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创作的《物种起源》以宽容为主题考察长达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史进程，回顾宗教法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文笔生动流畅，不乏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著名出版人、《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作序，谈在中国时代发展中认识《宽容》一书的意义。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舰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和观察，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版本说明

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

绪论

第一章 家养下的变异

第二章 自然状态下的变异

第三章 生存斗争

第四章 自然选择

第五章 变异的法则

第六章 理论的诸项难点

第七章 本能

第八章 杂种现象

第九章 论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

第十章 论生物在地史上的演替

第十一章 地理分布

第十二章 地理分布(续)

第十三章 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形态学、胚胎学、发育不全的器官

第十四章 复述与结论

译后记

附录：译名刍议

倘若现在有一种未开化的人类，野蛮到了从不考虑家养动物后代的遗传性状问题，可是当他们在极易遇到的饥荒或其他灾害期间，他们也还会把无论是在哪一方面特别对他们有用的动物，小心地保存下来的。这样选择出来的动物比起劣等动物来，一般都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在这种情形下，就会有一种无心的选择在进行了。我们见到，甚至火地岛上未开化的人类，也重视其动物的价值，遇饥荒之时，他们甚至杀食老年妇女，对他们而言，这些老年妇女还不如狗的价值高。

在植物方面，同样逐步改进的过程，清晰可见，这表现在诸如三色堇、蔷薇、天竺葵、大丽花以及其他植物的一些变种，比起旧的变种或它们的亲本种来，在大小和美观方面的改进，而这一改进的过程是通过最优良个体的偶然保存而实现的，无论它们在最初出现时，是否有足够的差异可被列入独特的变种，也无论是否由于杂交把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或族群混合在了一起。向来无人会奢望，从野生植物的种子得到上等的三色堇或大丽花。也无人会奢望，从野生梨的种子能培育出上等的软肉梨；然而，如果这野生的瘦弱梨苗原本来自果园培育的族群的话，他也许会成功。虽然古代即有梨子的栽培，但从普利尼的记述来看，其果实品质似乎很低劣。我曾看到园艺著作中，对园艺家们的惊人技巧所表现出来的惊叹不已，他们能从如此低劣的原本品种里产生出如此优秀的结果。不过，我不能质疑，这技艺是简单的，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几乎都是无意识地进行的。这就在于总是用所知最佳的变种来栽培，播下它的种子，当稍好一点儿的变种偶然出现时，便选择下来，并照此进行下去。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来说，虽然我们的优良果实，有赖于古代园艺家们自然地选择并保存了他们所能寻觅到的最优良的品种，然而，他们在栽培那些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梨树时，却压根儿就未曾想到过，我们如今该吃到何等美妙的果实。

诚如我所相信的，我们的栽培植物中所现的这些缓慢地和无意识地累积起来的大量变化，解释了以下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大量的情形下，对于花园和菜园里栽培悠久的植物，我们已经无法辨识因而也无从得知其野生的亲本种。倘若需要几个世纪或数千年的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植物方得以改进或改变到了现今对人类有用的标准的话，我们便能理解：为何无论是澳大利亚、好望角抑或其他一些居住着很不开化的人类的地方，皆不能为我们提供哪怕是一种值得栽培的植物。这些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物种，它们之所以不能为我们提供值得栽培的植物，不是因为出于奇怪的偶然性而令其没有任何有用植物的土著原种，而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土著植物还没有经过连续选择而得以改进，尚未达到能与古文明国家的植物相媲美的那么完善的标准。

关于未开化的人类所养的家养动物问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至少在某些季节里，他们几乎经常要为自己的食物而进行斗争。在环境极为不同的两个地区，体质或结构上有着轻微差别的同种个体，在一个地区常常会比在另一地区更为成功一些；因此，像其后将要更充分阐释的那样，通过这一“自然选择”的过程，便会形成两个亚品种。这也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一些作者曾评论过的，即为何未开化的人类所养的一些变种，比起在文明国度里所养的变种来，会具有更多的种的性状。

根据在此陈述的人工选择所起的十分重要的作用来看，我们家养族群的结构或习性为何会适应于人类的需要或爱好，便顷刻昭然。窃以为，我们还能进一步理解，我们家养族群为何会经常出现畸形的性状，同样，为何其外部性状的差异如此巨大，而相对来说其内部构造或器官的差异却如此微小。除了外部可见的性状外，人类几乎无法选择或仅能极为困难地选择结构上的任何偏差；其实，他们也很少关心内部器官的偏差。除非大自然首先向人类提供了一些轻微程度上的变异，人类决不能进行选择。一个人只有看到了一只鸽子尾巴出现了某种轻微程度上的异常状态，他才会试图育出一种扇尾鸽；同样，除非他看到了一只鸽子的嗉囊的大小已经有些异乎寻常，否则他也不会试图去育出一种凸胸鸽的；任何性状，在最初发现时表现的越是畸形或越是异常，就越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我毫不怀疑，用人类“试图育出扇尾鸽”的这种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正确的。最初选择一只尾巴稍大一点儿的鸽子的人，决不会梦想到在历经长期持续的、部分是无心及部分是着意的选择之后，那只鸽子的后代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也许所有扇尾鸽的始祖只有略微扩展的十四支尾羽，宛若现今的爪哇扇尾鸽，抑或像其他独特品种的个体那样，尾羽的数目多达十七支。也许最初的凸胸鸽，其嗉囊的膨胀程度也并不比如今浮羽鸽食管上部的膨胀程度为大，而浮羽鸽的这种习性并不被所有的养鸽者所注意，因为它并非是该品种的主要培育特点之一。

莫以为只有某种结构上的大的偏离，方能引起养鸽者的注意：其实他能察觉极其微小的差异，况且人的本性即在于，对他所拥有的任何东西的新奇性，无论多么轻微，也会给予珍视。先前赋予同一物种诸个体的轻微差异，其价值是无法用几个品种已经基本建立后的当今的价值去判断的。鸽子现在或许还会发生(而且实际上确实还在发生着)很多轻微的变异，不过此等变异却被当作各品种的缺点抑或偏离完善的标准而遭抛弃。普通鹅尚未产生过任何显著的变种；图卢兹(Toulouse)鹅和普通鹅只有颜色上的不同，而且这是最不稳定的性状，但最近却被当作不同的品种，在家禽展览会上展出了。

1978年7月里的一个上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明镇先生的办公室里，正举行一场文革后该所古哺乳动物研究室首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口试，周先生问了一位考生下面这个问题：“你能说出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中、英文副标题吗？”当年未能回答出周先生这一提问的那位考生，正是你手中这本书的译者。

我进所之后，有一次跟周先生闲聊，周先生打趣地说：“德公，口试时我问你的那个问题有点儿tricky(狡猾)，因为叶笃庄以及陈世骧的两个译本都没有把副标题翻译出来，所以，问你该书中、英文的副标题，是想知道你究竟看过他们的译本没有，当然啦，也想知道你是否读过达尔文的原著，以及对副标题你会怎么个译法。”记得我当时对周先生说，我一定会去读这本书的。周先生还特别嘱咐我说，一定要读英文原著。

1982年，经过周先生的举荐和联系，我到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物种起源》(第六版)。1984年暑假回国探亲时，我送给周先生两本英文原版书，一本是《物种起源》，另一本是古尔德的《达尔文以来》。周先生一边信手翻着《物种起源》，一边似乎不经意地对我说，你以后有时间的话，应该把《物种起源》重新翻译一遍。我说，您的老朋友叶笃庄先生不是早就译过了吗？周先生说，那可不一样，世上只有永恒不朽的经典，没有一成不变的译文，叶笃庄自己现在就正在修订呢！其后的许多年间，周先生又曾好几次跟我提起过这档子事，说实话，我那时从来就未曾认真地考虑过他的建议。

周先生1996年去世之后，张弥曼先生有一次与我闲聊时，曾谈到时下国内重译经典名著的风气盛行，连诸如《绿野仙踪》一类的外国儿童文学书籍，也被重译，而译文质量其实远不及先前的译本。我便提到周先生生前曾建议我重译《物种起源》的事，她说，我们在翻译《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时，有的文章中用了《物种起源》的引文，我们是按现有译本中的译文来处理的，当时也感到有些译文似乎尚有改进的余地，如果你真有兴趣去做这件事的话，这确实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她接着还鼓励我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的。可是，正因为我读过这本书，深知要做好这件事，需要花多么大的工夫和心力，所以我对此一直缺乏勇气，也着实下不了决心。那么，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或偶然因素，让我改变了主意的呢？

在回答上面这一有趣的问题之前，先容我在这里将这一译本献给已故的周明镇院士、叶笃庄先生、翟人杰先生以及目前依然在科研岗位上勤勉工作的张弥曼院士。周先生不仅是这一项目的十足的“始作俑者”，而且若无跟他多年的交往、有幸跟他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我如今会更加地孤陋寡闻；叶先生是中国达尔文泽著的巨人。他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却完成了那么浩瀚的工程，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翟老师是我第一本译著的校阅者，也是领我入门的师傅；张先生既是我第二部译著的校阅者，又是近20年来对我帮助和提携最大的良师益友。若不是他们，也许我根本就不会有这第三部译著，我对他们的感激是莫大的，也是由衷的。这让我想起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与作家亨利-亚当所言：“师之影响永恒，断不知其影响竟止于何处。”P31-33

名著如同名人，对其评头品足者多，而对其亲阅亲知者少。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便是这一现象的显明例子之一。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的各种活动尘埃落定之后。译林出版社却诚邀我翻译《物种起源》，这本身似乎即是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也许有人会问，《物种起源》一书已有多个中译本，还有必要重译吗？其实，这也是我在接受约请前考量最多的问题，但在我发现此前所有的中译本均是根据该书第六版所译之后，我旋即决定翻译该书的第二版《论物种起源》(这个“论”字是在第六版才消失的，为方便理解，下文均用《物种起源》指代该著作)，由于这是一本与该书第一版差别极小却与第六版甚为不同的书，故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译”，而是试图赶上近二十余年来国外达尔文研究的新潮流了(详见《版本说明》一节)。

正如著名的达尔文学者布朗(Janet Browne，2010)所说，每个时代的达尔文传记的作者们，都会描绘出一个略微不同的达尔文的形象，并与当时流行的认知程度“琴瑟和鸣”：从19世纪末的刻苦勤奋的达尔文，到20世纪30年代的受人尊敬、顾家舐犊的达尔文，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家的达尔文，直到20世-90年代的书信通四海、广结通讯固的达尔文。当然，这些多种脸谱的达尔文形象，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同样，对《物种起源》一书的解读亦复如此。有人曾戏言，达尔文的学说像块豆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全看厨师加上何种佐料；个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以及后来更为时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一说了。即令在当下互联网的“各歌”和“百度”时代，鼠标一动，达尔文的文字便可跳上显示屏，却依然发生了一些蜚声中外的研究机构把自己的话硬塞到达尔文嘴里的怪事。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原来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网页上，竟一度出现过下面这一句所谓摘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语：“在生存斗争中，最适者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适应其环境。”事实上，达尔文压根儿就未曾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新大楼的石板地面上，竟镌刻着伪托达尔文的“名言”：“不是最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最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James Secord，2010)可见，人们是多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想当然地强加于达尔文的头上啊！达尔文若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对达尔文的众多误读，有的是连达尔文本人也难辞其咎的。譬如，一般的达尔文传记多把达尔文描写成在中小学阶段智力平平，又曾从爱丁堡大学中途辍学。但达尔文实际上是19世纪的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都从名校中途辍学，乃其所学与其兴趣相悖所致。而达尔文的博学、慎思、洞见与雄辩，恰恰说明了他的智力超群。1831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的近400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十，岂是一个智力平平之人呢？原来是达尔文在其《自传》中，极为谦虚地称自己不曾是个好学生，因而一百多年来着实误导了许多人呢。又如，一般人都认为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期间转变成为演化论者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绪论》中就曾开宗明义地写道：“作为博物学家，我曾随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做环游世界的探索之旅，在此期间，南美的生物地理分布以及那里的今生物与古生物间的地质关系的一些事实，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事实似乎对物种起源的问题有所启迪；而这一问题，曾被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称为‘谜中之谜’。”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读；事实上，现在大量的研究表明，尽管他在五年的环球考察中，以地质学家莱尔渐变说的眼光观察他沿途所见的一切，并对物种固定论的信念逐渐产生了动摇，但达尔文从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者向一个彻头彻尾的演化论者的转变，则是他环球考察回到英国两年后才开始的事。

上述神种近乎怪诞的现象，委实印证了一种说法，即：《物种起源》一书虽然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却鲜为人们从头至尾地通读。这究竟是何原因呢？窃以为。由于《物种起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意欲阅读它。但苦于书中涉猎的科学领域极广(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形态学、分类学、行为科学等等)，加之达尔文为了说服读者而在书中不厌其烦地举证，故往往使缺乏耐心的读者知难而退或浅尝辄止。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下，即令是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去通读或精读此类经典著作，常常拾得只言片语，甚或断章取义，把它们当作教条式的简单结论，而不是视为可被证伪的理论范式。

达尔文自谓《物种起源》从头至尾是一“长篇的论争”，他深知不同凡响的立论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方能站得住脚，故该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阐明了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超自然的神力所创造的，而是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演化的机制则是自然选择，演化是真实的、渐进的，整个生物自然系统宛若一株“生命之树”，败落的枝条代表灭绝了的物种，其中仅有极少数有幸保存为化石，而生命之树常青。总之，《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制，它不仅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百科，也是一种崭新世界观的哲学论著，还是科学写作的经典范本。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时常为其构思之巧妙、立论之缜密、举证之充分、争辩之有力、治学之严谨、行文之顺畅、用词之精准，而拍案叫绝、激动不已。《物种起源》问世150多年来，印行了无数次，翻译成30多种语言，可见其传播之普遍、影响之深远。尽管时隔150多年，对我们来说，《物种起源》远非只是一部可以束之高阁、仅供景仰膜拜的科学历史元典，而是一泓能够常读常新、激发科研灵感的源头活水。《物种起源》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待每一位读者躬身竭力地去亲手挖掘。同时，我坚信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和感念，奠过于去认真研读他们本人的文字，故走笔至此，我得适时打住，还是让大家去书中细细体味达尔文的博大精深吧。

现在容我回到上述那一问题。起2009年10月，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暨《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领衔主办这一活动的三位中青年才俊(龙漫远、顾红雅、周忠和)中，有两位是我相知相熟的朋友，亦即龙漫远与周忠和。会后，时任南京凤凰集团旗下译林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编辑的黄颖女士找到了周忠和，邀请他本人或由他推荐一个人来重新翻译《物种起源》，周忠和便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黄颖。黄颖很快与我取得了联系，但我几乎未加思索地便婉拒了她的真诚邀请。尽管如此，我想，此处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客我表达对周忠和院士的感谢——感谢他多年来的信任、鼓励、支持和友谊。

黄颖是个80后学哲学出身的编辑，她很快在网上“人肉”出我是她的南京大学的校友以及我与南京的渊源，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跟我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当她得知我2010年暑假要去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访问时，便提出届时要请我吃顿饭。我到南京的那天，她和她的领导李瑞华先生请我一道吃饭。我们席间相谈甚欢，但并未触及翻译《物种起源》的话题，他们只是希望我今后有暇的话，可以替他们推荐甚或翻译一些国外的好书。几个月之后的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小黄一个祝贺圣诞快乐的邮件，其中她写道：“我心里一直有个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再提起。……看过您写的东西，听您谈及您和《物种起源》的渊源，我始终很难以接受其他的译者来翻译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您是最值得期许的译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您这样的译者，只有《物种起源》这样的书才能配得上，现在好书即使有千千万万，但是还会有一本，更值得您亲自去翻译的吗？想提请您再一次考虑此事，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情之请。我的心情，对于您和您的译文的期待，您能理解吗？也许给您添了麻烦和更多考虑，但那是传世的……”我怎么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  就在我的译文刚完成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收到了小黄的一个邮件，她知会我：由于家庭和学业等原因，她决定辞职；但她让我放心，译林出版社对这本书很重视，李瑞华先生会亲自接手该书的编辑工作。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最近我在《纽约书评》网站上读到的英国著名作家蒂姆·帕克斯的一篇博文，恰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他说：作者希望得到出版社的重视，以证明其能写、能将其经历付诸有趣的文字。我有幸遇到像黄颖女士以及李瑞华先生这样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没有向我索取只字片句的试译稿便“盲目地”信任我、与我签约，并在整个成书的过程中，给了我极大的自由与高度的信任，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在本书编辑出版阶段，译林编辑宋叻博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认真敬业的精神让我感佩，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令我感动，也由于她的推进和辛勤劳动，使本书得以早目与读者见面，谨此向她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沈树忠研究员、王原研究员、于小波教授、王元青研究员、张江永研究员、孙卫国研究员、巩恩普教授、Jason A，Lillegraven教授Larry D Martin教授等同事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科院古脊椎所、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力支持；感谢张弥曼院士、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周忠和院士、于小波教授以及沈树忠研究员阅读了《译者序》，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沙金庚研究员对一瓣鳃类化石中文译名的赐教、倪喜军研究员和王宁对鸟类换羽的解释。此外，在翻译本书的漫长时日里，是自巴赫以来的众多作曲家的美妙音乐，与我相伴于青灯之下、深夜之中，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我要至为感谢一位三十余年来惺惺相惜的同窗好友于小波教授，由于特殊的经历，他在弱冠之年便已熟读诸多英文经典，在我辈之中实属凤毛麟角，故其对英文的驾驭在我辈中也鲜有人能出其右。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我检校译文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实为拙译增色匪浅。毋庸赘言，文中尚存疏漏之处，金属敝人之责。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尽管汉语是我的母语，而英语则是我30年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语言，然而在翻译本书过程中，依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盖因译事之难，难在对译者双语的要求极高。记得Jacques Barzun与HenryGraff在《现代研究人员》一书中说过：“译者若能做到‘信’的话，他对原文的语言要熟练如母语、对译文的语言要游刃如作家才行。”加之，达尔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句式虽然清晰却大多冗长，翻译成流畅的现代汉语也实属不易。此外，在贴近原著风格与融入现代汉语语境的两难之间，我尽量做到两者兼顾，但着意忠实于原著的古风。因此，在翻译本书时，我常怀临深履薄之感，未敢须臾掉以轻心、草率命笔；尽管如此，限于自己的知识与文字水平，译文中的疏漏、错误与欠妥之处，还望读者赐函指正，不胜感谢之至。

2012年8月5日记于五半斋

达尔文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恩格斯

如果没有进化论之光，生物学的一切都将无法解释。——杜布赞斯基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