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大陆女人因为各种原因嫁给了香港男人，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女人和香港男人因为文化、信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不同，发生了各种悲剧，离婚、自杀、残害、抛弃、遗弃甚至杀人……这个曾经让人漠视的团体终于因它的各种弊害和牵连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尴尬和麻木，也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因无时不刻的相守而产生的厌恶、更细腻真实地描写出都市流行病中的一种“家庭冷暴力”的悲哀现实和找不到出口的无奈。

　　作品从一个独特的私人日记视角，写了一个大陆女人和香港男人的现实生活。女主人公是深圳的一位年青白领，因工作原因认识了一个香港男人，在虚荣心和好奇心的驱使下，很快与之同居，然后辞职，成为一个无所事事不思上进的家庭主妇。不甘平凡又无法抛弃舒适生活的她，很快厌倦了这种古板无聊而令人窒息的生活，可是现实的社会已在她放松且享受的时候抛弃了她，在和香港人文化碰撞时遭受痛苦、精神无法沟通、对前途焦虑、情感饥渴、经济危机、以及香港老公一再离家出走以及背叛的打击下，畸形而沉默的岁月终于让她的精神崩溃，最终走上了与香港男人同归于尽的道路。　　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尴尬和麻木，也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因无时不刻的相守而产生的厌恶、更细腻真实地描写出都市流行病中的一种“家庭冷暴力”的悲哀现实和找不到出口的无奈。

在深圳被抢那真是一件太容易不过的事了。我一个好友下班回布吉，一个人在罗湖车站附近人行天桥下走，突然一个男人冲过来就把她挎的包给抢走了，劫犯跑了半天她还没回过神来。后来才想起来自己的所有证件物品都在包里，可怜的她说：我看到那人翻过墙，还在外面等了半天，希望那人良心发现把我的身份证和暂住证银行卡及发票还给我……

这个猪头，人家觉悟要真是这么高的话，就不用做抢劫犯了，亏她还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咋还这么善良天真呢?

倒是说说老公的被抢，可能是香港人都有些他们喜爱的穿着特质吧，所以特好被人辨认。比如喜穿休闲衣，里面一件短袖T恤外面一件马甲，牛仔裤休闲包。罗湖火车站听说专门有对付香港人的抢劫团伙小偷团伙。有人认为香港人大多反应迟钝，而且极其不信任大陆的警察，就算抢也很少会反抗或是报案；不像有些贫穷的大陆人，宁愿不要命也要把被抢的包夺回来，哪怕包里只有一百块钱。

第一次被抢就是在罗湖火车站附近的。那天他加班回来得晚，准备上的士回家时，突然冲出两个人来拿着一把刀子直截了当地问他要钱包。他的钱包放在裤后袋里，因为紧张掏了半天没掏出来，那人把他脖子上的项链用力拉断，然后去翻手袖看有没有手链啥的，最后掏出钱包来，其中一个抢过去，居然慢条斯理地把所有的港币、人民币掏空，把其它的东西都还给老公。现金损失了五千多块，好的是人还是安全的，证件也在，这让他居然对大陆的抢劫犯有了一丝好感，好像把证件留下来是给他极大的恩赐一样的。

第二次抢劫就没那么好彩了。自从前一次被抢以后，老公身上的现金少有超过两千的。那次他和几个香港同事喝完酒独自回来，也是准备上的士，突然冲出来了几个人，大约有五六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当然不用说摸索了他全身所有值钱的东西，发现现金不多，才一千来块，很是生气，硬是逼着他拿着卡在附近的柜员机里取现金。他回来说：那场景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他就像块肉馅一样夹在几个人之中，根本没有可能敢张开口喊救命，而且当时已是深夜，不可能有谁那么大胆不自量力来对付五六个猛汉。可怜他饱尝一顿毒打后，落个身无分文地回家，连回家的的士钱都是我为他开门才付的。这件事的后遗症是：他再也不说大陆的抢劫犯有职业道德了，也再不敢去太远的酒吧玩到深夜才回家了。

第三次遭劫那是活该。有一次我出差，他说他挺郁闷的，就到皇岗村附近的龙祥俱乐部K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小姐，但猪脑子也想得到男人是没有那么老实的，我本就不在意这事，想一想和我在一起同居前，他曾毫不避讳地说他一周找一个小姐住一晚上，我就对他坚守忠诚的事没抱希望)，出来的时候，被三个男人围住，说他下午在附近的美容院洗脚没付清钱。他那天根本没洗过脚，肯定就要申诉一番，当时的情况哪有讲道理的?几个人摸出他的钱包，自自在在地掏出了所有的现金，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扬长而去。

从此他对深圳的夜晚深恶痛绝，对四川人也是深恶痛绝(值得一提的是，他遇到两次开口说话的都是四川人，偏偏他以前去夜总会多，陪他的四川小姐也多，他听得出四川人的口音)，后来一到晚上，我开玩笑地说：去泡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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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睦的家庭并不缺乏；但是想到大量的家庭中，夫妻俩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使用同一个洗脸池，同床共寝，却互相怄气，彼此嫌恶，而结果离婚的却那么少，真叫人惊异！他们互相憎恨，在这些屋子里又无法彼此逃避。

——莫里亚克《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