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二十年来发表于报刊上的数百万字文章的首次精选结集。内容以新闻作品为主，分“评论”、“事件”、“人物”和“访谈”四部分，涉及近十几年来文化界出版界的许多重要事情，重要人物，有许多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著名学者将获博士学位》、《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始末》、《吴作人向侵权宣战》等，余波所及，至今犹在。“人物”和“访谈”部分，则以严谨流畅的文笔高度概括地记录了中国当今近百位一流学者、艺术家、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可视为一份当今学林的档案。有相当的可读性及文化史料价值。

本书是想编一本新闻作品集，但选来选去，颇费　踌躇，自认为所写的与新闻有关的文字中，能称得上“作品”的并不多，可观的当然更少。

本书第三部分，是“人物”。其中在数量上占相当比例的是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人物故事”和“新视点”。第二部分，“事件”从写作的角度看，写作者的自主工作当然就更多一些了。第一部分，是评论和随笔。从写作的角度说，这些都是作者的创作了。

代序

评论

 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论文写作

 杂文创作物一条新路——知识性杂文谈

 重申批评——对“崔永元怒打《手机》”事件及陈思和“传媒批评”的进一步讨论

附：崔永远怒打《手机》摘录

 海阔亭札记十二篇

 成人童话

 高度?“创新”与极限

 “普通知识”中的李白

 最高奖赏

 等待与装满——时间之思

 “著名学者”与“巨大型牙膏”

 弄出一点气氛来

 杨志卖刀

 人造太空

 作为道具的泰坦尼克号

 刘备的三个下线

 世界杯与本省作家

 鲁迅研究，随笔化是它的方向吗？

 日益增长的演义癖

 “封杀”并非上策

 澳门掠影二篇

 茶的三十种读法－澳门博物馆

 遍地神佛，谁家香火最旺？——澳门的宗教

 遥望这座城市的精神之光

 美的感情与文化关怀——评《川端康成散文选》

 三十岁的夜晚和三十风的比喻

 纸寿千年举世珍——有感于《中国宣纸》的出版

 从柳无忌开始

 挤车与高考

 “学而优则商”与“新四民论”

事件

 黄书记录上“融会长”

 博导读博士，究竟为哪般？

附：著名学者杨义奖获博士学位

 谁来授权？——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始末

 王世襄与出出版社的一起版权纠纷

附：文物出版社来函照登

 胡辛告叶辛 电视抄传记

 吴作人向侵权宣战

 一“本”之争 何惜万利——《为了明天》剧本版权纠纷案始末

 一篇书评问世的前后

 柯云路司马南正面交锋

 郭沫若九泉被署名陈明远侵权终败诉

 1998年民营书店走势初露端倪

 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惊现于世

 九五文坛第一事——关于“抵抗投降书系”的一份备忘录

 《学人》：不仅仅作为一个象征

 从“革命”到市场——关于中国嘉德’96秋季拍卖会1949—1979

新中国美术作品拍卖的追记

 杨度早年日记首次公开披露

 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

人物

 小个子侯艺兵的故事

 寻找食指

 《娘子军连歌》曲作者黄准细说“托运人生”

 王桂英的剪纸日记

 艺术与人生的交汇——访著名画家李玉昌

 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高莽：文化尖兵友好使者

 薛范：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们这一代”的肖全

 消逝前的记录——沈继光与他的《胡同之没》

 部长和一本诗集的故事

 张宝贵卖水泥

 译者倪庆饩

 杨敬年：行百里者半九十

 滕维藻：高山之德雨露桃李

 魏埙：中国经济学的去向牵动着他的心

 子夜追访曹建明

 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谈考古学最新发现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访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

 对制度的态度——樊纲谈中华文化对经济制度的作用

 真有一种白吃的午餐——记“双周读书讲座”和高希均

 林崇德：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教育

 杨思梁：寻求完美寻求答案

 曹意强：把知识献给祖国

 范景中：唤起对知识的惊奇感

 邓晓芒：执“镜”而舞

附：灵魂的面具——关于《灵之舞》与邓晓芒对话

 陈家琪：探求“话语的真相”

 赵毅衡：我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马庆株：追求语法研究的品位与美质

 陈尚君：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

 杨念群：学术志业汇成生命体验之流

 沈卫威：三本传记“复活”三个女性

 申继亮：成人心理和教师素质

 刘跃进：从作家梦到学者梦

 孟昭毅：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

 高有鹏：对庙会文化的研究和现代化改造

 王泉根：跋涉在“寂寞的荆棘路”

 唐任伍：冷眼观“潮”中的理性思考

 周星：反思中国电影生存现状

 秦毅：学术信息“流通”也需要组织化

 傅谨：“国剧本位”的提倡者

 夏业良：经济学家的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

 王学典：把生命挥洒到“当代史学史”

 詹小洪：经济学界的“地保”

 龙协涛：学术刊物也需要策划

 学者书家张志和

 陆弘石：在无声与有声之间

 用人生叩问历史——访历史学家刘泽华教授

 “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学者刘福春和新诗的故事

 “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访著名固体光谱与光子学专家张光寅教授

 陈家镛：对环境友好的分离过程

 航鹰：用感情和爱拥抱世界

 邓友梅：文章健旺老更成

 冯骥才状态

 刘恒世界

 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

 绍武：为生命作证

 余光中：诗歌先我而飞

 为“历史”签名——访《沉雪》作者李晶、李盈

 残雪：凝视灵魂的城堡

 王宏甲：让故事充满思想让思想充满温度

 陈祖芬和她的“双胞胎”

 刘武：思想的刀锋切入红尘

 邹进：按理想方式生活

 发现关永吉

 大六部口街十四号沈宁深情忆夏衍

 北洋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什么全力搭救我父亲——成思危副委员长深情忆严父

 孔氏父女两代演绎“作家书简”传奇

 永远的怀念

一九九八，永远的怀念

一九九九，永远的怀念

2004年中国科学界的损失

2004，永远的怀念

2005永远的怀念

 巨变的凉山不变的记忆——访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

 没有勋章的老兵——访著名作家萧乾

 爱泼斯坦：报道长征的“危险人物”

 最后的南社社员

 朱维之：《失乐园》、《复乐园》天国人间五百年

 张清常：学林殒宿联大绝唱

 冬日里的告别——追忆邓广铭教授

 天国尘世南开友泪如雨下哭国荣

访谈

 “古典诗词是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叶嘉莹谈学术与人生

 超越想像——陈祖德谈二十年围棋人生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陈平原谈博士论文写作

 探索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朱凤瀚谈《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与中国古史研究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世界”——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郑欣淼谈“故宫学”

 既要用得对还要用得好——李行健谈现代汉语成语规范问题

 科学社会学与“无形学院”——访刘珺珺教授

 批评史研究的新格局——访罗宗强教授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访杨生茂教授

 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访黄会林

 《米》电影《米》小说《米》男女——访黄健中

 激情怎样问世?——著名画家沈尧伊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创作

 需要企业界的“邓稼先”——访王选

 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建设——访杨东平

 版权保护期意味着什么?——郑成思访谈录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访董奇

 遏制艾滋病——曾毅谈预防艾滋病

 现代性中的传统——访杜维明

 分隔之中的“血缘”——施淑谈两岸文学关系

 我的四爸巴金——李致谈巴金

编后记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创造，而知识的创造是最激动人心的。伯兰特·罗素曾说，是如此三样东西支持了他的一生：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的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伟大的爱情。深受罗素影响的王小波也曾说，人的大脑是用来感受至高幸福的器官，这种幸福就来自于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快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把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写诗、作画、谱曲，用于研究数学定理、思考哲学问题，甚至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因为这些活动给了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以无限的快乐。而在这其中，学术研究除了能带给人以愉悦之外，还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知识的积累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主要的因素，或者说，是知识的积累使人成为“文化的”人，因为所谓“文化”不过就是知识的积累，而正是因为人类有着积累知识的能力，所以才能进化到今天。现在，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得益于千万年来人类的知识的保存和创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知识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在增长，而这种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每年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当然，从古至今，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一直是知识生产的最根本的来源，尽管如此，以文字形式表现的论文及写作，仍然是人们传承知识、创新知识的一个主要形式。国际上往往以论文的数量来表示每年的知识量，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学术论文与知识生产的关系。

论文写作因此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与学分制、人学考试制度、学位制度等一起构成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一方面，论文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知识创新，另一方面，现代高等教育也正是通过严格、有效的学位论文写作和评审在训练、培养着知识创新的人才。即使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学术训练也还是占主要地位。学位论文是写作者学术研究各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和最主要的标志；但这并不是说，学位论文没有知识创新的任务和贡献——恰恰相反，相当一批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构成了每年学术成果的重要部分，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同时，整个知识创新也已经和学位论文密不可分，后者对于前者来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这也不是说，学术训练比不上知识创新重要——恰恰相反，培养学术人才正是现代学院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入学考试、学分制等等学位制度的各个方面最后都指向了学位论文写作。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论文，特别是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又是学术规范训练的第一步，是一个“规范”而得的成果。表面上看，学位论文在内容上追求创新，在形式上遵循规范；但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学术论文不仅在形式、而且在内容上都是“规范”的，只有通过这种“规范”和“程序”，知识才成其为知识。一方面，最大的“规范”就是“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又必须以技术层面的“规范”为前提。

1999年3月17日，郭英剑博士曾就当时学界热烈讨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称“学术失范于没有法则”，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缺乏一部(或多部)为绝大多数学者、编辑和出版者所接受的学术法则。文章一发表，即有三家出版社找到《中华读书报》的编辑，想联系郭博士翻译他在文章中提到的《MLA学术论文写作者手册》。有趣的是，这三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刚好在三大直辖市，而其中两家是大学出版社，正好反映了这一问题在学术发达地区和大学中所引起的重视。

那么，学术规范是否会妨碍学术创新? “你也许会想知道《文体手册》所制定的一整套规则是否会跟独创性这一学术研究中心要素相冲突。严格遵循一整套复杂的准则是否会抑制，甚至扼杀学者的思想?”赫伯特·林登伯格在《文体手册》(即《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美]约瑟夫·吉鲍尔迪著，沈弘、何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的前言中也早想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恰恰相反，因为约束往往带来机会。当你遵循一部标准的手册时，你就不必去重新独创一种文体，而你的读者也不必去学习认识一个新的体系。形成标准化使你不用为非本质的事务而焦虑，其结果就是你可以把精力集中于真正对学术做出贡献的写作。”

我想，这是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的一个简洁而有力的解说。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署名陈所以。)P3-5

那只巨兽慢慢地从摩天大楼的顶端坠落，电影这次的确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刻。女主人公安满眼泪水，与金刚做最后的告别。前排的一个女孩子真的哭了，被感动的。

住在地球反面的美国人，拍了一部三十年代——二○○○年后，出版社的编辑都要求作者在三十年代之前加上“上世纪”这个限定词——一个落魄的女演员和一个巨猩之间有感情色彩的故事，居然令生活在地球正面的一名北京少女感动得落泪，这意味着什么呢?

眼下许多影评都在介绍《金刚》高超的制作技术水平，认为这是《金刚》获得全球票房胜利的法宝；但陈导演的超级大片《无极》的制作工艺，我看也很了不起。可是，后者虽力图要感动观众，做了那么多的说教，还编织了那么复杂的感情故事，结果引来的，却是观众当场的笑声和场外的嘲弄。

巨猩是影片放映到七十分钟时才出现的，即影片已过了三分之一。这之前的内容，都是为了营造气氛，展开线索，把观众带进一个真实的故事情境里，为金刚的出场做铺垫。——其实，即使在后来的一些大场面中，那一班真人，或准确地说，那些出现于银幕的女主角和寻找她的摄制组成员和海员们，也只是为衬托出金刚体型的巨大。在那个黑的庞然大物之下，安居然恰好一袭白裙。——那些场景太逼真了。罢工的工人，街头的孩童，三十年代的装束……影片还特意在安踏上船舷时，给了她的高跟鞋一秒半的特写：那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真实的鞋，将随着安、带着我们观众一起迈向一个未知的世界。不仅如此，片中那名叫卡尔的导演的狡诈和冒险，杰克潦倒中的文人气，安的生活困境和在困境中求职的让人同情的努力，都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就是生活吗?我们当然会被带进这个情境，我们不得不相信在这块银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确曾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又只是这部影片的一个方面而已。试看大片《无极》——请原谅我偷懒，又顺手拿咱这部国产片做比较：黑狼在一个大笼子里追杀昆仑的一场戏，在有的观众那里不过一场杂耍而已。而《金刚》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也就是一场略有惊险的野生动物园观光吗?但人家却居然拍得感人泪下。安和她的同伴们不仅是显示金刚巨大的参照物，他们还把我们成功地带进了故事，领进了银幕。他们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于是，我们对他们的历险也感同身受。

我没有说《金刚》是一部完善的杰作，我没有这个意思，尽管它实际上可能比较接近于完美，在电影史上，也许能勉强排进前二百名。——我只是想说，《金刚》为观众造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真实的梦。许多人批评这部影片太长了。可是我敢说，在导演心中，他还想拍得再长一些；对于完全人戏的那个女孩子来说，对于那些预先已做好准备、买票来做梦、并且知道梦之确切长度的观众们而言，180分钟，似乎还嫌短了。

而对于那些喜欢将人生比作梦的人来说·几十年的人生实在就更短了。

我上学读书，是在“文革”末期。一年多后“文革”形式上就结束了。语文课上，我们开始练习造句。那天上午，老师要检查作业时，我才发现作业还没写呢。也巧，娄老师偏偏叫到我，用“决心”造句。慌乱之中，我说了一句：“我决心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老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把我表扬得体无完肤，说四班有个同学造出了这个好句子，我们班也有同学能造出这样的句子，证明三班不比四班差。因为印象太深，所以对这个句子一辈子也忘不了。——虽然那个作业造句，说得言不由衷。

在后来的许多个梦想和理想中，我有个职业的理想：当一名导演(见笑了)，像大师们那样，拍出让我辈惊叹的片子。虽然从数量上说，我当时看的片子，要远比如今一些超级影迷看的少，可我的确有过这样的理想；只是我知道它离我太远，没敢当真，没有真的付诸行动。但是我喜欢看电影，和大多数爱看电影的人一样，容易沉浸其中。在电影里，人可以活过许多遍。许多人喜欢电影的深层原因，也是如此。在许多影片中，我和影片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为他们哭，为他们笑。在这些影片中，我体验到许多在现实中无法体验的情感与经验。电影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这就是我喜欢电影、感谢电影的理由。当然，电影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本不该看到的场面，知道了许多本不该知道的事情，体验了许多本不该体验的情感。

电影还是一种表达，就如写作。人类所有复杂的思想感情，都可以在银幕上表现。而且论表达的直接有力，丰富曲折，深邃细腻，和广阔超越，有时候只有文字可以过之。

童年因为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所以我的看电影经历，就是错乱的记忆了。刚懂事的时候，看的是《海霞》、《艳阳天》、《决裂》、《闪闪的红星》，中间夹着《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还是两个版本的。稍大，“文革”刚结束，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挨批判的片子解禁，就把《小兵张嘎》、《女理发师》、《早春二月》、《今天我休息》，都当成新片子看；这时候，刚拍的《啊!摇篮》、《小花》、《保密局的枪声》、《归心似箭》、《庐山恋》、《巴山夜雨》什么的，也都出来了。和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一样，几乎出产的每一部片子，我都看了，因为好多是学校组织看的，回来要讨论，有的还要写作文。再后来，电影院里放的片子外，我开始到录像厅看港台的垃圾片。上了大学，开始注意品位，那就是外国片，奥斯卡了。再后来，就不堪细说了。再后来，居然因为某种机缘，把看电影的嗜好和所谓的研究联系到一起，有几年时间，又集中看了几箱子的碟片。

上千部影片，重叠交错，浮光掠影，就如眼前的这本书一样，回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今，一切似乎都已茫远了。只有眼前的《芳香之旅》，仿佛还切近一些，谁知又被拉回到那渺远的六十年代。

春芬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一头乱发、满脸沧桑的老妇人，孤独地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回想她的一生，回想那“芳香之旅”。毫无疑问，这是张静初扮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比那部《孔雀》要好，我以为。只是她必须借助化妆。这就是电影的短处了。如果是我们的现实人生，就不需要只为了年龄而涂脂抹粉。命运就是你我人生之戏的总导演，时间就是最不会出错的化妆师。

可人生的代价，就是时间。你无法像看一部电影一样，把一个人的一生，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看”过一遍——即使那人是一个短命的人。所以，电影是人生的精编版。电影本质上是一个剪辑。即使最原始的纪实片，纪录片，它的长度本身，也就是一个剪辑而已。影片因为长度有限，所以才有意义，就如同人生因为长度有限才有意义一样。

从我识字启蒙，到今天已三十余年。而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距今也已整整二十周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这二十年报章生涯，已经多于那之前漫长的少年岁月了。几十年都在转瞬之间。我仿佛再次经历了长大成人，经过了一个轮回。

有人问：“写作是一种技艺么?写作对人生有什么特别意义么?”——老友缪哲回答说：“写作是技艺，又不仅是技艺。写作的根本，在于‘清晰’那‘模糊’的，固化那飘忽的，培植那萌芽的，创造那乌有的，为模糊而有缺憾的人生，造一面清晰而圆满的镜子，让我们自醒，自赏，自知，或知所追求”。

此语说出了我内心的感受，用来概括电影，我觉得也很精当。尽管我现在以文字工作为职业，但的确在很多时候，我愿意把自己的文字当做一面镜子。

但是，这毕竟还不是写作的全部，或者说，我愿意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刚才的意思。我觉得，写作一方面使得写作者对于所写的对象——不管它是所叙之事还是所抒之情，获得一种审美的角度和距离，另一方面，写作又使得有物理长度的人生与现实，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而很多时候，这种超越性恰恰是从审美当中生成的，就像大师费穆、库布里克他们拍出的杰作。

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说相声。那几年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相声演员个个是超级偶像。现在的相声演员向往那个时代，就像如今的文人向往晚明。我曾经模仿了不少段子，很长时间，我就都自以为有这方面的天赋。上大学第一年的秋天，军训。有天晚上开联欢会，我居然斗起胆子，报了一个单口相声来演。十分钟，我在上面背词儿，一百多人看着我，莫明其妙，没一个人笑。后来同学们说，你在台上嘀嘀咕咕，自己念叨什么呢。那十分钟，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若干个十分钟之一。

现在，我把这本书拿出来，仿佛又像当年站到了台上，而且自己还举着一面镜子，从中我能看到自己尴尬的窘态。自认为是一场生死追杀的重头戏，在观众看来，也许不过是一场滑稽的杂耍而已。

如今的书，多有作者的照片，我想许多作者或只是徇出版社之请，或只是随俗，本意并不是要自我表曝的。还有一些朋友，则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自己的书上，大概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容貌比自己的文章还要漂亮吧。而我对自己的相貌并没有这份自信。

祝晓风

于二○○六年春

这部稿子从着手编排到定稿，已三个年头。此前也曾编辑、出版过两本书。另外，在五六年前，一家出版社与我同时签下两份出版协议，出两本书，一本是编辑，一本是编译。后来因为说不清的原因，两本都没出来。这让我觉得对不起那些已经同意入选的作者，对不起与我合作编译的一位朋友。但对后一本书而言，却有好处，那就是出丑晚了些；这一本书也如此，晚一点，可以有时间多删掉一些幼稚的文章，使我这本有点二十年报刊生涯总结味道的书，显得更好一些。

我在读书、工作之余，也曾写过一点散文、随笔，但大多数因为与此书体例不合，本书没有收入。在这些年写的新闻中，有的是关于文化界一些大案的，但因为此前自己编著的一本书，专收“九十年代文化界十五大案”，所以这次收入的同类文章，以那本书之后的为主，那本书中也有的，只收入两篇。在整个篇目的删汰过程中，出版社方面以较高的标准，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十分感激。

对于本书中的几个部分，略做说明。

本来是想编一本新闻作品集，但选来选去，颇费踌躇，自认为所写的与新闻有关的文字中，能称得上“作品”的并不多，可观的当然更少。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就编辑和采访的内容而言，大致不出文化、出版、学术。但其中有几类比较突出，在一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对重要的著作权案件和著作权法修改的报道，对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的采访等，给读者留下了一点印象。体裁当然也涉及到新闻写作的不同方面。这其中，“访谈”是比较特殊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似乎这种形式很少在正式报刊上出现。后来却成为一种风尚。我一直以为，这种“访谈”，形式虽然是采访人、记者为主导，但实质上是被采访人的观点的体现，或者说主要是被采访人的观点。形式上虽然是双方合作，但被采访人的创作、叙述是第一位的，而采访者的工作则是第二位的。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个别的访谈，大致是对方谈话的整理——当然，每次访谈我都收获极大，学习到很多东西，但这些文字，其实主要是被采访者的贡献。所以，这种访谈，采访人所做的工作，他的原创性劳动，相比其他新闻体裁，是最少的。所以，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在最后，但不并意味着这部分的内容不重要。

倒数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三部分，是“人物”。其中在数量上占相当比例的是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人物故事”和“新视点”。受报纸形式的限制，篇幅都不大，记者的创作成分也限制于文字写作。只有《小个子侯艺兵的故事》等篇，尚可一观。但这部分的创作成分总体上要大于上述的访谈。

第二部分，“事件”。从写作的角度看，写作者的自主工作当然就更多一些了。其中当年没有能正常刊出的《黄书记当上副会长》，是花力气最大的一篇。还有好几篇报道的写作，每一个都曾花去我一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访谈是以交谈和记录为主，“人物”主要是描述，而这一部分文章，其中作者的表达的比重就比较大了。有几篇消息，之所以选人，是因为，消息总体说来虽短，但它才是新闻体裁的主体。最近在报上又看到新闻界的一位时贤的文章，认为现在记者们出作品集，都只选长文，通讯，而轻视消息。我于是就选了几篇消息，自认为它们也许比自己写’的其他长文还有价值。

第一部分，是评论和随笔。从写作的角度说，这些都是作者的创作了。我大致掌握这样的原则来选文，一是以新闻评论为主，纯粹的散文不收；所选都是在报刊所发表的，有一定时效性；即使随笔性质的札记，也是就当时的文化现象和事件所发议论，有一定的新闻色彩。即使如此，这一部分文章的选人仍使全书看起来多少显得有些杂。

以上几部分，因为总量较大，经过几次删汰，削减了几十篇、十余万字。这对第一部分而言，当然是好事；但对后几部分而言，不免就造成些许遗憾，因为其中有些篇章，文笔虽然粗陋，但所记录的人与事，还有一些人士的谈话，倒有一些文化史的价值。在此，谨向当年这些接受我采访的人士表示歉意。

我想借此机会，向一些人表示我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郭预衡教授，以八旬高龄为本书题签，他对后生晚辈的这份奖掖，让晚生感激莫名。

同时还要感谢的，是这些年来接受我采访的各界人士，其中主要是学者。他们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与我认真长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提高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他们对于知识和思想的令人尊敬的态度，我也从工作中得到许多求知的乐趣。最重要的是，其中许多人，因为工作关系而和本书的写作者建立了友谊，这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我人生数十年，接触最多的一是教师，二是医生。教过我的老师，总有上百位了，其中有的很有名气，有的一点名气也没有。但是我都会永远记着你们，感激你们，尊敬你们。没有你们的启蒙、教育，我不会有后来胜任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南开的张圣康教授和北师大的黄会林教授是我的业师，当然给了我更多的、更直接的教诲。还有的虽未能忝列于门墙，但因为对我有教益，我都以老师待之。

步入报纸这个行当，有许多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领导也有同事。不论是在光明日报记者部，还是在中华读书报，我都得到许多领导、同事的热情指导和真诚帮助。我在心里记着你们，感激你们。

感谢那些为我的工作付出劳动的人们，那些为我的采访提供线索的人。有时为了工作，我不得不隐瞒某些提供线索者的名字。感谢为我文章的发表做了许多工作的编辑、领导，还有同事们。还有那些发表我的文章的兄弟报刊的前辈和朋友，感谢你们。

在我正式从光明日报记者部调入中华读书报后的一个多月，我就和侯艺兵认识了。没有人介绍，直接认识。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他那些杰出的摄影作品，为我的许多采访增色，而其中不少采访，如果没有他的作品，那个版面就会一无可观。——这本集子无法收入侯艺兵的许多作品，也是遗憾之一。他为我，也为我们这份报纸贡献了许多许多。这十年中间的甘苦，无法在这里用一两句话言表。

老胡，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最知心的学长，不论从为人和学业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还有一个老胡在北京，同样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最知心的学长。他们给了我作为朋友所能给予的一切，他们使我对人生不觉得过于灰暗，不能想像，我的生活中没有你们。张涛、刘嫒君夫妇，也是我最亲密的学长和朋友，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多次给予我帮助，这份友谊，我将永远铭记。

感谢老缪哲。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一个博学而有趣的人，一个乐于帮助朋友的人。从这些年与他交往中，我获得了很多智识上的收益。

很多好朋友，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批评，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你们多年来给我的友谊是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动力。

父亲和母亲是最爱我的人，也是最支持我的工作，最以我的工作为荣的。我因为从小在一个教师家庭长大，所以耳濡目染，受到一一点熏陶。但更重要的是，父亲和母亲对待工作的态度，给我以极大的影响。母亲在中学教语文几十年。每次上课，都认真备课，一字一句地研究课文。为了弄懂一些古文，她总是找来能找到的所有参考书来看，而不限于统发的教师参考书。这在中学老师中，是极少的。他们夜晚备课的情景，深深地留在我儿时到少年的记忆中。母亲为我所做的，当然远不只于此。她为我操劳，为我担心，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

在我还上小学时，父亲就订《光明日报》，我与《光明日报》的缘分也许那时就种下了。从我工作以后，父亲就为我剪贴文章，我每发表一篇，他就剪贴好，订成册，而且每册都做目录，如今已经订到第十四本。单从资料保存，使得这次选编文章比较有效率的角度讲，没有父亲的工作，出这么一本书，不可想像。

祝晓风

2006年春

所谓批评的“不对称原则”，就是我们应该对批评抱有比对创作更大的宽容，才能有利于创作，而从根本上讲，对批评的宽容就是对创作的宽容。

——《重申批评》

最近听到的一个解释是，刘备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发展了三个“下线”：关羽、张飞和赵云。据说这出自一位传销大师的成功的鼓动词。这实在是活学活用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个绝好范例。那些传销狂把《三国演义》当成传销教科书来读的时候，那些人把《虹楼梦》当成灯谜、食谱来读的时候，能指望他们从中获得什么审美愉悦吗?

——《刘备的三个下线》

所以，中国球迷面临着一个尴尬：那就是越喜欢足球运动，越爱看世界杯，就越不满意中国足球队；如果想让一个人相信中国队进不了世界杯决赛圈不是因为踢得臭，那就必须禁止他看现在的世界杯。老看世界杯的坏处之一，就是很有可熊越来越不喜欢中国足球。

——《世界杯与本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