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或许声名不够显赫，但他独特的思想轨迹、率真的人格品性和坎坷曲折的悲剧命运，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壮怀激烈而又孤兰幽馨的独行者形象。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梳理。全书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是读者认识吴宓先生的一大著作。

吴宓以诗人兼学人，留学美国，游学西欧，以外语讲授西洋文学却酷爱中同占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行南北时创办《学衡》杂志，提倡新人文主义的人格修养而婚恋情感浪漫多情，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又随即辞职，“思想改造”积极表态但又住八十高龄的老残病弱之午坚决反对“批扎”……终生充满了矛盾与传奇，同时也屡遭社会与舆论的误解。以前他被当成“复占派”、“国粹派”，近年又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都没有完整全面地看到他的本来面貌与真实品格。

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梳理。本书的评述，突出了吴宓的思想理念、情感和意志的特点，还原了他的文化理想。吴宓无法赞成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也不同于一般的“国粹派”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虽因时代限制和本人性格因素，他未能成为这一文化理想的实施者或完成者，但他所做的种种努力使他成为文化理想坚忍而光荣的使者。

引子

第一章 生命弧线的起始

 一、长安公子别有愁

 二、乱世清华砺壮志

 三、中西汇合的范型陶冶

 四、道德和诗情之间

第二章 文化理想的拓建及现实

 一、文化立场的分野

 二、新人文主义的基石

 三、现代文化的另一可能性

 四、智慧和良知的痛苦

第三章 献身《学衡》：思想阵线的开创坚守

 一、孤独的守望地

 二、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纲领

 三、形上真理的发扬

 四、燃烧荆棘中的绿洲

 五、文言与白话之争

第四章 “文教中华”：人文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一、清华研究院的志向

 二、光荣与陨落

 三、“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诗教”的乌托邦 

第五章 《文学与人生》：多—谐和的哲学诗学

 一、诗和哲理的分析综合

 二、观念结构中的文学空间

 三、人性和道德

 四、 自由意志与文学的审美创造

 五、“一多”问题和哲学重建

第六章 “华严境界”：小说、诗与人生的贯通

 一、小说中的真理

 二、《红楼梦》研究

 三、“理想小说”的蓝图

 四、古体诗的现代性

 五、为近代诗史奠基

 六、求真意志的书写

未完的尾声

吴宓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这一条理想化的现代文化建设道路，构成了吴宓的文化理想。它意味着以现代性的批判为指导，以会通中外古今为基础，以自我的人格德性为落实处，通过本位文化的建设，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可以说是吴宓反思了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然而，历史的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前进。就在上述同一组律诗中，吴宓写道：“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估计他肯定有感于时局，有感于维新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同时诗中还意味深长地追问道：“文化神州何所系？” “文化神州”借用自陈寅恪《挽王静安(国维)先生》诗句：“文化神州丧一身”，吴宓与陈寅恪的唱和诗中不止一次反其意而用之，称颂陈寅恪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中流砥柱，如1945年作《赋呈陈寅恪兄留别》，又如1950年作《祝陈寅恪兄还历寿》诗。但某种程度上，也可理解为他对自己的期许。

走这样一条现代文化建设的理想的道路，无疑是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就个人的学养准备而言，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拿陈寅恪来说，不算在国内的研习，单在国外留学，就总共花费了十八个年头，时间之长恰好等于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在印度访求真经的年月。吴宓也同样，不仅下工夫攻读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还发愿回到国内钻研国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自己娴熟的英文把国学的精粹介绍到西方去(这也是白璧德对他的期待)。回到国内后，他也确实向张尔田、柯劭态、黄节、王国维等经、史、子学方面的专家问学请益。

已经意识到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个人生命能够付出的相对有限，造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在诗人气质的吴宓心里，激起了不安与彷徨。感受到伟大历史使命的召唤，不仅让人充满奋发向上的力量，同时也带来力不从心的苦涩。吴宓在留美日记里吐露了心声：“宓自到美以后，平心细想，学问一方，固有诸多进益，此行尚可谓为不虚。若事功一方，则久绝希望，留美与不留美等。”在讲究实际功效的“事功”方面，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他几乎不抱希望。所以哈佛时期的吴宓，既是勤勉好学、博闻深思的，也是愁肠百结、悲从中来的。“骚心阅尘世，惘惘集百端。”(《太平洋舟中杂诗》)以“骚心”即诗人之心去面对人间尘世的纷扰，难免怅惘迷失。这两句诗，实为他自我心态的忠实描绘。

如果是一位意志刚毅的铁血英雄，在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后，他会一往无前地奔目的地而去，无论前路迢迢、长夜漫漫，也不管脚下是燃烧的荆棘或冰雪的沼泽；又或者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践家，他会从事广泛的动员，进行严密的组织，做好周到的安排，一步步实施拟定好的计划。吴宓本质上是诗人，这两方面的因素他性格中都匮乏，他的生命力缺少一定的刚性和韧劲。书斋里或纸面上探讨问题与制订方案都没有障碍，激情、敏感、见识高是他的优势，但易冲动、好摇摆、过于拘谨是他的弱点。一旦遭遇实际生活，他未免会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情绪低落以至沮丧，但他独有的意志力，又不允许自己径直颓唐下去。于是他不得不生存在心灵挣扎的痛苦中。

文化的建设需要文化精英的参与投入。吴宓以己度人，既想像也希望留美的中国学生均像他和陈寅恪，心怀大志，胸襟磊落、操行高洁、刻苦好学。然而目睹耳闻之处，无论波士顿还是纽约，来自国内的男女留学生总体情况都无法令人满意。正如吴宓所说：“国步日艰，人才益难。国人责望于留学生，留学生言谈之间自视亦甚高。实则留学生中，可倚赖成事者甚少。””只见有的人挂名学籍，大量精力花费在纵情游乐、寻花问柳上；有的人热心于成立名目繁多的兄弟会、同乡会，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形成各种小帮派；有的人勾心斗角，玩弄权术，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争夺留学生总会、年会或所办报刊的负责人职位，美其名曰“玩政治”；有的人家境豪富，大肆挥霍，召妓狎女，争风吃醋，丑闻迭出；有的人又迫于生计，忙于兼职煳口，无暇顾及学业与知识的长进……种种现状，使吴宓想起曾读过的暴露留日中国学生消极面的小说《留东外史》：“呜呼，《留东外史》之作已久，昔固不知美国留学同人，其牛鬼蛇神之态，亦如此也。”为此他深有感慨：“尝谓在中国内地之人，尚不乏真诚纯正之选，若一涉沧海，大抵皆失其故我，熏染恶习。”

最让吴宓触目惊心的，是这部分年轻人的麻木不仁、放纵无耻和国内国际严峻形势形成的强烈对比。眼见得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连有头脑的外国人都察觉到问题之所在，有的留学生则似乎无知无觉，甚至制造出一些奇谈怪论来混淆是非。一位叫布兰德(J.O.P.B1and)的外国人的中国重游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游记中正好有一段批评中国留学生的文字：“新派留学生，或则妄效颦西人，倡虚空无当之论，费时费力于无聊之事业；又或则衣饰举动，纯效西人，娶来美国娇妻，携手遨游，而不知日本之布置已周，列强之竞事方烈，若辈乃熟视无睹，燕巢幕上，鱼戏釜中，犹且自鸣得意，酣戏快乐。呜呼，亦可怜矣。”吴宓意识到，其中“虽皆讥毁之词，然实多中肯之语”。但这样的文章中国留学生是不大过目的，偶尔提起，也会被嘲笑为“悲观腐败”。留学生中反而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旧有文章多言愁，不可读，只有像美国近年小说皆以团圆结局，才值得称赞。吴宓痛斥其不符合事实，抨击说：“此等妄论，真亡国灭种之利器哉！”理由是教育人们猛省彻悟、艰苦奋斗既困难也见效慢，但引导人们贪图快乐享受却容易风行：“故少年男女，皆妄从之，不知其所许之快乐，本属幻梦，而实事之破坏损失，已不可胜计，而又万劫不复，不能挽回矣。”

吴宓的深邃目光和特立独行，反而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格格不入，深受排挤。他在日记中历数了留学生有关的劣迹后，愤慨地总结说：“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呜呼，……‘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谓谣诼以善淫’。”“譬犹贞女而堕入平康，不肯效群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因备受冷眼而深感孤独的感触与牢骚，不难想见。

          P67-P70

1894年，世纪之交，中国西部黄土高原，陕西泾阳县安吴堡，一户殷实的乡绅之家的宅院里，一个男孩子降生了。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文科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文学创作和比较文学专业等领域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独特印记与重要贡献的吴宓先生。

和有的人相比，吴宓或许声名不够显赫，他并不以著述繁多或振臂一呼应者云而著称。如果想挑剔的话，生前他并没有留下多少学术专著，除了讲稿和报刊文章，未见有一部论著问世。在文学创作上，酝酿多年的小说也始终不曾完成，只出版了一本古体诗集，算不上著作等身。然而，他独特的思想轨迹、率真的人格品性和坎坷曲折的悲剧命运，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壮怀激烈而又孤兰幽馨的独行者形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即将消失之际，在新一轮的世纪之交，他又重新闯进了人们的视野，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他的缅怀与追思。

生逢其时。吴宓来到人世的岁月，是一个风雷激荡、长夜待晓的时代。历时千载的古老中国，在一个个“奉天承运”的大小朝廷更迭换手之后，又造就了清朝三百年的帝业，原本似乎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却在越洋而来的西方列强炮舰的轰击下一蹶不振，分崩离析。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城下之盟，还让中国人保留着对清廷的一丝希望，期待着“师夷长技”并最终“以夷制夷”，那么吴宓出生那年甲午战争的溃败，就完全剥夺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尊严，因为这次的对手是东瀛小国日本。所有尚未麻木到连切肤之痛都浑然不觉的人，不仅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也痛感改革现状的迫切。行动，而不再是感慨，成为唯一选择。就在1894年同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志在“驱除鞑虏”的兴中会；第二年，康有为在北京率领众举人“公车上书”推动变法；然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绵延千年的古代社会，就伴随着这些间歇不断的阵痛，艰难起步，转向现代社会。吴宓从呱呱坠地起即被抛进这个转型过程，襁褓里的幼小心灵，虽未必悉数了解广袤大地上发生的事件，但寰宇上下肃杀躁动的氛围，必定浸入他生命的年轮。一旦由青年走向成熟，他也就发觉自己置身在沧桑变迁的漩涡中。他的奋进，他的规避，他的决断，他的犹豫……都是在这一漩流里的感应和作为。

生当其境。吴宓来自嵯峨山下泾水、渭水交流之处。这一片关中的黄土地，人文积累丰厚，历史传统邈远，是炎黄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以后历周、秦、汉、晋、隋、唐，此处皆为首邑之区。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以此为根据地，遏制住了外族的侵入，维护了唐王朝的正统。宋、元、明以降，中国的地域政治中心他移，但明末又在这一带酝酿和爆发了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国号“大顺”，建都西安，遗憾的是功败垂成。清初顾炎武图谋复明，从江南来到此地访求遗老，盛赞这里民风淳朴，学风扎实。这一缕文化血脉，源远流长，吴宓传承有自，心领神会。但他又没有局守于这一隅黄土地。新潮涌动下，科举废而新学兴，为求得真知，青年吴宓告别家乡，走出三原和西安来到北京，又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从江山依旧、人事渐非的故国山水，到风貌迥异的海外异邦，两重眼界两重天，吴宓开阔了心胸，也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差异。新的天地吸引着他，旧的世界又让他眷恋不舍。学成回国后，他在南京创业，接着赴北京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北京各高校转移到西南，抗战胜利后再没回京，从此就在武汉、成都执教。直至晚年，才以衰病之身回到安吴堡，死后才算入土为安。漂泊的足迹，承载着的是一个寻觅真正家园的不朽灵魂。他向往着精神上的乌托邦，因而才远离故土，跨越太平洋，回到华夏神州后，又逡巡于江汉巴蜀之间，但终其一生，仍未如愿。

就在这样的时空交会中，吴宓展示着他的行止与禀性，方方面面，构成一连串的个人事迹。有的意气风发，彪炳日月，令后人仰慕赞叹；也有的晦而不明，支离破碎，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遗憾。吴宓十分注重探寻自我，致力于内心世界的剖析和精神形象的描绘。他从十三岁(1906年)开始并坚持写了数十年的日记，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和最宝贵的根据。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私文学”作家之一，一定程度上堪与著名德语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媲美，后者也是把大量写作的文字保存在日记中的。晚年的吴宓，还历经数年自己动手编撰了一部《年谱》，虽只写到1925年为止，同样是他生命历程的重构和再现。

于是，在吴宓跨越世纪而回到我们中间的身影上，至少能见到两个形象。一个，是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以《学衡》杂志同《新青年》对垒、创办与主持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各高校主讲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而久享盛名的吴宓教授；一个，是潜心通达内在世界、流连忘返于心灵和情绪的感受，更听任性情的左右，也更喜欢直抒胸臆，有诗集和诗话问世的诗人吴宓。在前一方面，功过得失，曲直恩怨，当时就毁誉之声喧腾，而今蒙上了沧桑的尘垢，真伪与是非更加难以判定；在后一方面，也不等于吴宓就真正认识了自己，为人们提供了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写照，虽然其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是怎么估价也不嫌高的。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书写往往只是一种踪迹，它昭示了某些东西，又掩饰了某些东西。写下的文字既经过涂抹和修改，又因风雨侵蚀而漫漶。有时候，没有形诸文字的内容反而比已经形诸文字的更关键。

当然，整整过了一个世纪后，再来追踪吴宓这位杰出人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重现逝去时光里的一切。我们只不过相信：唯有时间的维度，才能够清除那些逐年逐月堆积起来的不公正，校准那些带偏见的眼光，抹去所有无用的碎屑和泡沫，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就像阵阵喧嚣的海潮最终退却以后，埋藏在沙滩里的珍贝才会静静露出水面。知识的考古，终究不可能只是徒劳。也唯有通过它，被历史有意无意地记录、描述、整理、压缩、剪裁和规整过的各种文献，才会显露出它们背后业已被掩埋或冲淡的重要遗迹。

为此，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潜入时间的流逝中。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就是用以下的句子结束他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的——而这部小说的主题，吴宓早就凝缩为“时失方为得”的诗句，化入了1932年底的诗《壬申岁暮述怀》：

……潜入逝去岁月的巨人， 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上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中。

知识考古学的目标，不在于把现有或能找到的材料拼凑成一幅海德格尔所谓的“图像”，而在于考察消失在这些现成材料背后的真实场景。打个比方说，它做的不是拼贴图，相反更接近素描。犹如一笔笔逐渐加深的笔触，一个个细节随着研究的深入，才逐步从含混与空白处浮现出来。最终当一切完成，才能够说有所发现。

两三年前我主笔撰就《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后曾表示，以后若有空，会选择吴宓作个案的研究。那时我的印象，吴宓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相当独特而重要的一个人物，但究竟有多独特多重要，并不十分清晰。而今天，我有把握说，他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个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作出过贡献的人，甚至敢于说，他的独特性是无人能够重复的。

吴宓之所以会进入我的学术视野，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本人的专业。我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上，较侧重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关系，但以往做的均是宏观的题目，除上述那本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书外，还包括更早时候写的《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近年来考虑做得更细致些，吴宓于是引起了我的兴趣。二是文化问题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现代文化转型道路的讨论，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分殊、西化派和国粹派的对垒等历史现象，再度出现在大家的话题中，也形成了重新供选择的文化立场。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宓与陈寅恪等久被遗忘的先行者，重新被挖掘出来并得到了肯定。但我发现，这样的肯定，仍是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的视角出发的。吴宓被当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或与西化派截然对立的国粹派。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不但无助于祛除加在他身上的由来已久的误解，也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的文化立场与思想观念，对解决今天的文化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裨益。按那种视角看，似乎21世纪回到文化保守主义或国粹主义就能保证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但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这一看法都是错误的。

正是有鉴于此，本书坚持“面向事实本身”，严格遵循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与梳理，既和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对比，更从现代理论的高度作了阐释与评价。评述时注意了时间的顺序，不过突出的是他的思想理念、情感和意志的特征要点，而非岁月的先后。某种程度上，本书的写法更接近“思想传记”，而非“人生传记”。这从本书的目录上就反映出来了。但为方便广大读者，书末也特意附上一份“吴宓生平大事年表”，以资参阅。

总的结论是：吴宓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他的文化理想以新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广泛吸收和综合中外古今的优秀成分为路径，以人性的内在检束和自我完善为目的，从个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又不限于个人情感经验，借助于自由意志的超越而上升为普遍的精神，通过个人的完美，并通过教育的传播与普及，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文明的发展。他的文化理想相当系统地体现在他的诗学中，也融贯于他的教育理念、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基于这一文化理想，吴宓无法赞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同样也使他迥然不同于别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国粹派。然而因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性格的因素，他未能将自己的文化全部付诸实践。但关键是他带来了并留下了这样一个文化理想，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信息，启示后人思考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与建设，究竟有没有别的可能与选择。

就国内学界而言，本书相对晚出，这无疑占得了所谓的“后发优势”，能够从容对1990年西安首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以来面世的各种相关研究成果和有关吴宓的文字作一番扫描与浏览，借鉴它们的长处而避免已出现的谬误与疏失。应该说，本书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自觉性，就得力于此。当然，这绝非意味着，本书已经没有缺点了。相反，因材料和篇幅的限制，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如写作过程中始终未见到待出版的吴宓解放后的日记，1949年后的情况就十分简略。再如，吴宓一生学术上的交游与诗友，堪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完全可作进一步探讨，甚至专题研究。另外吴宓日记内容丰富，也允许作多角度的研究，如心理学的分析，但这些方面本书均未能深入，相信能够成为今后吴宓研究的延伸点。全书“尾声”而冠之于“未完成”，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其他疏误也在所难免，衷心期待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不管怎样，一桩早就作了预告的事，今天终于了却心愿，感觉是相当欣慰的。写作时正赶上吴宓先生一百一十周岁诞辰，也特别有意义。为了本书的写作，甚至延宕了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专题是有世界影响、热爱东方的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另一中外文化关系研究的个案。在此过程中，蒋书丽博士先后协助做过一些资料工作，特此志谢。

书稿杀青之际，特别要忱谢乐黛云老师。这套丛书从开始组织到最后问世，她付出了大量精力，对本书的写作也始终给予了关怀。尤其是，我最初那本《中国文学在英国》，作为“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的一种，也仰仗了乐老师的主持之力。十多年过去，仍有机会愉快合作，真可谓一段难得的书缘和学缘。当然，我也衷心感谢本书的责编同志。如果说作者是一本著作的母亲，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即将呱呱坠地的孩子的助产士，相信他们同样分享了本书问世过程中遭遇的曲折、烦恼、痛苦及最终的喜悦。

          张弘

       2005年3月1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