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做出抢占东北的英明决策，来自山东、华北等地的数路将士由海陆两路会聚东北，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我军名将指挥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喋血四平，决战辽沈，全歼蒋军主力数十万人，解放东北；继而挥师入关，东下天津，西威北平，逼和傅作义集团；而后鏖战华南，衡宝战役、两广战役消灭白崇禧集团，最后千帆过海解放海南岛……

魏碧海编著的《第4野战军》通过对统帅部一个个战略决策的产生和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战斗场面的叙述，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横扫大半个中国的战斗历程。

《第4野战军》由魏碧海编著。

《第4野战军》记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权威、详尽、生动。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将一直以来打游击战的小股部队，改编成比较正规的大规模作战集群，其中经常担任战略级作战任务的，有四大主力。

第四野战军的统帅林彪，是中国唯一一名叛国出逃的元帅。但当初他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是一支兵力最强悍、武器最精良、战将最齐备的铁血雄师。从零下40度的东北，到零上40度的海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6万人的牺牲，歼敌180万。

序章

第一部分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一、捷足先登

 二、三国四方

第二部分 鏖兵

 一、大战四平

 二、南拉北打

 三、黑土狂飙

第三部分 战辽沈

 一、关门打狗

 二、辽西会战

第四部分 定华北

 一、秘密入关

 二、决战平津

 三、国内和平谈判

第五部分 下江南

 一、饮马长江

 二、鏖战江南

 三、喋血衡宝

第六部分 追歼

 一、轻取羊城

 二、席卷广西

 三、天涯追击

1945年8月9日，远东战场掀起了新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轴戏开始上演了。

苏联红军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编成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0万人，大炮26，000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中国东北。盘踞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一向以骁勇善战而名满天下，但此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下迅速崩溃。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步入了最后的黄昏，猩红的太阳旗在黑土地纷纷坠落。

西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沙漠，越过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19日，方面军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抵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

东路，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无奈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胜负便成定局。日军的坦克装甲太薄，被苏军的高射机枪一扫就成了马蜂窝。相反，苏军坦克的装甲十分坚固，连日军的炮弹都无法洞穿。8月17日，苏军攻占勃利、图们，19日攻占敦化、汪清。

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支援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瑗珲城后，向嫩江前进；左翼逼近宝清。8月19日，北路苏军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齐齐哈尔。

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空降。

8月20日，苏军伞兵部队同时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市空降。东路和西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胜利会师。

8月31日，苏军解放东北全境。

日本人说完就完了，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

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通过广播迅速传遍延安全城，让人兴奋得夜不能寐。当时，中共的高级将领大多在延安，他们参加“七大”后，还没来得及返回各自的根据地。大家摩拳擦掌，琢磨着怎么赶回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岂料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这无疑如一块巨石掉进了深潭，使诗人气质浓厚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苏军出兵东北和日本乞降，这本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事，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却出乎他的意料。6月24日，他还在给各地领导人的电文中估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没想到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而苏联出兵之事，中共中央事先竟一无所知。在抗战期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些微妙。苏联为了避免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夹攻，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是斯大林明白这个条约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是靠不住的，他想借助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牵制日军。苏联在“二战”期间援助蒋介石的武器装备达1.7亿美元，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而对延安的援助却是一些书籍和药品。当时在延安的中外记者评论道：“武器都给了国民党，马列主义给了共产党。”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不买莫斯科的账，每次只有到日军向苏联边境集结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才想起延安“小兄弟”。斯大林挥动指挥棒，命令毛泽东向华北日军发动攻势，以拖住日本人。毛泽东偏偏不是个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共产党领袖，他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敌我军事技术装备太悬殊，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是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会大些。

毛泽东在拒绝斯大林命令的同时，暗示“老大哥”的偏心：延安迫切需要“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而你却全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次别扭发生在1941年7月，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举行代号为“关特演”的大演习，那正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受到重创，局势异常严峻。这年秋天德军逼近莫斯科，苏联获得一个情报，说是只要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立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十分紧张，致电毛泽东，要求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向长城方向运动，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说部队调动有困难。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蒋介石政府早在“皖南事变”后就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还调集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虽然毛泽东所言是真实的，但他毕竟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

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情报机构认为日军即将进攻苏联。斯大林又急了，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支援。在第一封电报中说，他将准备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请毛泽东派相应兵力到蒙古边境地区去取。毛泽东回电说：“我们当然需要武器，但调动一两个师的兵力到蒙古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队在通过广阔草原时，会被敌空军发现而遭歼灭。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

不久，斯大林第二次来电，提出可分批派出小部队到蒙古边境轮番接受武器。毛泽东又拒绝了。

1943年初，斯大林再次来电，要求派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这次，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部向长城附近靠拢，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不久，苏德战争形势逆转，苏军由防御转入反攻，斯大林再也不需要延安“小兄弟”的武力支援了。

莫斯科与延安的“误会”远不止这些，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苏联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要中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而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当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时，莫斯科唯恐统一战线破裂，一味要求延安忍让。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是宗派斗争，意在清洗王明、博古等“亲莫斯科派”，来电劝说：“不要搞党内斗争，要团结党内同志一致抗日。”当然，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别扭”毕竟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内部矛盾，毛泽东相信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一定会鼎力支持中共。他预料战后美国必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对台下的几百名代表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找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负责人孙平询问：“为何事先不打招呼？”孙平回答：“可能是与美英方面有协议，不能泄露机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此事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苏联出兵东北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要好。当时，延安还驻有美军观察组，他们在1944年就宣称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毛泽东一直对美军登陆一事抱有警惕。他在“七大”的几次会议上多次提到“希腊事件”—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被英军登陆部队缴械。他担心美军登陆部队也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他提醒与会代表，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美蒋沿长城一线进行封锁，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为了挫败美蒋的阴谋，必须集中二三十个旅开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获得武器援助。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他欲夺取东北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挫败美蒋的封锁。没想到苏军居然打来了，先于美军进了中国。毛泽东凝视着中国地图的东北角，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白山黑水的地貌。几个小时前军委二局送来的一份关于东北基本情况的材料上说：东北工业发达，其煤产量几近全国的一半，发电量占全国的八成，钢铁产量接近九成；其交通之便利冠绝全国，铁路有1.4万公里，公路有10.8万公里；其农业和林业非常发达，有“谷仓”“林海”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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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夏，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此时，某位“先知”的预言在迷雾茫茫的陪都重庆广为流传——“得东北者得天下！”

在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红都延安的巨人同样看好沃野千里的黑土地。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历史上，一些曾名不见经传的部落首领，一旦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便陡然拥有了征服天下的神奇力量。20世纪40年代的东北，其物质力量之雄厚更是前朝无可比拟的，它不仅拥有中国最大的“粮仓”和“林海”，还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当时它的煤产量占全国的一半，钢产量占九成，水泥产量占七成，发电量占八成……

谁拥有了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谁就将有能力在华夏大地确立自己的“上层建筑”。

因此，抗战一结束，国共双方便开始了关东大角逐。蒋介石将几十万精锐部队孤注一掷，他在这场政治赌博中输掉了东北，随即便输掉了整个蒋家王朝。毛泽东在最初投入了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最终应验了“得东北者得天下”的预言。

闯关东时的“七无”（无党组织、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部队，转瞬之间就壮大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百万雄师，有如狂飙迅速席卷了黑土地，踏上了完颜阿骨打和多尔衮征服关内的老路，从白山黑水战至天涯海角，横扫了大半个中国。

新中国的崛起，使西方列强丧失了一百年来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他们痛心疾首地检讨“失去中国”的责任。当时，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当局报告：攻入天津的东北解放军使用的全是精良的美械装备。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将责任推给了不争气的蒋介石，是这位扶不起的阿斗使西方世界失去了亚洲最大的市场和一个“忠实的盟国”。

蒋介石把自己“流放”到台湾岛之后，经过深刻反省，写出了一本《苏俄在中国》的检讨书，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苏俄”。

诚然，中国内战有东方、西方两大阵营激烈交锋的背景，正如毛泽东所言：“国共反映美苏。”东北大角逐是国共争锋的焦点，四野战史上一些至今颇具争议的重大事件无不掺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苏联档案的相继解密，使我们得以站在新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开放性的思维，重新审视那些历史疑点和难点，如东北解放战争初期路线方针之争、四平保卫战该不该打之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考察，而是孤立于东北一隅就事论事，肯定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都或明或暗、程度不同地卷入了中国内战。中、美、苏，重庆、延安、华盛顿、莫斯科，三国四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这场高潮迭起的战争活剧中扮演着充满矛盾的复杂角色。国共双方的角逐，成为冷战时代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热点，体现了美苏争夺的鲜明特色。同时，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成一团，又使中国内战不同于冷战时代的“代理人战争”。美、苏对于各自支持的一方都只有影响力，而无决定权，它们很快就因失去对局势的控制而变得无可奈何。即使在各阵营内部也同样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猜疑。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方面最伟大的战略家，初到中国是何等自信，最终却只能沮丧地返回老家。这位看透了蒋介石的五星上将回国之后出任了国务卿，他左右着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失望的蒋介石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时，捐献大量资金支持纽约州州长杜威竞选总统。在东方阵营内部，也始终存在着对中共的不信任，同样在1948年，正是中国革命节节胜利之时，东欧和苏联却在公开议论“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这些事例说明了对中国内战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外部因素。

这场内战最终演变成为一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它并不以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按照中国革命自身的规律发展着。战争的结局改变了东西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险些动摇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世界格局，曾一度引起西方阵营的极大恐慌，也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东方阵营感到震惊。

当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三巨头”在雅尔塔以重建战后秩序为名，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之时，谁都没料到远东会出现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