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现实乡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扎根乡土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渴望并呼唤健康的个人化精神建构。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应该说，我是个现实感——现实精神很强、开放型的作家，即使非现实的题材，也贯穿着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意识，即离不开现实关照，回应着现实的精神扣问。”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凌世烟在“文革”的环境中读书成长，满脑子“英雄一闪亮”意识，以斗争、你死我活、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来以不变应万变。他也反抗不正之风，反腐败，但显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做英雄的欲望上。另一主要人物石羊，他也出生在弱势家庭，从小崇拜凌世烟的叔叔（确实有过英雄之举）转而崇拜凌世烟，包含治愈他家祖传阳痿的功利性考虑，他下滑的精神轨迹就是如此。传宗接代的思想通过他父母和周边环境对他施以沉重的压力，他的心胸越来越狭窄，发展为怀疑妻子，最后举斧砍死了还是处女的无辜妻子，进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品真正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多元化的艺术特色，和中国长篇小说的真正实力。

一段小满

 a 自家自己

 A 别处别人

二段大暑

 a 自家自己

 A 别处剐人

三段处暑

 A 翻处剐人

 a 自家自己

四段霜降

 A 别处别人

 a 自家自己

五段小雪

 a 自家自己

 A 别处别人

六段冬至

 A 别处别人

 a 自家自己

七段雨水

 A 别处别人

 a 自家自己

八段谷雨

 A 别处别人

 a 自家自己

痛苦而高尚的乡愁(后记)

游游荡荡我又走到山下，紧紧相连的乡里和官圩是我经常流连的地方。那天，我猛听圩尾骆家新屋的老缺在我后面称我“老姜头”，声气爽亮，像低温久雨后一道劲亮的阳光。顿时我的后脖如同劈了一道响鞭，仿佛有无数的蚂蚁在爬，怪不自在。我愣了一下，转身同老缺对视。

近年发迹的老缺微笑着，从容平和，没丝毫讥讽之意。我没有发作。刚才乡里干部还叫我“小凌”呢，乡里说的算数，你们算老几?

老缺像带头咬叫的狗，我会永远记牢这一天。他这样一叫，我真觉得身前身后许多人跟着这样讥笑我，我的衰名扬开了。屈指算算我二十二岁，喉结突出，像叔叔一样魁梧的身架能挡风挡阳光，我毫不怀疑自己生就一副英雄的坯料。叔叔就是仗着身架当上英雄的，身架横，威猛，胆气便冲天。我经常去乡里走走坐坐，有时抓份书报坐在办公桌前的空椅上，一看就是老半天，县里下来的干部有的一进门就叫我书记乡长，或武装部长或主任，我不应声但不脸红，心里泛起一阵阵美意。我不成英雄谁成英雄!官溪乡望月村老鸦坳又一英雄就要出现!咳，我也真老大不小了，叫我“老姜头”不冤枉，年幼的我已悄悄消失在我的脚跟里。

自那一刻，我真正注意起老缺来了。才不过四五年的事，那时老缺没威没势地提着只烂粪箕(用席片垫底)满街拾野粪，两个瘦螳螂般的崽常常被派义务工，他家要多臭就有多臭。转眼，日头从西边出，一个崽在县里开饭馆当大老板，一个崽投师画画终于考上师专，示威似的，他家第一个在圩上竖起钢筋水泥平顶房，狗往肥地里拉屎，乡领导跟他好上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终于让老缺等到了。

老缺走路不再让我，可对我和待人总是笑眯眯的，不显一丝胆气。哦，我立刻逮住了，老缺喜欢说“翻身”两个字眼。曾几何时，“翻身”是我们贫雇农的专用名词，如今被老缺这类人接过漫天甩。现在有些人一见面就急问“翻身啦?”那味道不对呀。原先讲政治翻身；现在搞经济，由没钱到有钱，也可说“翻身”吧。我外公家一户人家，儿子大学毕业，那老头不用再愁学费了，逢人便说翻身啦解放啦。这两个字用得太滥，没意思，没味道，没品位!

不过，老缺说的是实话。他家是官溪有名的地主，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后钻进解放军，装模作样地打过几回仗，解放后给洗了出来押到农场劳动改造，没几年倒留场拿工资，还把老婆孩子接过去，躲过了60年大难，这不是翻身吗?“文化大革命”乡民把他一家揪回来，斗得他屁滚尿流，乡中学一个红卫兵一气之下扑上去咬掉他左耳厚厚的耳垂，不怕你逃到天边也能把你认出来!得感谢邓小平，老缺真正是翻身了。

我耳朵里真塞满了“翻身”两字，假如它是一块砖，早就砌成一道比老缺三层平顶屋还高的厚墙。翻身农民把歌唱呀，上课、唱歌、听报告、喝茶、饮酒，都扯到它。拍拍胸膛，我家也是翻身过的，如今都把这给忘了，连我爷都懒得提起，反正我是记得的。

十多年前乡里请大英雄凌维宏作报告，他是我嫡亲的叔叔呀。我挤在前台，看着叔叔两手挥舞，嘴巴不断蹦出“翻身”“斗争”字眼，两眼发光，神情激动。我家贫农，解放后翻身做主人，叔叔是最好的例证。小小的我已体会了这种美滋滋的快乐，我奇怪我爷从未传给我这样的快乐。那次叔叔顺道回家，他家门口一站屋里暗了一半，矮屋已盛不下高大的他，爷一直坐着，口衔尺把长竹管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烟，神情平静，根本不理会面前这个英雄。爷和叔叔同住农村却走着冷和热两条路，平日里爷并不传扬叔叔惊天动地的事迹。还是叔叔放下架子，摸着我的头说：又翻身啦。我家只有叔叔充分享受翻身的幸福。从叔叔身上，品尝了翻身的好滋味。那阵，乡里干部夸我鼓励我，都说我家有出英雄崭角的风水，我保留着凌家那种福相。我能不高兴不等待吗?

几次打照面老缺问起我爷，从不提及我已迁到外乡的叔叔，他说我家也赶上了顺风船。他不说我家翻身。我人高马大不是愕牯，明白自家运气不济，翻身还差那么一撇。我可不敢怪怨爷，不过觉得爷温温吞吞像阉了鸡巴的老牛，不懂得抓住时机猛蹿!我家的阳刚气兴旺气全叫叔叔占了，担子明明落在我的身上，我着急呀!老缺这么一讲，我心里倒虚了，差点没说：顺屁的风，我家成了破船!

一家有一家的事，我家能够顺畅的时候偏偏梗塞，我虽没顶家里的事，可知道我家艰辛，很憋气。我家是旧船破船哪，我嗅到了倒霉味，我家这艘船是自家捣破的。

这次，我不敢看老缺的眼睛。

P4-P6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哺育着丁香，

在死去的土地里，

混合着沉闷的根芽，

在一阵阵春雨里。

  ——艾略特《荒原》

我的父亲要经常敲击他的膝盖

空洞的膝盖……

迷蒙夜色中

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

那些天空中陨落的“厕石”

像蚱蜢蹦向他锋利的犁头

他的膝盖

被一次次砸痛

  ——小海《父性之夜》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写了《轮回》(已出版)、《旷野黄花》、《寂寞欢爱》(已出版)，有人问我，这几部都是非现实生活题材，你不敢触击现实吗?问得好。

应该说，我是个现实感——现实精神很强、开放型的作家，即使非现实题材，也贯串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意识，即离不开现实观照，回应着现实的精神叩问。这种现实感主要体现在当下存在的精神层面，如文化精神、人格精神、自由精神、人的精神等。如果我对当下这些缺乏真切的认知和把握，我就无法进行写作，或者说我不愿写。因为缺乏激情。一个作家的创作激情只能来源于所处的时代和现实。我以为这样来处理非现实题材，毕竞跟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作家的自由度会大一些，笔触会更从容甚至更深刻一些。不过，它无法跟当下的存在更全面更亲密地接触，跟现实仍会有某种程度的疏离和隔膜。不要说读者，就是我自己也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那种肉感和质感及疼痛感——丰沛的生命气息和精神气息。任何艺术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当作家希望能较好地抒写表达自己某种内心情感及精神追求之时，他就会恰当地选择一种艺术方法，同样是现实题材，他也可能采取不同的艺术方法。

然而，上述几部长篇有个共同之处，就是视点下沉。我仰视着精神的天空，但把关注点定在社会底层，定在逸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人事上。这里我同意本雅明的一个观点，历史只有在其痛苦和衰败时才能获得意义。这样，把笔触对准当下乡土的人和事——当下的存在，于我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关注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我关注世纪之交的乡愁。这些都属于“沉默的视野”，同样有着精神的绿洲。

这部《恍惚远行》是我第一部以现实乡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我所处的是中部地区一个贫困小县，依然被乡土所包围，接触最多的仍是乡土。当然，作为作家，我有乐意沉浸于乡土的秉性，在城里住一段便想去乡土走走。80年代初，我家还有几亩责任田，一到农忙季节，还得从厂矿回到家里帮收帮种。作为下放知青，我对乡土苦难有种内在情感上的体认。一接触乡土，我自然想起自己的下放岁月。90年代初，我还作为县里一个工作组组长，驻村一年，结识了一些到今天还有来往的乡村朋友。平时，作为县工作人员，我还不时到乡村。应该说，60年代以来的乡村历程我是熟悉的，尤其是80年代以来乡村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种持续性的社会震荡、家庭震荡、心灵震荡——乡土震荡，给我这个已全家离开农村的人，仍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和精神冲击。

从情感、精神层面，乡土已弥漫一股空气般无处不在的乡愁。许多家庭实际上已经解体，耕田的都是中老年人。乡土贫困而且被遗忘。对许多乡亲来说，他们在思想上处于一种空茫状态；在形体上，如小海在《父性之夜》所说：“他的膝盖／被一次次砸痛。”他们不会说是乡愁，可他们被乡愁所笼罩。他们依然为生存为乡土默默地奋起，创造，“迷蒙夜色中／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他们依然是生活中最顽强执著的基石。

几年前我重返下放地，感慨乡村一些“善良弱势的家庭，没有受大冲击大折磨大炼狱，反而千真万确在精神上处于不为人知的孤立无援的悲凉状态。这种情形在乡间不在少数。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吞噬精神和心灵的必然后果。当时代转折生活转折，精神创伤——社会负面影响并不会自然而然消失，长期的精神苍白心灵脆弱使这种孤立无援更深巨更内在了。这是个人化的心灵拯救——精神拯救——自我拯救的时代课题，也是下放地——乡村的精神课题。”(《重返下放地》载《上海文学》2002年第五期)

去年春天我奔赴贫困山乡，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不已。“生活如风，生活如潮，那种植根于血亲的乡土内在精神正挺到极限，恰恰又说明它正在震裂之中，或者说它正面临现代转型。检视百年动荡的中国，它深受挫折，精神之熵的后果是深巨的，面对并承受的都是乡土，但是，它依然永远是中国也是人类的人性之源与精神之源。”(《底层的热力》载《上海文学》2003年第三期)

由于我的思想艺术兴趣点和局限，我写不出一些读者期待我的乡土性官场小说，反贪小说，艳阳天小说，更不要说城市小说了，我关注并思考比土地、官场、家庭等外在生活形态更深、更内在的精神领域。正如许多人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生活比作家的丰富想象更奇特，更复杂更触目惊心，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事是作家无法想象的，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所以有方家说，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

这部长篇《恍惚远行》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情节，有两个就是活生生的案例。一是一个乡村精神病患者在乡里被打死(死于集体暴力)所引发的诉讼风波；一是一个乡村青年因阳痿而杀妻，从结婚到杀妻不到一年的时间，其信条是：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他担心妻子离开他)。90年代以来，乡村出现很多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他们所处的家庭，一般而言都是弱势家庭。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毫无疑问，这是生活持续震荡而一些弱势者精神失去依恃的结果。乡村人处在这种震荡的、无从把握的环境，如果没较健康的精神建构，难免无所适从，沮丧失望，甚至绝望。这些人病变，滑向沉沦——死亡深渊，物质生活不如意是个主要因素，更主要的是精神失常精神崩溃。1960年大饥荒乡村人还有个虚幻的精神乌托邦，说具体一点就是来年一定比今年好，实际情形也是这样，“来年”的确有所改善。而现在这种精神乌托邦已失去效力，而且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些人看不出或不愿看到明年会更好，只要你到最贫困的山乡最贫困的家庭细心体察，除了土地给他们自然的亲和与动力，在身边的小孩子给以温馨和抚慰，他们看不出明年就一定好于往年，老的更老，生活负担有增无减，家庭内在精神的崩裂看不出能够弥合。

而上述成为精神病人或罪犯的家庭生活状况恰恰不是在当地最差的。考察一些乡村家庭，有的虽受大冲击，但在时代转折生活转折中较快走出困境，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这种家庭保存着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能在激烈的命运碰撞、社会动荡中得以保持，这也是乡村一些家庭的精神现实，一道让人感动的乡村风景。

乡村一些弱势家庭都是一些善良子民，过去老实守法过日子，市场经济对人的要求就是更具个人化、个人主体精神应对生活，机遇与风险对乡村许多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帆风顺的路可走，再没有那种无须个人进行思考、选择、奋斗就可分得一份好处的可能。现代经济现代生活需要现代精神，这现代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化主体意识、个人化的理性精神即自由精神的确立与强化。

如果乡村弱势群体的精神状态确是“一张白纸”，那也好办，万丈高楼平地起，可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情形恰恰证明不可能是“一张白纸”，而是处于精神之熵的空茫状态。我发现，乡村弱势群体精神(思想)深处，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侵蚀所困扰。许多精神病人可以熟练地唱“文革”中的语录歌喊“文革”口号，足见“文革”思维深入人心。这里借用蔡翔一句话：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蹋不成模样的道德信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连基层官员都不相信，都采取功利式、应付式的那种过时意识形态，却被乡村弱势群体当做信条不由自主地维护着。弱势者首先表现为精神弱势，即精神资源的细微或匮乏。他们接受的往往是上流社会最僵化、落后、腐朽的东西。当然，大面积腐败，普遍的不正之风倒让这些弱势群体更加维护这些东西。弱势群体以这种方式承担起过去年代的消极面。

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凌世烟，在“文革”的环境中读书成长，满脑子“英雄一闪亮”意识，以斗争、你死我活、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来以不变应万变，他也反抗不正之风，反腐败，显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做英雄的欲望上。英雄崇拜，源于崇拜英雄行为，而真正的英雄行为本质上是利他的、维护正义、保护弱者的，是奋不顾身的，所以人类有英雄崇拜意识，英雄也体现为一种人性力量一种人格精神。在现代中国，“英雄”总是跟权势、地位、享受联系在一起，在当今的好些生活领域更是向实利化、世俗化、粗鄙化、技术化靠拢，已经远离“英雄”本应该有的丰富精神内涵。就是说，在一些乡村弱势者心目中，所谓英雄就意味着实利实惠。他们崇拜英雄很大程度上盯住跟英雄真正的精神内涵不相关的物化层面，精神越走越窄可见一斑。

另一主要人物石羊，他也出生在弱势家庭，从小崇拜凌世烟的叔叔(确实有过英雄之举)转而崇拜世烟，包含治愈他家祖传阳痿雄根不举的缺失的功利性考虑，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个合格的能人和男人，进而想掌握做合格男人的技巧和秘方，他下滑的精神轨迹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传宗接代)通过他父母和周边环境对他施以沉重的压力，他的心胸越来越狭隘，发展为怀疑妻子，最后举斧砍死一个还是处女的无辜者性命。

乡村的生活震荡已转为精神震荡，对乡村弱势群体而言，精神震荡的时间将是长久的，而原有的苍白精神底色已成为随生活一道前进的沉重负荷。

在写凌世烟越来越按他的方式走向生命末日时，我突然感到，从乡土过来的人身上都有凌世烟的浓重影子，即是说凌世烟就是我，我就是凌世烟。他反感和反抗权势，其实他趋从权势，希望权势给他一个好的定位，即使他发精神病，也孜孜不忘实现英雄梦。正是在病变过程中，他感到自己开始实现英雄梦。许多人身上都有这种中国化的神经症性格。从人类学角度，现代人不管强者还是弱者，都有自我实现的动机，“英雄崇拜”就包涵此种动机，像凌世烟，动机与效果相分裂，只能酿成人生悲剧。

我发现，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教育，政治运动，某些重大举措的贯彻，都存在漠视人、漠视心灵、漠视基本人性、漠视人性尊严的倾向，都把人当工具、当符号、当实现某一任务的阶梯。而现代生活又需要公民化社会、人性化政府。进入现代以来，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珍爱生命，张扬人性尊严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潮。所谓文化的承传当指这些基本层面的承传。谢泳说的好：“文化的承传，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在这一点上最让人失望。”漠视人、漠视生命、漠视心灵的种种流弊在一些乡土正大行其道，这也是干群对立、社会震荡的一个原因。所以，平等地善待人善待心灵、尊重人性尊重生命正是国民精神建构中最基本的东西。关注与关心弱势群体也必须从这个层面切入。物质关怀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关怀心灵关怀，把弱势者、弱势群体当做现代人、平等国民看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种漠视人、漠视人性同样体现在弱势者身上，这种精神之熵不但摧折弱势者本人，而且通过弱势者本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漠视人、践踏人性尊严的种种行径是罪，恰恰是那些被漠视被践踏的弱势者同样漠视人、践踏人性尊严，这既是罪，也是罚——对弱势者自己的罚，对社会的罚。小说中的石家，老实善良的石父对传宗接代梦寐以求，把儿子当工具，同样漠视人漠视心灵，他的罪是传统惰力给的，他出于好心给了儿辈，在相对平稳的日子，这种罚不易察觉，而在生活真正转折时候，在儿子石羊身上罪与罚的体现非常明显，触目惊心。又如凌世烟，他念念不忘为姐姐石榴伸张正义，后来他逼村支书下台，都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心愿，算是英雄行为，但他的动机同样建立在漠视人漠视心灵上面，他这种“虚幻英雄”只能自欺欺人，只能使自己穷途末路，他必须承受这种罪与罚。这里我又觉得，情形确如福克纳对于现实之关系的独特理解：过去是现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对现在发生影响。我们虽然进入新的世纪，但“文革”——过去时代并没有远去，我们仍行走于过去时代的阴影中。由于文化传统、历史、现实的多种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尊重个人、尊重生命、尊重，心灵、张扬人性尊严的精神氛围。我们应正视我们内心的黑暗即精神的黑洞。这乡愁之结让人痛苦，惆怅，扼腕叹息。

目睹当今贫困山乡的现实，我认可这样一种判断：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看来恰恰是最缺乏精神的一种“精神状态”。我又重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精神状况也是这样。我们的精神之熵后果是严重的。

伯林说“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他把乡愁看做一种最高尚的痛苦，所以乡愁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自世界进入现代，这种乡愁与日俱增，人类需要生存之故乡，更需要心灵之故乡。当今乡土上的人们倒为失去精神故乡的焦虑所困扰。我把乡愁界定为既是痛苦又是高尚的，是说我们民族(以农民为主体)告别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融入一体化世界经济，那种深刻的生活转型必然给我们乡土以冲击以痛苦，感到“痛苦”就说明生活在蜕变在行进，“感到痛苦”就是一种高尚情怀；还有，所谓高尚，是说本土仍具备一定精神资源，它在当今生活中正悄悄发挥滋润心灵的作用。

即便是贫困封闭的乡土，在上世纪现代风的吹拂下，也发生着变化，即使发源于西方的人文思潮也会对我们古老的乡土产生影响，因为这块土地上的人外出(如读书)经受了文明的洗礼，回到山乡，就不是先前那个人了，他就必然以这种那种方式把他的人文思想传给家人和乡亲。人文思想的基质就是确立个人、自由、生命尊严。这种人因历史原因长时间处在“沉默的视野”之中，纯粹是民间草根形态，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侠义之士有很大的区别。小说中的父亲凌维森和井子人刘天树就是这两种类型。对刘天树这类民间义士，大家比较熟悉，他们体现民间传统文化的正面精神力量，是我们时代社会的一种精神资源。特别对凌维森这种人，也决非我凭空捏造，同样有生活根据，他们以民间形态体现现代文明的正面精神力量，成为本土化的精神资源。感到惭愧的，到现在我才发现乡土中的这种人。但毕竟发现而且感知了，我还是欢欣。因而我更相信，乡土蕴涵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我既看到乡土中那种落后的东西，严峻的生存境况，而且挖掘其社会的、历史的、人性的成因，更看到20世纪以来，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乡土事实上已在变化，向现代转化，出现了诸多具备现代精神的人和事，这是本土化了的，又包含现代性，其显著的思想特征就是民间性个人性，比如宽容、忏悔、人格、尊严、自主、自由、对话、进取、负责、创造等，而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思想精神资源。“现代性”逐渐融入乡土之中。

更何况，开放的经济生活现代生活使现代人文气息快速传播，有效地激活着生活；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必定会产生这种需求，像小说中的父亲维森、哥哥世焕、姐姐石榴，以及晚年决绝离婚的张吉红等，他们的乡愁中富有进取向上的精神意味。这些人体现震荡中一种健康力量的复活和壮大。即使凌世烟这块毁灭的“破脏布”，其折缝里也闪现出自尊心、灵性、情感、希望的人性之光。

于是，与其说是展现，不如说我在探寻——探寻乡土有过的和正在生长的“现代性”情怀，对我们民族的复兴作了自己的理解。

植根乡土的自由情怀是高尚“乡愁”一个有力的精神支撑点。所以，发现并展示它也是我的思想艺术追求。

视点下沉之处，人的太阳升起。在如此痛苦而高尚的乡愁中，我一次次进出于父辈子辈的内心——精神世界，一次次走近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多余人”……

一开始接触这一文学素材，我便确定这部小说用两种叙述(表现)形式，一是用第一人称(自家自己，“我”述)，同时用第三人称(别处别人，“他”述)，两种文体相映照，既凸现社会生活的严峻和繁复、人的复杂，又可凸现主人公的封闭、主观、病变、片面、精神空虚、孤立无援，毁灭是必然的。这样能较好地表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它不仅仅指涉主题，而且指涉随人物一道沉浮、低旋或高扬的乡土情感——痛苦而高尚的乡愁。

李伯勇

2003.3.14家中

2004.6.15抄正

李伯勇沉默而坚韧地写作着，他的作品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小说实际将现代性的地平线放到20世纪初，呼唤一种有尊严的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出现。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 雷达    

《恍惚远行》对乡土中国的重新书写，真正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多元化的艺术特色和中国长篇小说的真正实力。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汤吉夫     

李伯勇敢那的写作是健康而沉着的。《恍惚远行》透过严酷的乡村生活环境叙写精神失重状态下人们的追求与幻灭贯穿了高尚而痛苦的乡愁和以丰沛的生命力，量重建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他的文字里流淌着感时忧世的道德热情。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吴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