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描绘人的堕落始于身体的作品，它很好地在描写中保有了这种堕落状态的原始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如此地亲切，如此地粗砺，如此地出乎意外、俯拾皆是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灵魂在堕落与挣扎的宿命中沉浮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在人们由脱贫而小康的这十几年里随处可见；在日趋流水线化的影视工业里，已经被半遮半掩地作为牟利的原料和上演感官撩拨的平台，最后再加上那么点儿任何国家的主流意识都会大力认同的说教，予以挥霍并败坏着……

1995年夏末，最后的酷暑笼罩着这座内陆深处的城市。这个下午闷热难耐，从一辆气喘吁吁终于到站的公共汽车上奋身挤下来了宋旺旺博士，身上的浅蓝色T恤已经湿透成深蓝色，歪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在匆忙扶正后却被一层蒸腾的热气所蒙住，让他看不清楚四周可供参照的景物，怀疑自己此行的目的地是否真的到了。

站在路边站牌下的宋博士从手中的黑皮包中取出半沓餐巾纸(是中午和人在饭馆吃饭时剩下的)，从中抽取一张来擦拭自己的眼镜片，为了急于看清四周，他擦得有些潦草，所以当眼镜重新戴好在眼前，那镜框中的十里村村口的新建牌楼竟是五抹六道的。位于本市南郊的这个十里村，属于那种“都市里的村庄”……

冯彪在凌乱不堪的屋内四下里找寻衣裤穿时，博士干脆出去了，不想再受这份刺激也想赶紧透一口气。他站在门外的公共阳台上等他，宁肯站在下午时分威力丝毫不减的毒阳底下晒着。长达十分钟过去，蓬头垢面，上身套了一件皱巴巴并散发着浓重的汗酸味的海魂衫的冯彪出来了，他们一起下楼，一块来到楼下的院子——

这时，晃晃悠悠的冯彪忽然径自冲向院中的一个自来水龙头，拧开拧大，以双掌捧水哗哗哗地洗脸冲头，然后歪头侧脸咕咚咕咚地好一通牛饮!宋博士又有点看不下去了……

“哎!咋喝生水呢?兄弟。”声音来自院子当间的一棵老槐树下竹制躺椅上正在乘凉的俗艳妇人(博士这才意识到她是女房东)，“小冯，你是不要身体咧咋地?我屋里头有饮料呢!”

对女房东的关切冯彪毫不理会，招呼站在一边的宋博士往外走，出了院门。

博士以为走出这个村子到了大街上才会有饭馆，他甚至心怀同情地想到要找个比中午更上档次的来满足这个落魄者主动提出的要求，不料没走出几步就被冯彪拉进了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纯粹是给村民提供方便的一家无名小饭铺。

未等博士提出异议(他想来着)，冯彪已改口用本地方言向店主招呼道：“伙计，上两碗拉条子，再来两碗面汤。”

眼见店主乐颠乐颠地忙乎去了，博士便不再说话，主随客便，他黯然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两人坐在一张黑乎乎的稍微一晃便吱扭乱响的小饭桌的两端等饭时，博士问起了冯彪的现状，冯的回答有一搭无一搭，简单到“是”或“否”或者干脆沉默了事，特别是当对方遭遇这样一个问题：“你小说写得咋样了?”竟然掉转头去，很不耐烦地冲着正在忙碌的店主嚷嚷起来：“伙计，快一点些，人都快饿扁咧!”

饭很快便上来了，像小脸盆那么大的两大海碗新疆风味的拉条子放在两人的面前，紧接着又端上来两小碗面汤，冯彪如狼似虎地呼拉拉吃起来，博士则没有动，他思忖这头饿狼已经有食在口——可以谈正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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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蕩乾坤遠，悠悠歲月稠，歷史長河正是由千千萬萬個普通人的人生彙聚而成，不管道貌岸然的街道之士會如何奮起筆诛紙伐，歷史的晝卷總是真實地存在著，而伊沙在其上以生活的原色重重地抹出了一幅世紀之交芸芸眾生狂歡圖。

余自海外，遠觀中國文學之横嶺側峰，多靈肉分離。或陽春白雪，不食人間煙火；或身體至上，靡靡幾類動物，失卻文學之深度和尊嚴。而極具中國質感的《狂歡》一書，以一份文化載體和一群文化人漫長的悲歡離合，歷經新生、迷茫、成長、輝煌、衰老乃至最後的劫殺，將其靈與肉完美地融合於中國特定歷史時代之轉型劇變中。曾以“餓死詩人”的呐喊和驚世駭俗的詩作而名震文壇的伊沙，值此中華民族盛世之時，拾一普通國民之病態人生，唱出力透紙背之悲劇雜音，其力在於病苦來自民族社會之暗瘡，其雜在於力求和諧尋出需對症下藥之根，給讀者提供藝術享受的同時，亦在靈魂上具有驚世駭俗的震撼力。

惟此，謂之“好看的純文學”小說《狂歡》，可立於中國當代經典小說之列，並力推於世界各地，以此奇文與海內外讀者共賞。

黃大威於2006年3月於加州洛城雨晨苑

变化永比计划快。

写作有自己的计划，但出版也有自己的变化。

如今，我所面临的情况是：后写的《狂欢》要出在先写的《迷乱》前头啦。

但好在先出哪本后出哪本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毫无影响，对于极少数爱琢磨(说“研究”就言重了)我写作的朋友，他们一定会留心和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对此感到别扭和不适的只是作为作者的我自己，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甚至于我在此刻为即将出版的《狂欢》补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了一种言说的别扭——

说《狂欢》，我是不是还得提到尚未出版的《迷乱》?就像我在早已写好但还没有机会披露的《迷乱》后记中，从我最早时候的一部“小长篇”《江山美人》说起一样……

时间过得好快啊!用来写作长篇小说的时间过得更快!一转眼，我的第三部“大长篇”《中国往事》都已经接近于完成了，我是不是把它也得提一提?前有因后有果嘛!

我脑子乱了——如此前拉后扯话可就太长了。

我遂决定快刀斩乱麻——就《狂欢》论《狂欢》。旁的不提，就好像我只写过这一部东西。

在经过这两三个“大部头”的写作之后，我总算体验到了长篇小说创作特有的生成过程——那就是从第一星灵感的火花在你心头闪烁，像种子一样播入心灵的土壤，从此将有一个着实不短的孕育和生长过程，甚至要长很多年，是胎儿在娘胎里时间的好几倍……

于是便有此一问：《狂欢》是何时走到我心里来的?

每每忆起我心中最早的《狂欢》雏形，我的眼前总会出现一片绿色的草坪来——具体说来，是深圳某个立交桥下的一片草坪，时间是1998年11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说起来已是“上世纪”的事儿了)。我与本书中某个人物的原型从上面走过，望着草坪上正在仰面酣睡的三两民工，我忽然对同行的这位朋友说：“我想写一部小说……”

大概是在同年年底的某夜。我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下一个烛光闪烁的茶秀里，对着三五好友激动地大讲特讲：“我要写一部小说，一部史诗性质的大东西……”

从那时算起，到2004年开春动笔，中间相隔有整整五年时间——这正是我用来构思《狂欢》的时间，也是《狂欢》在我心里慢慢长大的时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你怀揣着一部小说的构思再去观察周围的生活时，你会发现。所有人事的发生似乎都是为了支持你的这项工作……

2004年内我完成了《狂欢》头两稿的写作；2005年，我用头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三稿，动笔写作历时一年有余，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请原谅!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到《迷乱》，将来在《迷乱》的后记中你会了解：《迷乱》写得我又是脑袋上出现斑秃又是心脏上出现早搏，身体上付出了一些代价，到了《狂欢》我则从容爹了，拥有了一颗平常心，有课照上，有假照休，春夏秋季均有外出疯玩的机会，如果不是美国使馆的签证官看我长得不够面善(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我原本还有横穿美国到多所大学去朗诵我的诗作的机会。

总之，在《狂欢》的写作中，我学会了放松、拿得起放得下、紧中有松、有张有弛——这是在搏命一般写作《迷乱》后所获得又一重宝贵的经验。说实话，我是所谓“一本书主义”的反对者，是强调写作的日常化并准备坚守一生的主儿。

尽管在出版方面尚未体现出来，可掐指算来：我在一年写一部“大长篇”的状态中已经度过了三年有余的幸福时光，三年三部，我在写作上的顺利正是得益于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积累和准备，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于小说，我还正好就是那老在惦记的贼，不光惦记得早，惦记得久，惦记得多，终于到后来，我已经被自己心中的多个构思给憋坏了!

过去三年，是一次小说创作的大井喷。

关于本书的内容以及由此可能生发出的所谓意义，我不想在此多说什么，我压根儿就不想说什么，因为总觉得该说的话我已在小说的正文中说尽了。我是先诗歌而后小说的，我以为考虑到诗歌艺术的观念性原本就高过小说，所以可以允许诗人对其作品多作一点阐释的话，那么一个小说家在自我阐释上的喋喋不休则显得面目可憎——他如果一定要保持住喋喋不休的这个劲儿的话，那就开始进入到下一部的叙述中去吧。

在写作这部《狂欢》等作品的过去三年里，我算是初步完成了作为一名长篇小说作家的基本修炼，持续不断的日常写作习惯的培养和建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谋求和等待出版的这个无味杂陈七上八下的过程，而人在原生现场的真实在于：这两者同时发生势必相互影响。所以，写作的心态并不仅仅受到作品自身的进展状况(我们通常所说的“顺利与否”)的影响，而是更加微妙和复杂。

所以我说：这是修炼。

在此过程之中我也见识到了各色人等，行色嘴脸，有人在用言语打击我时无所不用其极。生怕他的打击不足以让我心灰意冷尽快放弃；有人终于可以合情合理地利用一下手中的权力顺带报复了在诗歌那个江湖上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结下的梁子。谢天谢地!我总算有福，因为终将与有智慧的好人相遇，拿本书来说，徐凯若女士所代表的“双笛”公司在承担了它在海外出版的同时，还将我引向了独具慧眼好书迭出地位非凡的作家出版社，本书责编王婷婷女士在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心血的同时。也给我的写作以极高的认识和热诚的鼓励——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狂欢》即将问世之际，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些“贵人”的感激之情，而我最想做的是：写，好好写，一部又一部地写下去！

这个活儿适合我。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伊沙

2006.3.4

他走出了“鲁迅”，又在遥遥呼应着鲁迅

——吴建民

如果说王小波的书对于我来说是一道大餐的话，那么伊沙的书对于我来说就是这大餐的酒水，缺一不可。

——落叶甲虫

而我所看到的《狂欢》，它在“老老实实”甚至是孜孜不倦地在为我们讲好一个故事——在当下中国小说，这简直是一个希奇而可贵的品质……

——李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