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早已被世人所熟悉，曾影响了武术的学者。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一本反应其在公共选择领域的思想自传。全书收录了戈登·图洛克在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数篇论文，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思想轨迹。读者将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作者较感兴趣的一些思想和作者研究它们的方法。

乐善好施的初衷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作者考察了这种差异在民主社会中所隐含的重要政策含义。他主张，如果转移给穷人的财富数量确实反映了投票者的意见，那么，对政策的改进必须限制在民主国家所能支配的资金数量之内。

本书指出，现实中采取援助活动必然会受到限制，但他绝不是在反对援助穷人。而且。图洛克还考察了一种在其他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很少讨论的情况：投票表决过程的本质，决定了政府进行的许多收入转移并未转给穷人，而是转给了组织完善的人们。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1

导言／1

第1章 多数表决／1

第2章 政治选择的经济分析／31

第3章 政治的进入壁垒／40

第4章 一般不可能定理的一般无关性／51

第5章 社会成本与政府行为／65

第6章 互投赞成票的简单代数模型／74

第7章 降低社会成本的社会成本／86

第8章 为什么有如此多稳定／96

第9章 如何有效打击恐怖活动／115

第10章 收入审查与政治的理论模型／127

第ll章 (局部)回归公利理论／148

第12章 如何既做好事又得好报／160

译后记／173

下一个问题，是要考察这个简单模型的结论能被推广到何种程度。看起来，任何令特定个人或群体投票人受益，且靠一般性税收支持的政府活动都能拟合于我们的模型。用于支付这些项目的税收收入不一定要均等地从每个投票人处收取。惟一必需的是，与成本相比，收益要显著地更集中。这是一个非常弱的约束，许多种预算模式都符合这一条件。如果税收是以某种间接方式征收的，个人无法辨别出自己究竟为某特定项目支付了多少钱，那么，这一情况强化了这个程序。在边际的情况下，个人对于令其他人受益的项目可能是无异议的，它们给他带来的成本是轻微的，而且难以计算。 

我们还没强调这一程序所要求的另一条件。对于不同项目的投票必须是一个连续过程。大量各异的项目或项目组必须在不同时间进行投票表决。如果用所有的项目组成一条法案，要求大家永久性地接受或拒绝，那么，51％的投票者能永久性地将这条法案固定下来，以剥削剩下的人。事实上，因为行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然这一条件能得到满足。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过程，可以推广来分析其他类型的政府活动。我们就先把它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税务收支问题，然后再推广到其他类型的行政问题。首先，让我们假定存在一些能产生广泛利益的行政活动，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些一般类型的税收支持，例如警察的工作。利用与我们一直使用的方法相仿的论证过程能证明，以牺牲警察机关的一般效率为代价向特定集团提供的特殊税收豁免水平，将远超过康德式行为模式中的中值。类似地，如果一笔给定数额的资金，花费在两种不同的政府活动上，其中一种带来广泛利益，另一种仅使一系列特殊集团得益，那么，花费在后者上的金额必然过多。例如，为了水路港口等工程的利益，国防将被轻视。

我们可以把同样的论证过程应用于税收结构。如果我们要征收一定金额的税款，可以预想，这将通过“过重”的一般税来实现，但是，这其中还夹杂着对各种集团的特别豁免。这将大大降低各种一般税收政策的效力(例如已被采用的累进税)。这种模式显得相当实际。以我们的理论为基础，能预测这种夹杂着特别豁免的、广泛而分散的税收，以及能带来广泛利益的政府功能，都由于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而被牺牲了。就我看来，这种预测和现实情况相差无几。

然而，为了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各种政府活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它进行推广。对于所有参与投票的个人，所有可能的法案都可以根据他的偏好强度进行安排。如果他为了某一自己感受强烈的领域中于己有利的决策而接受一个在他感受相对弱的领域中的一个与自己利益冲突的决策，此投票人的福利状态将得到改进。因此，投票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可以是彼此互利的。从逻辑上看，投票者应该参与这样的讨价还价，直到他给那些他不赞成、但态度不坚决的议题投票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他作为报答得到的别人给另外一些议题投票的边际收益。因而，他将从与其他人所达成的一套协议中所涉及的全部综合议案中获益。然而，在达成这些协议的时候，他只需获得多数投票者的支持，而并非全体。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议题上，他都可以放心地忽略另外49％投票者的意愿。这意味着他有能力“付出”更多来换取投票者对自己议案的支持，因为，这一议案所导致的一部分不便将落在没有参与协议的集团身上。

不幸的是，反过来的情况仍然成立。某些投票者所没有参与的协议也将达成，而这导致投票者也必须承担部分成本。因此，他所参与的协议涉及的法案以及他投票支持的法案产生总体效果将对他有益。但这只是“协议规定的”所有法案的半数多一点，剩下的都必然与他的利益背道而驰。在一个纯粹的全民公决制度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普通投票者(average voter)身上。事实上，这整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就产生于这种强迫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意愿的制度。P.10-12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毕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给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实际规划及其运行工作都是由政治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来研究的。这种情况大约在1960年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称自己为经济学家，但实际上却继续为政府运行工作而努力。考虑到这两个领域之间紧密的内部关系，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在经济领域为政府政策提供好的建议。例如，亚当嘶密的关税讨论证明当时非常盛行的政府政策是不明智的。这一政策持续到今天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关税仍旧存在。对导致采用这种达不到预期生产目标的经济政策的政治结构进行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幸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工作几乎还是全部沉浸在其他的领域中。许多年前我创办的杂志，是《公共选择》吗?是斯普林格出版的所有杂志中发行范围最广的。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类型的杂志和出现在经济文献中的公共选择的文章。

我非常高兴我的书译成中文。很久以前，我是国务院的一个中文官员。我的中文一直不是很好，但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希望中国会走向成功。我希望我这本书对中国走向成功能够有所帮助。

在此，我对出版社和译者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希望能够看到中文译本，我衷心地祝愿中国的明天更辉煌。

戈登·图洛克

公共选择学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经济分析引入政治学的研究，成功地用经济理论解释了政治活动中的许多问题。本书收录了戈登·图洛克在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数篇论文，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思想轨迹。正如图洛克自己在导论中所言，本书是一本思想自传，至少在公共选择领域如此。

就像公共选择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一样，这本小书的翻译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范世涛先生先译出第一稿，后来，长春出版社的程秀梅编辑又译出导言到第七章的第二稿，最后，我参考了前两种译稿，译出部分章节的第三稿，其他部分则采用了马春文老师、宋春艳老师和王塑峰博士的译稿。现在，这本文集终于能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翻译工作的详细分工如下，宋春艳译第九章，王塑峰译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马春文译第十二章，其余部分主要由我翻译。在导论至第八章的翻译过程中，我参照了范世涛和程秀梅(导论至前七章)的译稿，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分工作是我们三人共同完成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来之不易的第三稿仍存在错误和不足，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图洛克说，这本书是他的研究的一个绣样，那么，在此我们也把自己的绣样交给读者来评判。

梁海音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