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世界在听到紧急呼救时不予置理，当许下的承诺被遗忘，当一位老人面对着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而他只能仰望苍天呼号：“我没有家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难道这是上天的旨意吗!”这本书不应该只是留给后代人，还要献给所有那些正在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

通过大量的对人物形象不吝言辞的描述，在每一页文字里都写有真实人物的故事。在每一个讲述的故事中，都可以反复地听到那些被淹死的女孩子们和被压在碎石沙土下想活下去的儿童们的无言的声音，听到父母们悲伤的哭泣，听到病人求助的呼喊，听到医生们亳不气馁地给予灾民们安慰和战胜大自然恐怖震吼的希望。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的是我们所读过的关于友爱和捍卫人类尊严的最动人的一个故事。

本书系委内瑞拉作家塔雷克·威廉·萨阿布所作。他是资深律师，人权活动家。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称之为”革命诗人”，古巴人视其为亲密的朋友。这本书描写了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强烈地震后，古巴医疗队对巴基斯坦难民提供无私援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作者的每一个故事里，都能听到濒临死亡的孩子们那令人心碎的求救声音，能听到病人的求助声音，但更能看到医生们不遗余力地给予灾民们的安慰和战胜大自然的希望。

序 言

I 天际篝火

II 不幸的孩子们

III 一根树干漂浮在昆哈尔河上

IV 巴拉卡德在乌托邦城中再生

V 通往古兰·鲁巴尼家的漫漫长路

VI 哀伤的祖母们

结束语——献给查韦斯和菲德尔

两个人默默地跪在那里，沉思在寂静之中，似乎是把生命的希望托付给那堆在燃烧着的篝火。他们把双手伸向篝火取暖，仿佛在向上苍祈求……

卡车载着我们沿着一条像深夜一般黑的公路，朝着悬崖峭壁的深处驰去，四周被寒冷与浓雾笼罩着。

在巴拉卡德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夜里，我看见了一张张被信念照亮的脸盘。人们好像在向一位神秘的人祈祷，此时，一堆圣火在吞噬着他们的灵魂。我想象着，在地震中，那些在一次山体坍塌中的幸存者，却又被随后的巨大泥石流埋在了土石之下。

在地底下，在我们所能想到的更深更深的地底下，在地球最深处，一种活生生的文明被淹埋在那里。远离了所有的歧视和怜悯，母亲们、孩子们、祖父母们、妻子们，都在死亡中挣扎……

正如在《哈姆雷特》剧中，奥菲丽娅的活着的亲人们唱道：

他们将他抬去埋葬，

啊，可怜的孩子!

人们在他的墓前伤心恸哭，

泪如雨注。

拂晓时分，卡车司机载着我们从遥远的天际返回，没有找到我要寻找的目标。我告诉他，布鲁诺和道格拉斯两人正孤零零地呆在荒郊野外(在巴基斯坦旷野里一处被震毁的地方)，依偎在奄奄一息的篝火旁边等待清晨的到来：他们冻得发颤，但毫无抱怨，这是冰雪严寒和地震灾难给他们造成的磨难。

战胜严寒，才能把他们从一场新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藏身在一个随着寒风摇晃的薄薄的布帐篷里，与季节的严寒抗争。

(我感到在这三百多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之中，他们俩仿佛是被投进了巨大的自然灾害中的一粒盐。)

我想到山下去，

去参加一个会议，

一个没有议程的会议。

我深信，

在无边无际的悬崖一边，

哈里普和哈桑阿布达尔的苦难者们

擦干寒冷细雨淋湿的双手，

搭建起帐篷营地，

犹如牧场，

长满凄凉的牧草。

我想象得出那些在泥石流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忧伤痛楚。现在他们继续在遭受折磨，拥挤在一间间狭小而简陋的房屋里(用破旧的床单围成的)，忍受着喜马拉雅山脉严酷的气候……P9-10

2005年10月8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无底深渊传出，震惊了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居民。待清晨一缕阳光露出大地时，人们才明白这场灾难的深重程度：无数的村庄、城镇被掩埋了，那些侥幸的幸存者来来回回地四处摸索着，在浓雾中、在废墟里和瓦砾下寻找自己的亲人。

这一噩耗经各种国际媒体和新闻社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开来。几天里，欧洲几个大国、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巴基斯坦。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善良、高尚的人们都在为那个遥远的国家正在遭受苦难的孩子们分担痛楚。

确实，在短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引起了人类的关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东南亚大海啸，横扫整个中美洲、墨西哥湾和加勒比岛屿的毁灭性飓风，伊拉克战争和持续的巴勒斯坦冲突……

一场无止境的大悲剧：贫困与饥饿交加、流行病的威胁和气候的变化，让我们端详这个千年开端时，充满恐惧和担忧，如同在一页页阅读《启示录》的人感受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一般。难道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了?难道我们就要面对各种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了吗?还是我们眼前出现了天才画家米盖尔·安赫尔的《最后的审判》壁画中的那个无底深渊?

问题摆在最沉着冷静的人们面前，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痛苦令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不能只是用同情去擦干那些在哭泣的受难的人们的眼泪，而更需要的是鼓起他们的勇气，去排山倒海；点燃他们的希望，战胜死亡和遗忘；形成复兴团结的爱心……造就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去改造因消费社会、庸俗和自私而造成的世界严重不合理的秩序。

或许，看到这段话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辩护，其风格缺少最起码的现实主义。一位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传记作家告诉我，列宁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过：“革命完全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但是我决不相信革命者都是没有浪漫主义情调的人。”

当我读到这篇关于古巴医生在巴基斯坦种种激动人心的事件见证报道时，一件感人的轶事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作者踏着一个以美国独立战争起义者名字命名的医疗队的足迹，不仅仅在讲述着这个医疗队的故事，也在追寻历史，讲述这位起义者的往事。起义者的名字叫亨利·里夫，是古巴马坦萨斯省的一位青年。为了自由，他参与到古巴人民正在进行的英勇壮丽的斗争中，这位青年人离开了他出生的土地，1876年8月4日牺牲在亚瓜拉马斯的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年仅27岁。

这里还要说的是，这支由医生和护理人员组成的亨利·里夫医疗队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南部沿海地区以后建立的。可是，古巴人民救死扶伤的慷慨救助行动却遭到了那个国家政府的拒绝。

菲德尔·卡斯特罗·卢斯总司令以他崇高的思想和前瞻性的眼光，鼓励医生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前往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去救护当地的人民。值得一提的是，有数千名这样的同志响应了号召，奔往那些需要他们的国家。

《不幸的孩子们》一书归功于诗人和作家塔雷克·威廉·萨阿布，他是玻利维亚革命斗争不懈的斗士、委内瑞拉安素阿特吉州受人拥戴的州长、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塔雷克·威廉·萨阿布为寻求智慧的源泉，能够挤出数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的睡眠时间原本就不多——埋头苦读万卷书……

要颂扬他的美德，首先要赞赏他的诗篇，因为他的诗让人振奋，情操高尚，能够托起浮悬在半空中的灵魂，使人在黑夜中看到光明……在赞颂玻利瓦尔的辉煌史诗《解放者》之中、在《我对琴博拉素的狂言》之中、在《圣山的誓言》之中，以及他站在死亡的边缘说出的那些震撼人心和壮美的语言之中，都可以读到他的诗篇。

同样让人感动的是，面对着那些具有雕塑般的脸盘、挺拔身躯的牧人们遭受的痛苦时，塔雷克·威廉·萨阿布感受到的震撼，就像阿莱杭德罗·马格诺目睹着那些在变成大城市弃民之前宁愿疯狂地抱住废墟不放的人们，在快步走向这个熟悉世界的尽头。

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传统的人们成了古巴友谊象征的新的援助对象。这一人道主义范例是没有宗教界限的，用诗和语言铸成的形象造就了作品，正如哈瓦那一座不知名的屋顶上古老的格言——“心声书写文章”所表达的意思一样。

今天，当世界在听到紧急呼救时不予理会，当许下的承诺被遗忘，当一位老人面对着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而他只能仰望苍天呼号：“我没有家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难道这是上天的旨意吗!”这本书正是给绝望的人带去心灵的慰藉，固而它不应该只是留给后代人，还要献给所有那些正在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因为，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越来越深刻地证明了何塞·马蒂深邃的哲学思想，他坚定地呼唤：“站起来，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今后有一席葬身之地!在崭新的旗帜上，在这个星球的周围，让我们写上走向胜利的爱的公式吧：和所有的人在一起，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假如在加拉加斯的街区里，在整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都有古巴医生；假如他们会讲玛雅人祖先所说的语言，还带有本土人挚热的语调……假如他们在神圣精神的鼓舞下，能够适应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生活，与人们和睦相处，那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国际主义的世界观，要将生命献给世界可以更美好的理想这一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最强音。

今天，当我们希望理想在我们美洲复兴的时候，《不幸的孩子们》这本书值得一读，在书中沉缅。现今，在那个遥远的国家，人们重新开始牧养牲畜，尽管严冬降下的皑皑白雪覆盖了高高的山峰，但是，牧人能够看到流星划破天空。

欧塞维奥·莱亚尔·斯彭格勒

2006年1月25日

如果没有像塔雷克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

诗人和歌唱家的心灵，

就难以感受这些诗篇的意境；

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涌现出来，

或者寻觅到，

诗篇中这些美丽的诗句，

这是闺为，

文字和语言是心灵的符号。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

1999年7月7日

写这本书的真正起因，来自于2005年12月11日在古巴哈瓦那的那个晚上的一个启示。

菲德尔在国民议会大厦他的办公室里和我谈话，一开始，他就谈到了在巴基斯坦的古巴医疗队的事。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既镇定又激动的神情。不用再说别的了，事实已证明，在抢救地震死伤人员最初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古巴就成了继续留在巴基斯坦地震灾区唯一的一个国家：古巴派遣的亨利·里夫医疗队员们深入到白雪覆盖的高山地区，医治病人、派发药品。世界上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做到这样的。

总司令说话声音很轻，他严肃、慎重地向我建议：

塔雷克，你应该到巴基斯坦去，去了解我们在那里开展的人道主义的工作。那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会使你回忆起你的阿拉伯祖先。

我得承认，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在我参加一个有100多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出发去东南亚国家那天的告别仪式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我的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面临了一个极其困难和残酷的现实，但矛盾的是，它又是一个具有很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行动，像一道火焰，将照亮我的余生。

这段亲身经历已经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记载在这本书中。我深深地感谢菲德尔对我的信任，把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回忆起那些午后时光，我父亲孤独地坐在委内瑞拉炎热的东方省埃尔蒂格雷市朱莉娅小街的店铺里，守着一台旧的短波收音机，外壳是木头的，一连几个小时地专心收听古巴哈瓦拉广播电台的广播，好像是在收听另一个时代的节目，其中有值得永远牢记的菲德尔的演说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导……我父亲内梅尔’萨阿布是黎巴嫩移民，在我的出身地，他是当地的元老之一。他对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几十年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他和他的同乡常常对政治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辩论，此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捍卫古巴和古巴革命。我记得，我们家的店是街区最大的，在寂静的下午，我和父亲呆在店里，人们来买东西往往是赊账，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来还他钱。烈日当头或者暴雨倾盆之时，他仍然拼命地干活，维持我们这个令人称道的家庭。在那个童年时代，我完全不可能想到，后来，在我15岁时，国民大会、陪审员、构筑街垒和群众集会这些事情竟然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集会上，我向散布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就在两年之前的12月31日，我的父亲内梅尔．萨阿布终结了他高尚的一生，他曾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见到菲德尔……

2006年1月初，我再次来到古巴哈瓦那。但是，这一次，我是满怀着告别的激动心情——在我像往常那样与这位伟大的听众菲德尔谈完话并以委内瑞拉的名义，向代表玻利瓦尔和马蒂、阿尔蒂加斯和圣·马丁的伟大祖国出征的令人尊敬的医生们发了一份鼓励他们的电子邮件后——我和亨利·里夫医疗队的补充队员们一道奔赴巴基斯坦。

经过2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经停葡萄牙的一个军事基地，1月4日的上午，我们到达了首都伊斯兰堡。在飞机的跑道上，我们看见一位“巴基斯坦信号员”打着手势，犹如风车的翅翼随风摆动，切断寒冷的浓雾。但是，让大家真正惊讶的是，“塔台指挥员”竟是古巴大使罗兰多’戈麦斯。他和他手下的所有的人都很和蔼可亲，办事敏捷，使我们在逗留期间感到很方便。

我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下开始了工作。(除古巴志愿者医疗队之外，陪同我们的还有一个记者小组，其中一个有名的人物就是菲德尔的私人摄影师，大家都叫他“智利”。)此时，这本书的架构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初步形成，在哈瓦那出发之前，我对菲德尔总司令表示过，我期待通过这次重要的旅行，为艺术和生活而完成写作。

书的内容要根据收集到的真实情况，以散文的形式，写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应用诗歌的特点进行创作，使作品具有最大的震撼力。

悲伤与激动的心情同时在我心中涌动：我要吟诵那些在篝火旁驱散寒冷的人们；吟诵那些不幸的孩子们，他们是被遗弃的巴基斯坦孤儿；吟诵那些因地震而溺死在河里的女孩子们；吟诵那些再也无法重建的被摧毁了的城市；吟诵那些永远失去了家园到处流浪和因痛苦折磨而精神失常了的人们；吟诵那些哀伤的祖母们，她们埋葬了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的孙儿们……

同时，如同在一首歌的序曲里，我要再创古巴男女志愿者、亨利·里夫医疗队队员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他们拯救生命、医治心灵的创伤，在困难和痛苦面前毫无怨言。

应该用(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风格，以犀利的笔触，表现出荷马的才华：

在阿伽门农之前，

有许许多多的勇士，然而，

无人为他们哭泣，

他们不为人知，

被笼罩在漫漫的黑夜里，

只因为，

还没有为他们吟颂赞歌的神圣歌手。

毫无疑问，正如歌德所说，在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实足以胜过虚构的故事：在那里，就有故事、诗篇、新闻、历史和思考。那里在期待着，希望出现一位支持和同情他们的观察者，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当代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惨剧，由于帝国控制了跨国宣传机器，这幕惨剧还不为外界详知。

在克什米尔和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处，我做了调查工作，并同古巴医生一起分享此次难得的经历，它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更加坚定我的革命的人生信念。我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欢笑、唱歌、朗诵，和埃尔蒂格雷家乡“进入社区计划”医疗队的医生通电话，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思念委内瑞拉和安素阿特吉，那里有我的事业和梦想。

我顺畅地写成了这本书，靠的是三本笔记。这三本手工制作的蓝色笔记本已经成了菲德尔总司令会议室里的珍藏了。在笔记本里面，还有我其余的手稿、会见记录、随意写的诗文、资料记载和人物描述等等。这些资料和素材都是每天、每个漫长的清晨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我满怀激情地将它们写成了记录、故事、诗歌、报道，这足以向世界公开巴基斯坦悲剧无人知晓的一部分，最终，这场悲剧也将是昨天和今天遭受大国掠夺和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悲剧。然而，他们却得到了一个英雄小国的伟大人民的抚慰。在近半个世纪里，这个小国挫败了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最邪恶的政府强加于她的仇视、封锁和禁运。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昨天，2006年1月24日中午12时，当我用手机和聪明、忠厚的理查德通话，谈论关于书稿的一些细节的时候，由于风的缘故，我能听到——似乎他就在那里，在广场上，与先锋队员们在一起——菲德尔总司令的说话声。他充满激情，在电话里用热切的声音对我说，动员起来的古巴人民政权，如同巨大洪流，在冲击、突破和摧垮美国佬上演的闹剧(模仿意大利喜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写作)，他们正变得像古罗马闹剧中的小丑一样，其残酷无情是历史上罕见的。我永远也忘不了菲德尔那天中午所说的话，他用深邃的感知力和充满人情味的热烈语言谈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我心灵相通，我们一起写成了这本书……

今天，我看了我的道格拉斯兄弟以锐利的眼光拍摄到的照片和录像，在我的心中，始终飘扬着一面旗帜——我们的总司令、委内瑞拉人民的总统查韦斯的革命形象，他是当今人类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我们无限地尊敬他、忠诚于他、敬仰他，他威风凛然，斗志顽强，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自从他被卑鄙地囚禁在圣卡洛斯军营——我在那里认识了他——的那些日子起，我就能够感受到他体现的是一个光荣的美洲的理念，就像切·格瓦拉(受到拉丁美洲祖国之父玻利瓦尔精神的感召)在联合国传奇般的演讲所中阐述的：“我们这个伟大的人类已经说出：够了!它迈出了前进的步伐。这是巨人的步伐，不取得真正的独立，决不停步!”查韦斯以他对被欺凌、被伤害的人民的忠诚和承诺，在被压迫者取得的胜利中变得更加伟大。这本书写作的灵感正来源于此。

这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如遇到来自安素阿特吉州革命政府工作的变化，现在我很荣幸地担任了这个州的领导。

在承担一部分地区政府的职责，处理安全、卫生、文化和教育等等问题的同时，我们的思想和心情为完成这项开创性的工作而激动万分，将这九天难以想象地紧张的日子(从2006年1月17日至25日)变成值得纪念的工作日，我的亲朋好友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每天在做完很繁重的地区政府的工作之后，我开始文学创作，连续九天没有睡觉和休息的时间：从夜幕降临开始紧张地写作，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这种工作状态使我回忆起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时光。当诗人的冲动性格显露时，我会几个小时不停地在作业本上写作诗稿，模仿黑塞、纪伯伦、尼采、兰波、巴列霍、凯鲁亚克和荷马，天真地寻找永恒的世界，贪婪地阅读他们的著作，通宵达旦。

履行查韦斯总统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的团结准则，通过创作这部作品，向有着一大批优秀儿女的古巴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这对我来说是光荣而欣慰的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终身感激不尽。

再一次验证了，忠实于烧炭党自由主张的诗歌是不可战胜的。

塔雷克

200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