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艺时代的轻骑兵，到桑干河的壮丽生活，从多愁善感的莎菲，到北大荒的流放者，丁玲的一生，如同一只无底的杯子，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嗟叹，当然，也有欣慰……晚年的丁玲在回顾自己崎岖多变的漫长一生时，清醒地意识到了[自由]与[革命]的矛盾……就像梦珂和莎菲一样……

引 言 从两种传统中走来/1

第一章 “做好一名小号兵”/27

第二章 “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72

第三章 风暴袭来/86

第四章 “风雪人间”/129

第五章 “自由”的呼唤/179

第六章 “政治”的梦魇/220

尾 声/286

附录一 丁玲生平年表/289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312

后 记/315

丁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些受牵连者的命运，她必须彻底推翻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冤假错案。

如丁玲所期望的，事情也开始出现转机。丁玲的申诉和陈明在北京的奔走，有了初步结果。197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批准丁玲回北京治病，并指示由国家文化部接待。让丁玲以治病的名义回北京，显然透露出了这样一个消息：中央有可能为她进一步解决问题、落实政策。富有政治经验的丁玲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就要告别嶂头村了，就要结束20多年的流落生涯了。丁玲既激动又依恋不舍。对于那些在逆境中给她以情感润泽和滋养的善良百姓，丁玲充满了感恩戴德的依恋之情。临行前几天，丁玲和陈明一道，走访、辞别嶂头村村民和长治市有关人员，并邀请邻居和当地干部来家聚别。

1979年1月8日，长治市政府派专人和医生，护送丁玲到省城太原。在太原，山西省委有关领导和丁玲的友好段杏绵、胡正、西戎、孙谦等人，也对丁玲进行了热情接待。

在回京以前，丁玲把辅导长治青年业余作者李保平的任务，慎重托付给了西戎，请西戎一定要负责到底。为了他的健康成长，丁玲还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具体提出了六条意见，托西戎转交。信末说：“过去有一个外国作家对我说过，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我认为这是对的(这并不是‘一本书主义’)。”P184

东

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20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5月2日

这部书稿在紧追慢赶中终于完稿了。

从早春动笔到初冬杀青的大半年中，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都曾发生过很多的变故，因而常常沉不住自己的心。其中，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我父亲的病故。4月下旬，年逾八旬的父亲第三次中风。那天上午，我匆匆赶回老家，带他到附近的医院诊疗后，晚饭间他居然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我是多么地感谢上苍啊!我搀扶他走到了堂间，他坐下，自己抖抖索索地拿着筷子吃完了饭。那时天色尚早，我拿出了正在写作本书用的笔记本电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书。我还记得，他在看我演示时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饶有兴趣。但是，从第二天开始，他躺在床上，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水越挂越多，他的病情却越来越重。于是，为了利用有限的时间敲打出几个字，我常常背着笔记本奔跑于两地问。

6月里，父亲的病更重了，只能吃些流质。深夜里，我一边陪着父亲，一边看书写作。听着父亲昏睡时发出的痛苦的呻吟，我恐惧地感到留给父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想到父亲的善良、想到父亲对我的培养、想到过去我和父亲在一起度过的许多贫穷而美好的时光，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8月中旬，在生死之间经历了整整一个酷暑的折磨之后，父亲终于离我而去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写本书第四章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当我打车赶到家里时，父亲刚刚过去。我蹲在他的旁边，看着他没有紧闭的双目，摸着他余温尚存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如今这本书终于写出来了。这是我写出的第五本书。与其他几本书相比，它与我的父亲有着更多的直接关联。

谨以此献给无私地爱我、培育我的父亲!

虽说此书的写作是在不平静的心境中进行的，而且写作进程常常因故被打断，但是，其中却贯穿了我对丁玲最后生涯(放大一点说，是对丁玲一生)的一以贯之的系统的理解和把握。至于理解和把握得如何，只有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书成之际，我衷心感谢敬文东兄的盛情相邀和热情指点。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建立了联系。是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多次信件往返、电话联系中，他使偏于一隅的我能有更多机会呼吸到文化中心的新鲜空气，虽然至今我们仍未谋面。与为我提供一个具体的合作机会相比，这是更有意义的——我以为。

秦林芳

200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