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哲学家黎鸣先生代表作《问人性》一书的精缩版。原书将近百万字，读者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阅读，本书抽取了作者思想的精髓，可称为“精品中的精品”。作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从以暴力和权力为基础的官场到以金钱为后盾的市场，现到以文化和知识为主导的情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l世纪应该是一个情场化社会。相信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

第一章 情场主义的人性论

第一节 人类的原欲/3

第二节 人生的原恶/10

第三节 人向善的意志/18

第四节 人种、人文、人格/24

第二章 人性场理论

第一节 官场、市场、情场概述/43

第二节 人性场与人性原恶的关系/53

第三节 三场的陷阱/6l

第三章 世界性民族与典型人格

第一节 情场主义认定的三个世界性民族/7l

第二节 中华民族与典型的官场人格/87

第三节 英语民族与典型的市场人格/96

第四节 典型情场人格的设想/110

第五节 典型人格的比较及命运/120

第四章 情场，最人性的活动场

第一节 情场应为人类社会之轴心/143

第二节 人类的信仰/152

第三节 人类的求知/166

第四节 人类的仁爱(一)/206

第五节 人类的仁爱(二)/239

后记/279

懒惰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生存意义的否定，是对个人生活体验的拒绝。任何人在能够轻易获得原欲满足的场合都会任懒惰的人性原恶变成实际懒惰的恶习。懒惰的原恶在不适当的环境中很容易变成人们惰性的习惯，尤其在人们尚处于幼童的年代，由于长辈的娇宠，极易染上懒惰的恶习。懒惰似乎与任性不同，不触犯规条，而实际上懒惰之恶比任陛之恶对人类自身更有害。一个人年幼时养成懒惰的恶习，好比天鹅从小折断了翅膀，将永远失去高空翱翔的生命乐趣。毛泽东青年时代曾亲自书写过如下一条箴言：“怠惰乃生之坟墓也。”实际上懒惰更是一切恶行为的最深邃的祸因。贪污、偷盗、抢劫乃至杀人等罪恶无不深深扎根于懒惰之源。“万恶淫为首”实不如“万恶懒为首”来得确切、真实。

嫉妒的本质是对永恒、终极、自由的精神追求的缺失，是完全沉浸在偶然性机遇得失之中的人们的一种潜在绝望的心理，这种绝望的心理很容易转化为对他人的恶意，甚至恶行。

人性的原恶：任性、懒惰、嫉妒，如同人性的原欲(知欲、物欲、性欲)，是与人的生命同始终的，即均为与生俱来，与死俱去。人的原欲是人类生命意义的支柱，关于原欲的满足状况甚至是衡量人性善的最基本的坐标。原恶与原欲相反，是阻碍人类进入社会生活的潜在于人类自身的劣根陛，克服这些劣根性不仅体现为个人精神的升华，也是人类共同创造社会文明必然的需求。任何人，无论他是圣人、伟人，还是一般人，谁都不可能仅仅以有限几次的努力便一劳永逸地根绝自己身上的原恶。人们可以在一时或一事上表现出克服自己原恶的毅力或勇气，但要永远根绝原恶，除非死亡。在这点上，任何漂亮的自我表白都是不可相信的。中国人自古以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一旦变成实恶，它造成的社会灾难简直百倍、千倍于小民。无论伟人、圣人，都只能盖棺而后论定。P16

爱父母是很重要的，但决定爱父母的成功与否的主要的因素却不在儿女，尤其不在尚处于婴幼时期的儿女，而在父母，在祖父母，其中又尤其在母爱。大量人类的经验教训证明，母爱(也包括父爱，祖父母的爱)的不得当，不仅无助于，反而有害于儿童的健康的成长。这实际上关系到母亲、父亲(以及祖父母)的爱的能力。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爱的能力是专指后天的爱的能力。明确言之，即遵循理性规则的习惯，热爱劳动的习惯以及勇于发现新事物、创造新意义的习惯，而不是指像母爱、性爱那样天赋的本能，仅仅靠本能的爱是绝对无助于儿童的精神健康成长的。具有上述爱的能力的父母才更可能培养儿女们具有爱的能力，从而也更可能有助于儿女们通过“爱父母”的人生历程达到精神健康成长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对儿女的溺爱是有害的，而溺爱更集中地反映的却是做父母(或祖父母)的愚昧无知，反映做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们缺乏爱的能力。溺爱往往表现在对儿女的放纵，表现在对儿女身上的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不仅不设法从小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而且表现出无知的大度、盲目的宽容、错误的欣赏，甚至助纣为虐的鼓励，例如更多有害的身教、感染和暗示。现今有大量事实证明，城市中相当多的独生子女在这种愚昧的父母(祖父母)们的溺爱之下丧失了正常进入社会的能力。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什么是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对父母长辈的爱丝毫不知感恩，更不知报恩。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劳动训练，更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意义的创造。他们对外肆意败坏公物，毫无公德，大把挥霍父母的钱财，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道洗一件衣服，不知道做一餐饭，不知道扶一下扫帚。只要享乐，不要劳动；思想浅薄，精神下流。P261

鲁迅先生曾劝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在他那个时代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是否仍旧要劝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呢?如果真是如此，甚至永远都是如此，中国人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干什么呢?如果一切文化都是别人创造的，中国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重要的是，应该认识清楚，究竟为什么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不值得年轻人去读，从而力争迅速洗心革面，一改历史的旧貌，不仅让中国的年轻人感到读中国书有益，而且还更应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感到有必要也读一读中国的书。

那么，究竟为什么过去(甚至今天的某些)中国文人写的书不值得年轻人去阅读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有如下几点。

第一，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中谎话、套话、空话、讨好权势者的话、取媚庸俗者的话太多，中国文人许多是窥测官场和世俗风向的人，大多是言不由衷甚至堂而皇之撒谎的人，所以他们的著作严重败坏年轻人作为正常人的健康心态。

第二，过去中国文人写的很多书只有无穷无尽的皮相的感慨、叹息，没有合乎逻辑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不敢碰到任何涉及世俗权势的硬核，严重丧失了自由思索的人格精神，这样的中国书让人读了，永远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根本提供不了任何一座理性的天梯、桥梁、井钻，永远只让读者站在黑乎乎的地面上，或处在没完没了的混沌中，梦幻着或妄自以为多么“高明”、多么“深刻”，绝不像西方的深含理性精神的读物，可能给人提供人生中切实可行的理性工具，从而“上天有路，入地有门”，高可探河外星系，深可察原子、夸克、基因，中亦可互相自由交流彼此真实的心声，从而提供人们切实的人格力量，冲破一切使社会僵化的世俗权势的硬核，推动历史前进。

第三，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大多人云亦云，缺乏创新，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始终都是处于统治者强权的意识形态的黑暗混沌之中，中国文人除了神佛、明君、清官、侠客的梦想和空谈之外，似乎再没有了更好的理想，即使后来有了一点理想也是抄自国外的西方人，而且往往还刻意歪曲别人，形成变态的中国自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难道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就不可能具有自己的可以从事创造、发现、发明的头脑了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中国文人自己固然有问题，但问题决不只是在中国文人本身，还在中国人塑造的历史传统和这个传统造就的中国人的一以贯之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这里不拟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我的书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读者看来，我也属于中国文人，所以我的书自然也不值一读。张达先生大概最初对于我的《问人性》一书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面对此书，他曾一而再地失之交臂(见本书后记)。其中原因固然也与本书太厚、价格太高有关，直到有一天，遇到此书降价处理的机会，他才决定不妨买来一读。这一读，不期有了强烈的共鸣，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可能接触此书，于是他便与笔者联系，提出缩编此书：减小篇幅、降低价格，甚至有译成英语向国外推出的计划。我自然表示同意。又过了几个月，经张达先生缩编的书稿已经完成。我审阅后感到，此稿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理论的框架，且更显得简要、明晰。张达先生本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后又在人民日报做了多年编辑记者，文字功底、编辑水平自然了得，经他缩编的《问人性》，我自是非常放心的。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得到更多的读者的关心，以便于共同参与中国人自己的入学理论的创造。

中国原本就是人类中“人学”的故乡，诚如古希伯来是人类中神学的故乡和古希腊是人类中哲学的故乡一样。可是到了1 9世纪末，“上帝”死了，所以神学也便死了，终结了，而到了上世纪末，笔者更认为，事实上西方哲学也已经死了，终结了，继续按照哲学的二元论研究的传统，已经不再可能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所以笔者近年来多次提出，面临21世纪的人类必须呼吁新的人学的诞生，也即呼吁超越二元论的多元论的思维方法的诞生。这里提供给读者的《问人性))的简缩本——《情场化社会》一书，即是进入新时代入学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05年2月10日

我和黎鸣先生交往的时间并不久，但是知道他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关于他的《问人性》一书，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他简单作过一个讲演，但这个讲演，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问人性》这套分为上下册、洋洋洒洒65万字的大作，不如说是他的人性的力量：他个子不高，人也较瘦，但充满了活力，坦诚而睿智，声音宏亮，侃侃而谈。——这是一个活跃、不屈不挠、自信的人，当时的印象大概如此。

以后有机会在书店看到《问人性》这套书，但当时并没有掏钱买下来。为什么?一、觉得大概没有时间读这么厚的书；二、价格也有些高。须知，现在书店里有不少书是值得看的，花近四十元买这套书，很可能不如买两三本别的书。书籍市场竞争激烈，但也不能不承认，许多书篇幅、内容比(我仿照计算机界的性能、价格比)并不高，尤其国人著的书。坦率地说，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我一般喜欢买十多元左右的美国人写的书。他们的书总是立意新颖、材料丰富、逻辑严密、篇幅紧凑(当然也不排除平庸之作)这些方面，国人的书确实一般来说孱弱。

谈人性的书国内外都出过很多。有些书没有明确标以谈人性，但其实也都是谈人性的，或谈人性的某一方面。《问人性》这套书值得买、值得读吗?)中着黎鸣先生的人格魅力，冲着在翻看时看到的精僻言论，我确实也产生了购买的冲动，然而终究是没有买：算了吧，再说吧。

但是后来有机会看到削价的《问人性》，我又翻了翻，又看到精辟的语句，这次则是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买到家就看，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问人性》这套书确实充满了思考，充满了知识，洋溢着真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洋溢着人性的力量，同时，也喷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要说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丑陋性格，笔者认为目前尚未看到著作能出其右。不错，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台湾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都是振聋发聩之作，但是在对中国人思维方法的认知上，在理论分析上，此书显然是出于其上的。这样说当然不是说黎鸣先生比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伟大、高明，须知此书是比提到的著作晚了几十年的，是借鉴了他们的成果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成果的。但好就是好，我们也不能欲言又止，躲躲闪闪。

然而笔者欣赏这套书主要的原因还不在此。直率地说，笔者还嫌这类言论太多了。笔者真正欣赏的是这套书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架构：人性场理论。多年来，笔者也感到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建筑在人性的理论的基础上，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毕竟是人做的，可以说一切都是人性的外化和演绎，一切最终需要用人性的理论去解释。多年前，笔者像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等优秀著作，但后来回过头一看，它们无非是强调了知识进步的力量，而知识进步只是人的“探索”欲望(按照美国人D·莫瑞斯《裸猿》一书的提法)的表现。马克思是十分伟大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几阶段论、阶段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开启了人类的思维，但这些理论有太多的经济决定论的色彩，而且对于中国的情况在有些方面似乎不太适合。在人们接触了洛克(1632 1704)的理论，亚当．斯密(1723—1 790)的理论，边沁(1748—1 832)的理论以后，人们感到这些更早期的理论对中国也许更有针对性。当然，人类进入了21世纪，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那些早期理论顶礼膜拜。事实上，新理论层出不穷。但是中国人能否创造出新的更具概括力和说服力的理论?中国几千年文明，它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的精神成果能否在创造新理论方面有所贡献?中国传统的关于人、人性的知识能否成为创造新理论的有利条件?自1840年中西文化开始交叉以后，人们总感到中国死守传统不行，全盘西化也不行。人们摇摇摆摆，不时套用一下西方传来的理论，但总感到像在云里雾中，方向难辨。其实，这里的关键是没有贯通中西的理论。人们批评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但你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新理论可以为领导人做参考?人人都死抱着现成的主义、思想、教条，从爱国主义出发跟着感觉走也许更好点。

什么是理论?理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概念、推论。理论未必都必须能用数学公式表示，但必须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能用来解释事物。一种观点，一种判断，一种设想，一种战略，乃至思想的闪光，都是人的精神产物，但一般还不能称作理论。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理论看得过于神秘、看作只有某某人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人人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创造理论，只不过要白成体系，要能说明现实世界。

新的社会理论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指路灯。当然，指路灯不必只有一个，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期，人们可以参照不同的指路灯；即使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期，人们也可以比较不同的指路灯，用投票的方式选择不同的指路灯。因为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辩论认识才能深化。

中国太需要新的理论家，新的思想家了。世界则也不嫌理论家、思想家太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笔者关注中国可能出现的新的理论，新的思想。黎鸣先生80年代曾经创造过信息哲学论，后来有一些雏形的社会理论。到《问人性》，笔者看到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架构：人性有三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为了抑制三原恶，人类相应出现了官场、市场、情场以及官场化社会、市场化社会，可能将出现情场化社会；三种社会一个层次高于一个层次，但只有情场社会真正找到了社会发展的轴心；情场社会更重视的是人类的情感：信仰情感、求知情感、仁爱情感；而这三种情感恰恰是人类的三种原精神；这三种原精神恰恰可以由三个世界性的民族：犹太民族、英语民族、中华民族代表；三种原精神应该全面、均衡发展，缺一或缺二就会造成片面或严重片面发展的局面(极化社会和极化人格)；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三种原精神的融合、成长，而好的社会即是有效抑制三原恶的社会。

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停滞颇有说服力，解释西方社会的弊病也很有说服力，甚至用来解释今天出现的所谓“知识经济”、东亚的崛起都颇有说服力。为什么会有说服力?除了黎鸣先生深信“人类真要做到自觉地创造历史，必须首先创造自觉地认识人类自身的理论”外，大概也因为他开始采用“三”的理论思维方法。按他的说法，“西方思想界学说自由，主义纷呈，说要互补，却互补乏术。关键在于人们对精神领域问题的思考受传统二元逻辑思维的制约太深。……要对人类今后精神领域问题的思考提供大的突破，不能不彻底更换一种思维方式，仅仅用现代西方盛行的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客观与主观、无机与有机、绝对与相对……等等无穷无尽的二分法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古代圣人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理论用‘三’如何?三是世界万物的基元：三元色即是一种启示。更主要的是，最近欧洲与美国加利福尼亚两地的科学家运用二台巨大粒子加速器，证实宇宙是由三种基本物质组成，第一种基本物质由‘向上’和‘向下’的夸克构成，第二种基本物质由‘着迷’和‘奇特’的夸克、“介子和u介子中微子构成，第三种基本物质由‘顶部’和‘底部’的夸克构成。顺便指出，每种物质都由对立成分粒子的构成方式也值得人们注意(二生三)。如果用‘三’的理论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创造发展呢?”

中国古代思维的特征是“道生一”，是“浑沌”，虽然也有二分，但是强调的是统一、整体。往下则缺乏继续的分析了(强调比附、类比)。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大概笛卡尔是二分法的鼻祖。从他以后，二分法大行其道，人类知识迅速增长。“三分法”(姑且这么称呼)被哪些理论所采用，笔者还不太清楚。但“情场主义”(也姑且这么称呼）理论明显采用了“三分法”。这一“三分”理论思维使用得究竟怎样，还是让思想家及广大读者去评判吧！

为了能加速“情场主义”理论的推广，引起更多人研究、讨论《问人性》中的主要观点，笔者不揣冒昧向黎鸣先生提出缩编他的《问人性》，得到他的同意和热情支持，他审阅了缩编稿并写了序言，在此向他表示感谢并热诚希望他的更多的创新性理论思维著作能早日问世，引起更从的人们关注。

  张达

 2005年1月20日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