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贵族女性，来说，背夫弃子是多么令人不齿的事情，然而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她织成的“网”能捕获她所追求的爱情吗？让列夫·托尔斯泰来告诉你答案吧。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文豪《安娜·卡列尼娜》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冷和弗龙斯基的自私面前碰得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莱温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陷入无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深我国读者喜爱，它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全乱了套。妻子得知丈夫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就对丈夫声称，不可能和他同住在一个家里。这种局面僵持到第三天，夫妻双方及全体家人都有痛切感受。大家觉得住在一起实在无聊，随便哪家客店里偶然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家的人关系更好些。妻子不出房门，丈夫三日不归。孩子们满屋乱跑，无人照料。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信请朋友重新找份工作。厨师昨天就离开了家，在午餐时走的。打下手的厨娘，还有马车夫也都要求辞工。

吵闹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在社交场合他叫斯季瓦)在通常时间、即上午八时醒来，但不在妻子的卧室，而在书房里的山羊皮长沙发上。他在弹簧上翻了一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紧紧搂住枕头，把脸埋进去，似乎还想好好睡一觉，可是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哦，哦，梦见什么了?”他想起做过一个梦。“哦，梦见什么了?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在达姆施塔特，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那个达姆施塔特在美国。对，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宴，对的，大家都唱II mio tesoro，不是II mio tesoro，比这更好听的，还有那些细颈小玻璃瓶，原来都是一个个女人，”他回忆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微笑着沉思起来。“哦，是个好梦，非常之好。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难以言传，醒了连什么情景也说不清楚了。”他看见一道亮光从呢绒窗幔的边缘射进来，高兴地把腿伸到沙发下面，用脚探到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那双金黄色羊皮便鞋(去年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并不起身，把手伸向他在卧室里挂睡衣的老地方。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他怎么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蹙起了额头。

“唉，唉!……”他咕咕哝哝地说，回忆起事情的全部经过。脑海中又出现了同妻子口角的所有细节，想起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还有他犯下的最使人痛苦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宽恕我，不可能宽恕我。最糟糕的是一切皆由我而起，而又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悲剧所在，”他这样想。“唉，唉!”他悲观失望，又想起了这场口角中最令他痛苦的那些情景。

最难堪的是起初的那一刻，当时他刚看完戏回家，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手里还拿着一只大梨子准备送给妻子，可是在客厅里没见到她；奇怪的是，她也不在书房，最后在卧室里找到她，她手里正拿着那封使丑事败露的倒霉的信。

多莉是个操劳不停、他认为不大聪明的女人。这时她手里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带着恐惧、绝望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回想到这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很苦恼，倒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主要是他对妻子的质问竟然作出了那样的回答。

当时他的处境，正像那些干了十分丢脸的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一样。妻子揭了他的丑，而他却不能神色镇定地应付他面临的局面。他本可以表示委屈，可以否认、辩解、求饶，甚至哪怕是满不在乎也好，可是他却干了什么啊!在他的脸上，居然不由自主地(那是“大脑反射”——爱好生理学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样认为)露出了他平时那副憨厚的，而现在却是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自宥这愚蠢的一笑。多莉看到这副笑容，仿佛肉体疼痛似地颤栗了一下，接着就狠狠地发作起来，以她特有的急躁劲，滔滔不绝地喷吐了—通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奔出房间。打那以后，她再也不见丈夫的面了。

“都怪这愚蠢的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在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到答案。

P3-4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起初，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贝奇科夫语)，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五年多以后，在前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名字问世了。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即安娜的个人悲剧；18印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以及自传的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对于中国读者，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她善良、聪慧、生命力旺盛，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她身上进发出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罗曼·罗兰语)。其实，作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这一年，他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托尔斯泰借莱温和基季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家庭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一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安娜还在想着“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弗龙斯基结婚”。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那就让她毁灭吧!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长长的。尾声”，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这已不像是“尾声”。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人的伦理因素、人的“灵魂”因素、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在此部小说之后的《忤悔录》(1879-1882)中，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

查晓燕

200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