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其一生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本书为《大师讲坛》丛书之一种，汇录了梁启超的三种著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从这里，你可以了解梁启超的读书哲学。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的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此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论语》比较的最可信，现在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学术，除了他没有第二书更好了。不过他的各篇各章，也须分别看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短时期内一个人做的。《汉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者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段话不全对。《论语》固然有一部分是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所记，但还有一部分是孔子死后数十年乃至百年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试看有子、曾子独称“子”，而其他自颜回、子夏以下都不称“子”，可知有许多是有子、曾子的弟子记的。又看许多称了谥法的人死在孔子死后数十年，那当然是时代很晚的人记的。《论语》本来不是有统系的书，和《孟子》不同。《孟子》的篇章都是有意义的衔接，似乎曾经孟子亲眼看过。《论语》不然，大约是孔子再传弟子编辑的，没有经过一人的裁定，所以后来古论、齐论、鲁论的参差多寡，却和《礼记》相似。《礼记》也是孔门后学追述孔子及其弟子的往言遗行，和《论语》的性质无异，所以也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的不同。不过《礼记》的年代尤其晚，择别也没有《论语》的谨严。这类不是一时一人所记的书，近代也有，拿来比较，很有趣味。譬如王阳明的《传习录》篇，数不过三卷，年代却有数十年。最前的一部分是阳明三十八岁初设教以后数年内徐爱记的，最末十分之三是阳明死后黄省曾等记的。前面这十分之七和阳明本集的话相符，很得真相，后面这十分之三如“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这类的话有许多不是阳明说的，已经刘蕺山、黄梨洲怀疑而且证明了。《传习录》完全是阳明弟子记的，尚且有真有假，《论语》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记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孔子再传、三传弟子记的，能够不失孔门的真相吗?说起《论语》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记的，这并不稀奇。古时写字不便，所以有许多相传很久，前数十年听的，后数十年才记写成文。《论语》所以有大部分是孔子再、三传记的，就是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是一人记的，当然各有不同。譬如我讲话，你们数十个人各有所记，不经我看过，自有异同，而且难得真相。所以《论语》的性质，并不纯粹是孔子的，并不从一个人手里出来。当口说相传，逐渐成文，以至最后辑为一书，不知参加了多少人的主观见解，荒谬传说。我们明白了这点，才可以读《论语》。所以这部书里极得孔子真意的也有，不得孔子真意的也有，大谬不然的议论和事迹也有。乃至原书所本无，后人在别处偶有所闻，随手记在这书空白的也有。最后这种并不稀奇，现在可说个同样的故事。清初衡阳王船山不肯降清，蕹发逃人荒山，没有法子得到纸张，应该不能著书了。他死后，家人搜寻他的著作，零零星星，却在历本账簿的书眉字缝的空白地方。近代尚且如此，古代写字在竹简上，多么麻烦。现在小小一本《论语》，古代的竹简至少有一大箱。

P303-304

大师者，大智慧大学问家也。他们是民族智慧的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明灯。人们呼唤大师，尊重大师，乃至崇拜大师，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传承，现代文明的构建，必须对大师的思想进行深入的阐释和弘扬，对大师的论著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读。在中国文化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大师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尤显得那样可亲、可敬、可爱。可以讲，大师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难得的原动力。有鉴于此，我们经过广泛调研和反复论证，决定推出这套《大师讲坛》丛书。基本创意是：1.选取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学术大师的原著编辑成册，让读者原汁原味不走样地去品味大师；2.按照大师众多论著的不同主题和不同特色进行大致的分类，如分为经济、文化、法律、社会、人生、教育、宗教、家庭等，分册出版，给读者理解和把握大师提供一定的方便；3.以“讲坛”作为平台，大师用“讲授”的姿态娓娓道来，读者以“听讲”的心态去领略大师的智慧和才学，以达到心灵的对话和学术的沟通。

大师以其独特的社会贡献，大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就拉大了和广大民众的社会距离，为准确地理解大师设置了某种障碍。再加上现实和历史的差异，以及大师往往个性超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些“隆癖”，理解大师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我们应该破除对大师的“迷信”，将大师“拉到”平民行列中来，以平常心去面对不平常的大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道理很简单，大师是人不是神，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真正的大师，从来不会去包装和卖弄自己，更不会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们总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师的亲和力往往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一点儿都不神秘。他们还常常用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语言去表达高深的学理，让人叹为观止。前不久在南开大学刚刚去世的数学大师陈省身讲“数学就是好玩儿”；近百年数一数二的哲学大师金岳霖讲“哲学就是概念的游戏”；而大名鼎鼎的胡适在谈到历史研究的艰巨性时则将历史说成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些看似戏言的调侃，其实藏着艰深的学理和哲理。是一般循规蹈矩的教授和学者讲不出来的，只有大师才会有此惊人之语，大众之语，真诚之语。实际上，用一颗真诚和平常的心去认识、理解大师，才能比较真实地窥见大师的本来面目，才能有所收获。

此外，从读书的一般常识上讲，关注历史、把握精神、不断思索，也是阅读大师作品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所谓大师，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是时势造就了大师，而不是大师造出了时势，大师的高明之处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能够触摸文化的前沿，在解决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学术问题中闪烁出其超人的智慧光芒，所以历史感和时代感是理解大师的前提。换言之，就是首先要将大师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的特定的社会文化乃至学术文化背景中去领略其风姿。也正因为大师是从历史走过来的大师，要汲取和传承的核心就应该是大师的思想，尤其是精神，而不是寻章摘旬，照抄照搬，甚至于生搬硬套，出现东施效颦的偏颇。大师具有永恒意义的是他们的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社会文化主张。文化的传承，说到底是精神的传承。只要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不死，民族和国家就不仅不会灭亡。而且还有振兴的希望。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师的精神，大师的灵魂，总是从不同角度代表着民族文化的走向。。在追寻大师精神风貌的过程中，必要的思考是必须的，而且要勤动脑，多思索。应该是在理解后的接受，而不是生吞活剥地照搬。盲目的崇拜式的照抄，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有害的。大师是追求真理的典范，决不是真理的化身。以为只要是大师的东西就不假思索地盲目认同，那就不自觉地走到了大师反复倡导的怀疑精神、科学精神的反面。这些几乎人人都知道的道理，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这里又在罗嗦，是求共勉也!

通常情况下，大师多是在某一领域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有突破性的研究，对自然、人类、社会有永不磨灭的贡献。但也有另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文化启蒙大师，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和闪光的亮点，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突出。例如，梁启超就是一个典型。梁启超(1873—1929)一生虽然只度过了56个春秋，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宏篇巨著，涉及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佛学、伦理学、美学等许多方面，而且论述精当，创新意义明显，不少属经典之作。梁启超既能用学术语言、学术思维来写高深的学术专著，也善于以报章文体，笔尖常带感情地去向大众宣传。他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几代青年。毛泽东、周恩来、胡适等都曾是梁启超的崇拜者。梁启超还十分注意和善于观察政治和文化的走向，总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及命运着眼，提出一些惊人的新见解，给民众以宝贵的精神食粮。他的很多论断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宝库里，梁启超是占有一定位置的。所以，他的作品从在世时就一再翻印，到如今仍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除了各种单行本之外，曾印有不同版本的文集、专集、合集，也出版过按专题编的类编等。这里推出的梁启超讲文化、讲教育、讲读书、讲修身、讲诗词书画等，虽然也有类编的味道，但还不尽相同。一则是从相关内容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精华编为一册，只求精，不求全；二则不做绝对的分类，一些经过历史检验又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佳作，即使和分类略有出入，也保留原貌，一并收入，给读者以选择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三则不是简单的编排，在版本的选定和文字、内容的校订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还适当插入一些图片，以求图文互动。。这些尝试，主观愿望当然是不错的，但有待实践来检验。所以，衷心希望读一者多提宝贵意见。

                       李喜所

             2005年5月25日于南开大学书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