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肢体和容颜并不美丽的人，但他们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梦想美丽，创造美丽，传播美丽是他们的人生。作为健全和美丽的人，你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吗？你也有他们那样的美丽吗？本书是一本关于残疾人美术家的书，讲述了他们的美丽与梦想，读后，会让你震惊、感动……

一场大火，你被烧成焦糊的“家雀”；一次灾病，你被抽断了筋骨；一见天日，你就在万簌俱寂的世界；一到人间，你就被人称作“傻子”。……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原因，残缺的肢体和丑陋的容颜，让那么多的苦难降临到你的头上，似乎人生的美丽、美好、美妙都离你而去，你将怎样生活？……你追寻着美丽的梦想，你再造了生命，你创造了梦想中的美丽人生和美丽世界。……你让人们在想：生命到底有多大的张力？精神到底有怎样的刚性？人生的美丽在哪里？你让人们看到：美丽人生不仅是梦想。

序 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

从海霞到郭卫兵

田晓明 爱之上

张惠斌 世界上有几个上帝

杨忠 就这样与生活和解

吕桂荣 “活不起”的人生 活出来的精彩

赵丽 被生活选择

刘超 那只老虎在梦想

常清 巧手编织精彩人生

跋 在路上

   为某种东西感动

认识田晓明，不是因为她的作品，也不是因为她的名气，而是因为我的感动。

世纪之交我正在做电视记者，不断地从各类媒体上见到田晓明的名字，在我向人们征求素材的时候，也不断有人推荐她。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既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已经报道过了，新华社通稿也已发过，我再去采访已没什么必要。再说了，我对她所从事的剪纸艺术一窍不通，我所能做的评价，只能有“好看”或者“不好看”，很煞风景。

后来又在电视里见到了田晓明。这一次，不再只是大谈她那幅著名的作品，而是讲了她的生活故事，从那个十几分钟的专题片里，我才了解到在田晓明盛名之下的更多的东西。

我知道了田晓明和她的丈夫都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田晓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而她的丈夫则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田晓明来自一个富庶之地小康之家，而她的丈夫则家境穷困。如果不是在骨科医院相遇，他们应该是永远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他们相遇了，相爱了，结了婚。自幼学画的她拐着残疾的腿学做农活，为了装扮他们漏雨的草房第一次拿起剪刀剪纸，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2000年，田晓明已经举办多次个人展出，在全国级剪纸大赛中获得多项一等奖、全奖，成为中国剪纸研究会会员。

那部片子里有许多田晓明夫妇日常生活的细节，其中一个镜头是这样的：田晓明洗完了衣服以后，和同样残疾的丈夫一起抬起洗衣的大盆去倒水，随着他们一高一低的脚步，盆里的水颠啊颠的，终于洒了出来。淋湿了他们走过的路，同时洒落下来的还有我的眼泪。当时，正在做专题片编导的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镜头很可能是拍摄人员特意安排渲染的煸情段落，但我还是哭了出来。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踏上了去她家的路。去她家直线距离不过六十公里，但我坐长途车却整整走了一个上午，因为她住的地方太偏僻了。我倒了两次车，最后还要坐二十八分钟三轮才到她的村庄，离她越近，眼里的房子越破烂，在一堵已经开始坍塌的墙上见到了这样一条残损的标语：“为实现粮食自给而□□！”十五年前，二十二岁的田晓明告别宠爱她的父母，千里迢迢义无反顾奔向爱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她走的是不是这条路，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这条标语，不知道她会怎么想……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我和田晓明成了朋友，我写了许多关于她的文章，讴歌他们的爱情。

在西方，几乎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这样结尾的：“王子和公主终于结婚了，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故事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只要得到了爱情，就像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一切都会从此美好起来。就像在我们中国的传说里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鲤鱼跳过了龙门，就可以变成天廷的白龙。而事实上，田晓明在和相爱的人结婚以后，农活依然沉重，房子依然漏雨，他们伤残的腿依然冰凉疼痛。所不同的是，这个原本破败不堪的小院里贴满了红彤彤的美丽的剪纸，而且每到夜晚，他们都会把对方的脚抱在自己怀里，将自己胸口的热气，一丝一丝地传递到对方身上。在一个又一个寒冷漫长的夜晚，他们冰凉的脚在彼此的怀抱里慢慢变暖，同样的冷与热，同样的心心相印，同样的珍爱对方超过自己。他们是贫穷的，疼痛的，但他们又是幸福的。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即使跳过了龙门，鲤鱼们也不可能脱胎换骨。田晓明的故事也向我们证明了：即使得到了爱情，灰姑娘也不可能变成公主。但是，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真正的爱情就像真正的金子一样，即使掉落到贫穷的尘埃里，照样不为所污，光彩依然。

田晓明的剪纸作品里有许多爱情题材：天仙配、夏日恋歌、男耕女织……双双对对的喜鹊、两相依偎的爱侣、相拥化堞的粱祝……在面对田晓明的作品的时候，除了好看，更多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我想到意大利诗人卢哈诺·德克雷申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彼此拥抱着才能够飞翔。”

           P23-P25

   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

这是一本关于残疾人美术家的书。

“美术”的字面解释是“造型艺术”或“专指绘画”，我取前者，目前我收集了171位残疾人美术家的资料，含绘画、书法、篆刻、剪纸、泥塑、木雕、刺绣、竹编十几个门类。不管是美术这个词还是后面具体的门类，都能让人产生美的联想，有愉悦感，“残疾”则不同。

“残疾”，指的是“肢体、器官或其功能方面的缺陷”，我承认，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压抑的字眼，一个让人不愿意走近，甚至下意识躲避的字眼。但我还是在自己四十岁的时候踏上了寻访残疾人美术家的行程，都说四十不惑，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一条我必须要走的路，也是一条注定要走的路。

因缘际遇，我在自己人生之路上遇到了许多优秀的残疾人，许多优秀的残疾人美术家，每个人都给了我太多启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走上一条这样的路，仿佛冥冥之中的宿命。

我从来也不曾奢望从残疾中发现美，残疾本身只有“不美”，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都无法美化、修饰残疾。但是，让我震惊的是，那些承受着巨大痛苦和不幸的残疾人，却用自己残缺的生命创造出了美。

残疾人美术家和这种美相携而至，带着美的尊严和人的尊严，让我肃然起敬。

“残疾人美术家”这种称谓只是为了说起来顺畅，非我的本意，若要确切地表达我的想法，应该是“美术家里的残疾人”。

“残疾人美术家”容易被理解成“残疾人里的美术家”，好像是先划定了一个“残疾人”的圈子再谈美术，首先是“残疾人”，其次才是“美术家”；而“美术家里的残疾人”则不同，首先是“美术家”，只是由于肢体或者功能的缺失，这位美术家是残疾人。如果把“残疾人里的美术家”比作“残奥会选手”的话。那么“美术家里的残疾人”则应是“奥运会选手”。坐在轮椅上的人注定与奥运会无缘，只能参加残奥会；但美术不同，美术的疆域就像天空一样广大无边，并不只是健全人的专利，不仅坐在轮椅上的人可以从事美术创作，甚至连失去双臂的人都能以口衔笔写一笔好字。

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中国有六千万残疾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之中到底有多少美术家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具有优秀的艺术天赋。残疾，造成了他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也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较之常人有着更敏锐更独特的感受，用他们伤残的身躯在平凡的人生中熔铸着艺术的奇迹。

我不懂美术，自认没有资格评价他们作品的优劣，在我选择采访对象的时候参照了美术界的标准，要看他们是不是曾经在权威机构组织的美术大赛中获奖，而不仅仅指残疾人美术大赛。也就是说，他们应当是“奥运会选手”而非“残奥会选手”。比如田晓明，曾在中国剪纸博览会和建国五十周年全国展中获一等奖、金奖，我称她“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再比如刘超，曾经在世界华人艺术展中荣获银奖，是获奖者中唯一的残疾人，他们都是在与健全人同场竞技的“奥运会”上脱颖而出的。

作为残疾人，他们承受着苦难，作为美术家，他们以美回馈人生。

2004年12Z月22日，大连，刘超正在画一只虎。对我来说，看着身患脑瘫的他画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我也知道，对刘超来说，能够执笔作画却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刘超画起画来太过投入，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数九寒天也不例外。在他要为纸上的虎头落笔点睛的一刻，我看到刘超额角的汗水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闪了一闪，窗外的风拖着尾音呼啸而过，笔锋起落之间那双虎眼已经被赋予了神采。画完之后刘超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了老虎，讲到老虎各种各样的神态，我问他刚刚画出的那只老虎正在干什么。他的脸上慢慢慢慢地浮起一个沉醉的笑，顿了一会儿才回答我：“这只老虎，它正在——梦想。”

这只老虎在梦想，刘超，又何尝不是在梦想呢？

作为美术家，他们是神的孩子，追逐灵感，被梦想引领。

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

    在路上

一直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意想不到的风景。就像我们无法预先设定自己醒来的方式一样无法预知一切，不知道自己究竟会遇到什么，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是一次宿命之旅。

从十几年前与海霞的初遇开始，走上一条这样的路，已经成为我人生中的宿命，当赵丽说“很多时候往往是命运在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命运”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海霞到海涛、再到郭卫兵，我开始重新认识“残疾人”这个词，根据那时候的数据，中国就已有六千万残疾人，六千万，一个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的巨大的数字，同时，又好像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数字。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字眼也确实离我们很远，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圈子里，很有可能见不到一个残疾人。清晨，当我冲出家门从楼梯上跑下，擦肩而过的是健全人；当我蹬上自行车汇入上班的人流，前后左右行色匆匆的是健全人；当我一路走进办公室，迎面遇到的是健全人；上班、下班、银行、邮局、超市、公交……面对的也都是健全人。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属于健全人的社会里，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整个的社会。

真的是这样吗？

六千万啊，意味着我们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意味着平均每五个家庭里就会有一位残疾人。

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回头看看自己身边，就会“发现”很多残疾人，只是不曾被我们注意罢了。

我们的城市里有一所聋哑学校，我上班就会路过，因为海霞和海涛的缘故我走进了那里，隔着那扇安静的大门，里面有数以百计的残疾孩子。从那里我还知道了，我们的城市里还有一个叫“盲童学校”的地方，那里同样有数以百计的残疾人。

不仅如此，仔细想想，残疾，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无处不在。比如我曾经有位同事有个残疾儿子，智力障碍，我知道他，认识他，但是叫不出他的名字，而且，几乎忘记了他。再比如，常常会在路口转角处遇到的那个人，拖着一条腿用一个特制的钩子翻捡垃圾箱里的垃圾，我认得他的样子，但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来自哪里。我没有必要记住他、认识他，他们的存在与否对我的生活根本不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任何意义。

最让我意外的是，残疾人不止在我的身边，而且就在我的家庭里。我家就有残疾人，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遥远的老家，在陌生而模糊的亲友的最后一排，有一个人，是我的叔叔，爷爷奶奶最怜惜、偏爱，也是最担忧、无奈的小儿子就是一个盲人。现在想来，他泛白的眼球一定是吓着了我，依稀记得小叔走近时我就会哭，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他，甚至在记忆里，都下意识地回避了他。替小叔盖房，为小叔成家(小婶智障，这样我们家就已经有了两位残疾人)，帮小叔抚养孩子……小叔人生中的每一步，对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叔叔和姑姑们来说，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也是，小叔，是他们的担忧，也是他们永远无法放下的负载。

还有，还有……

稍一凝神，就会发现这样的现实，真的让我很压抑，很灰心，甚至感到恐怖。

我承认，“残疾人”这个词让我感到不舒服，哪怕是我至亲的小叔，所以我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们，甚至在记忆里忽略、“忘记”他们，他们的形象模糊、遥远，远离我的记忆，远离我们社会的主流。  是海霞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她，让我吃惊地发现残疾人也可以是美的，于社会、于家庭他们照样可以是自尊自立的劳动者、创造者；因为海涛，我知道了残疾人也可以是优秀的、让人尊重的；因为郭卫兵，我才开始认识到，残疾人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而且还可以是在社会的主流中担负了为许多人引领方向的职责的人。

“艺术对于生命来说，是一种最不可或缺的营养。正像人体中的微量元素，即使微量，但仍然是宝贵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不管他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中国的残疾人艺术团早已走向世界，美术创作又当如何呢？

寻访残疾人美术家的想法自从结识田晓明后就有了，但迟迟不曾付诸实施，种种因素让我前后思量了很久。我曾经在自己的文字里隐晦地表达了这种困惑：

开花是花生命里的大事，许多花一生只能开一次。

开花是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花为此投进自己所能聚集到的全部能量，把想做的都做了，把能做的都做了，把想说的都说了，把能说的都说了，花在开放的时候从来也不藏着掖着。

而人的一生之中要经历很多事，人觉得自己要考虑很多因素，所以人不会轻易认定这就是唯一，所以人不会为这样的唯一而不管不顾，人需要瞻前顾后，要一想再想，要三思而后行。

花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心捧出来，所以花的笑容很美，而人，只有看着。

文中“花”之所指，其实就是郭卫兵的《水手报》和田晓明的百米长卷。与他们相比，我是健全的、健康的，但我却没有勇气像他们一样全心投入一件自己认定的事情，当然这里面有现实条件的诸般限制，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都把这当作了“唯一”，而对我而言，却只是“之一”。

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找了许多理由，比如资料准备得还不够充分，比如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比如还缺少这样那样的设备，比如远行上路还需要足够的钱……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已搜集了171位残疾人美术家的信息，积累的资料已达三十万字；几年来也已经成功策划出版了好几本书，举办了几次大型的专题文化活动；我已经换了电脑，也买了数码摄像机……

好像所有的问题已不再是问题，所有的借口都不再是借口。我终于背起行囊上路。

这是一次尴尬之旅。

终于上路之后我又必须承认，这是一次极其尴尬的旅程。

上路之初，我带足了资料，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资料，而是我自己的资料。有我十几年来发表的与残疾人美术家有关的文章，有我编导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刻录的光盘，也有我被译成英文向外推介的文章，还有我的散文集，里面收录了许多关于残疾人美术家的篇章。我带这么多东西，只是为了向人们介绍我采访的宗旨，解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采访。

我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尴尬就是我的“身份”。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我写作和采访的过程中，“身份”一直是一个让我很尴尬的问题。此前一直都是业余写作，最初我所记所写，大都是身边的人，比如海霞是我的同事，海涛是她的弟弟，接近、了解他们比较自然。但为了采访田晓明就曾颇费思量，得到田晓明的消息是在1999年，直到一年之后，借由《爱的天空》一文才与她建立了联系。我不归属任何一家报纸、杂志、电台或者电视台，也无法像真正的记者一样许诺我的文章会以什么方式发表，如果不是恰好看到了省台播出的片子，恰好《中国妇女报》又发表了我的文章会怎样呢？

为能采访同省同市的田晓明尚且如此，这一次远赴辽宁，我的尴尬可想而知。  我所要面对的第二个尴尬就是要证明我不是骗子。

我知道确实有太多人打着“助残”的旗号行骗，就连我自己都曾遇到过。我甚至不敢说自己是在“自费采访残疾人”，我不敢用这个曾经被骗子用过的名义自我介绍。如果有人问起我采访的性质，我会给他看我的资料，告诉他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如果他一定要问出什么背景的话，我会说是北京的某个公益组织；如果他还穷追不舍，问我采访的费用从哪里来，我就会说是得到了某国际基金的资助……

一开始说的还是实话，说到最后就全成了假话，这是生生把好人逼成骗子了。

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想采访的人都访到了。

这又是一次恐惧之旅。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摄像设备出远门，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去寻访陌生的人，面对陌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提心吊胆的考验，我尽量避免住宿，不仅是为了省钱，也是为了安全。即使在白天也无法放松，甚至不得不放过许多极好的拍摄时机。这一路，我拍摄的全都是残疾人美术家的室内访谈，没有任何室外镜头，没有拍摄任何一个城市的外景、标志性建筑，这本是摄像的大忌，但我都明知故犯了。因为我不知道一个独行女子手执摄像机招摇，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我试不起。

但这同时也是一次收获之旅。

上路时我背负着期待和忐忑，归来时全都是沉甸甸的收获。

我收获的，不只是几位残疾人美术家的故事，不只是厚厚的图文资料，不只是二十小时录像和几百张照片，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他们的认可、理解和信任。

每位接受我采访的残疾人美术家都给了我太多，是他们让我认识到，除了“残疾”，还有爱，有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接纳与认可给了我信心和勇气。

这更是一次温暖之旅、感动之旅。

感谢我的朋友，给了我太多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太多的爱和温暖。

沈阳的朋友为我此行做了太多准备，包括那个安静的、洒满阳光的房间，让我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独享的空间。在我踏上去辽宁的列车之前上过一次网，打开我的邮箱，有一份邮件，内容很简单，是她的手机号，问我是不是记得。我没有手机，一上路就无从联络，发邮件，可能是她与我联系的唯一方法了，有点像大海里的漂流瓶。这份简单的邮件让我在北京站前的网吧里愣了好一阵，心里热乎乎的。到达沈阳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没有按她说的到站后立即打电话联系，沈阳正在降温，我希望她能多睡一会儿，但我走出车门，就在公交站看到了她冻红的鼻尖。

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我甚至无法一一列述，无法用语言来感谢，我只能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我行程的一部分，我只能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爱和感激。

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走上这样的一条路，其实是源自我对“在路上”那种感觉的迷恋，不妨把这当作一次旷日持久的旅行。

把自己交给路，也就是交给了无从预想的风景，交给了无从预想的收获和感动。

         寇延丁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