提和斯里尼瓦桑(1982)指出的；当我们在次优环境下考虑寻租时，即使明显是非生产性的活动也可能是“增产的”。在某些贸易限制业已存在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些限制实际上可能改进社会福利。

巴格瓦提和斯里尼瓦桑的论点提出了更根本性的问题。不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些活动，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些是非生产的或寻租的，我们怎样把这些活动与生产性活动区分开来?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澄清术语是有益的。虽然大多数文献用实物产量讨论消费、交易和生产性活动，但这些概念只是社会福利的代称。社会福利，而不是实物产量，才是有关系的概念，人们必须按其各自的社会福利函数对活动进行判断。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福利函数，对一个人来说是寻租的，对另一个人可能不是寻租。确定无疑地属于寻租的只是那些所有可能的社会福利函数都认为是减少福利的活动，这可能是相当少量的一组活动。

使寻租不会减少为空集的因素是关于可允许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的隐含假定。只有康德式社会福利函数才是允许的。在这种函数形式下，人们必须根据它们的一般的而不是具体的分配后果来判断分配影响。因此，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将他自己的关税游说称为寻租，因此是减少社会福利的，尽管关税的引入将增加一个人的私人效用。

另外两个论点扩展了寻租活动的范围。第一，既然大多数人喜欢收入平等，不能产生促进平等的结果的行动可以被列入寻租，而不破坏大多数社会福利函数。第二，许多活动具有不明朗的分配后果，对这些活动而言，产量是社会福利的良好替代。这些局限性扩大了可以被合理地称为寻租的活动的数目，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集合。这些活动包括贸易团体获得垄断、限额、关税和许多(但不是全部)监管限制的企图。

本书较完备地提出的第三个实质性的观点是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在新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提出意识形态问题时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对如何把它包括在分析之中，人们仍有争论。

这些争论是进步的标志。这些实质性问题是一切规范的或政策经济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寻租分析只是把这些问题明确地摆了出来，要求经济学家具体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某些活动是坏的。

对寻租损失的度量

术语一旦确定，合乎逻辑的下一个问题是：寻租的福利损失有多大?安妮·克鲁格(1974)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1975)估计了这些损失。克鲁格估计，在印度这一损失占国民收入的7．3％；在土耳其则有15％的国民收入是进口许可证的租金；而波斯纳估计美国监管活动的全部福利损失为GNP的3％，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的首要损失。

对租金的这些早期的度量受到了来自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攻击。福利损失等于利润的假定受到了图洛克(1980)的质疑，他说明在租金和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关系。

对这些早期福利损失度量的第二个批评是这些分析只考虑了寻租的某些方面。寻租活动可能会出现在一切交易和谈判之中。例如，在征税时，人们会发现，通过让支出等于税收额来避税是值得的。一旦收入已经征收，个人可能支出与政府收入相等的数量来获得支出的一部分。寻租还有其他许多例子。我们只要考虑一下经济中无数的私人限制，如教授的任期、公司经理对租金的猎取和私人垄断地位的实施，就可对私人寻租的重要性略见一斑。

埃兹拉·米香(EzraMishan)(1981)从另外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估计来自非生产性活动的损失占我们GNP总量的50％。似乎不用怀疑，稍加调整(对这些估计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的估计值可以大幅度增加，也许能达到全部收入的100％。  各章提要

前面的讨论没有表现出米德尔伯里经济问题会议上的热烈气氛和大量的争论。然而，这些热烈气氛在各章中还是可以看出来，为了反映会议的讨论，许多文章做了大量修改。这些文章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本书第一篇提供了关于这一领域的导论，展示了各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共同点。巴格瓦提、布雷奇尔和斯里尼瓦桑的开篇章——“DUP活动和经济理论”，概述了该领域的发展状态，提出了问题：“将DUP活动纳入理论分析对目前流行的经济理论有多么严重的影响?”他们对DUP活动作了出色的分类，  考虑了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将DUP活动纳入理论分析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代表了许多与会者对这一领域重要性的看法。

道格拉斯·诺思撰写的第2章，说明了寻租方法与新经济史方法和曼柯尔·奥尔森的方法的关系。除对三种方法做了出色的概述外，诺思还很好地说明了将意识形态的作用纳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导论篇的最后一章由斯蒂芬·迈吉撰写，他评论了内生关税理论，并为纯国际贸易理论内部的思想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背景。

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寻租的倡导者(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寻租者)。第二篇包括两篇批评寻租理论的论文。沃伦·J·赛明思(Warren Samuels)和尼古拉·莫卡洛(Nicholas Mercuro)的论文——“寻租理论批判”对他们在以前公共选择文献中发现的某些“暗藏的偏见”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寻租分析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面具，“在其许多主要用途上的应用是不适当的、没有确定性的依据”，或者说，寻租分析是“以选择性的、令人怀疑的、不切实际的以及回避问题的假定为基础的”。他们的批判代表了许多制度主义者②对寻租分析的看法。一些制度主义者比赛明思和莫卡洛更进一步，他们不认为寻租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回到政治经济学来扩展视野的积极进步，而是对他们的研究领域的非法侵入。在他们看来，寻租分析过于简单化，几乎丧失了对问题的全部洞见。

迈克尔·麦克弗森(Michael’McPherson)的论文——“自利的限度——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同样警告寻租者不要过于迷恋其方法。他认为，社会依赖合作和对自利行为的自我限制，这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和寻租分析都没有考虑的方面。

考虑行业特点，如果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不能用正式模型描述，它只能是放弃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第三篇考虑了对寻租行为建立模型的问题。第6章罗纳德·费恩德来和斯坦尼斯劳·卫理思兹的“一个内生寻租模型”建立了一个有关税形成函数的、两部门的开放一般均衡模型，并确立了一种古诺一纳什均衡。他们用关税形成函数巧妙地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这一函数包括了各部门的意识形态偏好。这一考虑了政治行为的古诺一纳什均衡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均衡的替代物。他们用这一模型说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结果会是不同的，并以此强调了将政治问题纳入分析的重要性。正如迈吉在其第三章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对建立寻租活动正式模型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7章，哈罗德·德姆塞兹(Harold Demsetz)的“购买垄断”，讨论了垄断化或寻租可以如何改变对竞争和垄断的常规分析这一问题。他认为，传统新古典理论没有垄断理论，只是假定了垄断。德姆塞兹通过将垄断化过程纳入常规的局部均衡模型，说明了结果将如何变化，并初步提出了一种市场结构理论。在“分利集团与宏观经济学”一文中，奥尔森和我本人集中讨论了奥尔森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意义。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理论未能把握这类集体行动对经济施加的制度约束。游说成本有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强化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在结论中指出：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在理论上也许能抵消这种寻租行为。在第九章，伊利亚斯·狄诺波洛斯(Elias Dinopoulos)纠正了巴格瓦提和斯里尼瓦桑(1980)有关游说的最优关税模型中使用的寻全部收益的假定，说明巴格瓦提和斯里尼瓦桑的结果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他指出，最优关税决定于游说争取的关税部分和国外相互需求的弹性。

第四篇讨论了寻租理论的一些应用和经验检验。在第10章，斯坦尼斯劳·卫理思兹和罗纳德·费恩德莱用寻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最不发达国家，关税如此之高。他们认为由于游说成本的偏向，保护主义力量一般要大于自由贸易力量。

在“寻租与各国的增长和波动”一文中，弗里德里克·普莱尔(Frederic Pryor)在他称之为“高增长”与“大落后”的竞赛的背景下，从经验上检验了奥尔森的命题。按照普莱尔的说法，该检验提出了关于奥尔森理论的令人吃惊的问题。虽然奥尔森命题“似乎得到了某种证实……但结果并不令人信服。”普莱尔的结果没有提供对奥尔森理论的强烈支持，威廉·布洛克和斯蒂芬。迈吉的第十二章对此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在开始时，看不见的手(竞争)经济要比看不见的脚(寻租)经济增长缓慢。概括地说，他们发现在增长率与再分配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然而，他们的确发现，再分配倾向(propensity to redistribute)与收入和财富一同增长，这一发现对奥尔森的论点是一个补充。此外，他们的模型还显示了从寻租分析得出经验结论的复杂性。

第四篇的最后一章，“对英国工厂法的一种寻租解释”，显示了寻租方法的另一面。加利·安德森和罗伯特·托利森考察了英国劳动法的发展，指出寻租分析可以为历史考察提供新的方法。他们认为，与传统智慧相反，工厂法不是国家的“开明干预”，“它们实际上是成年熟练工人试图限制其他劳动供给的机制”。

寻租分析特别是其公共选择分支提出了许多与政策有关的含义。这些含义与产权和新经济史学派有密切关系，强调了限制政府阻止寻租的活动的必要性。寻租分析的其他分支，例如曼柯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国际贸易DUP分析和林德贝克的内生政治家分析对政策含义有更广义的看法。第五篇讨论了这些问题。

这两方面在本书中都有体现。第14章肯尼思·柯福(KeIlnem Koford)和我的论文《驯服寻租者》表述了广域的政策选择，政府参与既要增加也要减少。詹姆士·贝内特(James Bennett)和托马斯·狄洛伦佐(Thomas Di[~orenzo)的《政治企业家和寻租社会的改革》分析了有才能的政治家可以如何绕过平衡预算约束，提出了一种公共选择观点。他们的文章以一种相对悲观的调子结束——就连宪法约束也是可以逃避的。戈登·图洛克在接下来的一章提供了稍为乐观的观点，他认为，虽然阻止寻租的收益对单个经济学家来说不是很大，但成本也不很高，如果所有经济学家都能花些时间为大众提供信息，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回报，还可以做些好事。

为什么自利的经济学家要做好事?这正是麦克弗森的第5章讨论的问题。他认为，道德和奉献精神是任何运行良好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基本的寻租模型不能包括一个社会从合作行动中获得的好处，其政策建议也许会使社会变得更差。麦克弗森没有讨论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实现道德的问题。

当阅读本书时，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寻租模型的结论可能是未来某一时期争论的主题。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方法，它可能改进我们讲授经济学的方式和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这一点是本书许多作者(但不是所有作者)的假说。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希望今后在这一领域获得大量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