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业和读者中颇具影响的“文汇原创丛书”，又推出新作了，本散文集《张贤亮近作》就是其中的一本。本书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在宁夏创办西部影城等文化产业的精彩片断，并对西部的人物和社会现象进行了诙谐和犀利的评点。

本书可以说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有实用价值的一本书。本书中有关企业管理及文化产业的见解对读者将会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正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读者。读者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意见是新颖的。

自序／1

辑一 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宁夏有个镇北堡／3

故乡行／25

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35

丫头·婆姨／42

作家出游／45

国际接轨第一功／53

时尚制造者／59

女人内裤的哲学／62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65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69

诚信政府与无诚信的官员／71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73

今日再说《大风歌》／75

过好每一天／77

“力工”／79

辑二 西部，你准备好了吗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85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112

我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130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134

是“挑战”，也是“机遇”／145

关于“怀疑的文化”／150

开放的中国，开放的文学／157

西部，你准备好了吗?／164

给中国西部“把脉”／168

西部“人世”／171

西部生意随想／174

企业管理与资本运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178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18l

东西部的差距究竟在哪里／187

对树立宁夏文化品牌的一点思考／190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194

衡量现代人的主要标志／196

非“非典”的感悟／199

小地方的文人“仕宦”／203

《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序／206

心不老最重要／210

回顾与展望／213

永远的巴金／215

参政议政要有前瞻性／217

与时俱进老而弥坚／221

大话狗儿／224

《小说中国》再版前言／231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还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十八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只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日“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在1955年7月，我携老母弱妹与一千多人一批，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合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合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数千年来沿用至今。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犁田还用“二牛抬扛”，连犁头也是木制的，春种秋收、脱粒扬场等等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纯朴。土坯房里虽然味道难闻，可是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得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

我终生难忘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在河湾的回流处，一波一波旋涡冲刷堤岸的泥土，不时响起堤岸坍塌的轰隆声，使黄河在晴空下显得极富张力，伟岸而森严。岸边一棵棵老柳树，裸露的根须紧紧抓住悬崖似的泥土，坚定又沉着，表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在旧社会混过事儿的，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宁夏没有竹子)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鲇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我们用的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次我打水时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里了。政府给我们移民只发了生产性的农具，除铁锹、锄头、镰刀外别无长物，用什么东西把水桶捞上来呢？我只好到不远处的一个农村去借钩子一类的器具。宁夏人把村子叫“庄子”。进了庄子找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绊小褂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我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嘻笑着互相撕扯起来。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权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当然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口语中把钩子的“钩”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份”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竞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竞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P3-6

二十世纪末的1999年我发表了小说《青春期》后，即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一部我称之为“灵魂的叙述”的小说。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而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我扮演着多种角色，就使我在语言的艺术性上遇到很大挑战。我越来越从心底里佩服许多在人文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能游刃有余的前辈，那确实是需要极为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力的。每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写在书面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体。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就有十几种以至数十种文体。我个人觉得，诗是最难写的，其次是小说，比较容易一挥而就的是散文随笔。诗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元素。不论什么艺术形式，绘画也好，音乐也好，包括电影戏剧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最能打动人的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诗。缺乏诗，作品便没有灵魂。将小说写出诗意，是小说的最高境界。我一直力图达到这个境界，我的《习惯死亡》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但我以后继续向这个高度努力的时候，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这并非完全由于年龄和基础功力的限制，还因为我的现实生活每天不停地要在各种社会身份中转换所致。每一次转换身份，不但行为需要转换，同时还要转换心境，转换风格，转换思维方式，甚至神经末稍的感觉都需转换。有的场合，我的神经末稍必须粗砺，像板刷上的毛那般耐磨，有的场合它又必须特别细致，多愁善感。这样，落笔在书面上，就必须转换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每天在各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游走，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据我所知，中国作家中只有我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最紧密。虽然在文化产业化的今天，写畅销书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更不用说写电影电视剧本了，还有些作家在写作之余玩玩股票、期货或房地产什么的，但并没有一位作家像我这样亲手创办操持一个企业。前半生的命途多舛和后半生在几个社会领域间跨越，使我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拥有丰厚的写作素材，自认为也有一定的观察力。我对目前的社会改革和社会经济生活比一般中国作家熟悉得多，又比一般企业家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和文化批判。我游走于不同领域之间，占有一种“边缘优势”。可是，有很多人生经验及社会批判是很难用我所熟悉的小说形式表达的。虽然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写法，譬如《战争与和平》最后简直就是哲学论文，《苏菲的世界》通篇都是这样；真正读懂《尤利西斯》的人极少。而我对我手头写的小说有特别的期望，我希望它是“纯洁”的小说，不谈“道理”的小说，虽然我有很多“道理”可谈。所以，我觉得我在企业管理上的经验和对文化产业化的意见直接用论述的形式向公众表达较为恰当。

我把我近十几年来创办经营文化产业的经验和对文化产业化的看法直白地写了出来，让它们成为游离于我所钟情的小说之外的东西。我在十余年中将一片荒凉成功地“卖”了出去，使这片荒凉产生极高的附加值，从开始时的七十八万元人民币原始资本发展到如今有形资产超过一个亿。虽然这个数目字比起大投资的、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建筑业及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并不算惊人，资产也不算多，但要知道，我出卖的是不可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而且是不可移动的商品，消费者要买“我”，必须亲自远道而来这个特定的地点。我的企业出卖的仅仅是服务，是感觉。没有丝毫高科技，没有任何市场投机行为，没有大投资，在最起码的“三通一平”的条件也不具备的基础上，完全靠智力投入，用文化艺术来打造原来毫不引人瞩目的荒凉和废墟，把它像变魔术似的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和“中国最佳旅游景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不仅如此，我的企业还可以说是中国首家真正实行“以人为本”和对员工贯彻人性化关怀的企业。因为，在企业建设的全过程，我手下连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也没有，员工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不过毕业于农村中学而已。我是领着一帮农民工经营文化产业的。我的“以人为本”的“人”，与企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目的都极不匹配，因而我必须更加“以人为本”。要让每一位游客和每一个剧组到我这里，不仅对景观感觉良好，还对每一个员工的服务态度感觉良好，不做“人”的工作是不行的。首先，要教育培养招聘来的员工，要把农民改造成称职的工人，后来，以至我的企业几乎成了宁夏旅游业启动时最早的人才培训基地。同时，我也从一群“山里人”、“乡下人”中培养出一批美术书画人才，为目前正在将影视城转型为“中国北方及西部的古代小城镇式的主题公园”，不断搜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我的管理方法和管理规章没有可参照的先例。开始时，我也翻阅过不少国内外所谓“管理学”著作，但发现所有学者写的东西都是闭门造车，说得天花乱坠，术语一大堆，貌似科学却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我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积累，因而，我的《秘笈》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是中国第一个向攻读MBA的学员演讲工商企业管理的作家。中国作家在数不清的场合作过讲演，但都没有越出文学的范围。而2002年我在北大“MBA讲坛”发表讲演的时候，我的话能让听众耳目一新，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人离席而去。因为我的经验是他们从哈佛、剑桥的教材中读不到的，是符合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现实的。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破土而出，饱含着西北高原泥土的原汁原味，也充满生命力。

笔端游走于各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是我游走于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的反映。我十分庆幸从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即进入全国政协，至今已历五届，让我有从底层一直到高层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扩大了的眼界，为思考的深化提供了较强的资源。还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前，我就发表了二十多万字的、我称之为“文学性政论随笔”的《小说中国》，即小小地、略微地“说”一下中国问题的意思。在那本书里，我预见到中国共产党会有根本性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对社会有贡献的资本家可能入党，也预见到中国社会将会分化成若干阶层，不同的利益阶层，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会在思想上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我那时就指出所谓“管理层收购”会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主张改革应使多数人受益，“劳者有其资”；还在“民间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的时候，我在书里就专辟了“私有制万岁”一章。“私有制万岁”虽然有耸人听闻之嫌，但几年以后，“民间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就发展成“民间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繁荣”了。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刚发表“三个代表”，我就感觉到这是一次不但对中国共产党、也对整个中国的未来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都将有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与发展。那时我还担任宁夏文联兼宁夏作协的主席，在上级还没有号召学习，全国对“三个代表”还没有普遍热烈的反应时，我当即召开宁夏文联的全体会议，要求宁夏全体文艺工作者重视江泽民在高州的讲话。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夏文联是全国第一个学习“三个代表”的单位，这有当时的与会者为证。当年6月，日本《产经新闻》记者专程来宁夏采访我，问到中国的将来有没有可能实行多党制民主和执政党的前景，我就向日本记者谈到“三个代表”。现在中国人对“三个代表”已耳熟能详，可是请读者注意，我向日本记者谈“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离江泽民在高州发表“三个代表”的讲话只有四个月。我是中国第一个向外国记者谈“三个代表”的中国作家。

以上所说，我绝对没有一点夸耀自己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的意思，我毫不以此为荣。直率地说，在市场经济社会，合法拥有一定的财富便有了一定的实力、自由和权利，除非另有所图的人，一般不想在政治圈子里打滚。我只是想说，在几个领域间跨越会使人的眼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本集子里收集的文章，仅仅是近年来可以公开发表的一部分，还有不少言论和笔记是现在不便于发表的。如今的出版界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你可以批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失误，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道德缺失、假货充斥、官场腐败、司法腐败、金融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等，直到批判的矛头指向体制和制度，言词尖锐也没有关系，批评不实、过头、以至无中生有都无大碍，甚至怀疑改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也允许辩论，但触及到改革开放前，提到“反右”、“文革”或“三年灾害”，仿佛就触到了什么要害，就要掂量掂量文章的“政治正确”。我们不回避现实却回避历史，面对现实和未来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却又像伤心的恋人似的怕回顾往事；我们有胆量揭露现实的种种丑恶却怯于暴露丑恶的过去。我至今搞不懂这种奇怪的逻辑，也只好将那部分暂不公诸于世。但我还是想说，我的眼光之所以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就是因为我从不脱离历史去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现实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要洞察现实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怎样发展到那个地步，不与历史相联系就不是辩证唯物的历史观。就因为我立足于历史，才对改革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今年政协会期间，正是社会上辩论“放缓改革步伐”还是“加速改革步伐”的时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政协委员住地华润饭店采访我，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说，请问，改革怎能有“放缓”和“加速”之分?改革不是国民生产总值，不是GDP，可快可慢可高可低，只有改革与不改革的分别，动与不动的分别。我们的问题是改革应该急速配套，而不是“放缓”，主张“放缓”就等于不改革。

我确信，我有关企业管理及文化产业的见解对读者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正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读者。读者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意见是新颖的，这是我出版的最具有实用价值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