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文学有一种忠诚，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使他与文学保持着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也使他不断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就是陈忠实。本书将使阅读本身产生一种力量。如同白昼使工作、高山使远眺、游走使风景产生越来越深远的期待一样。本书，只遵从体内的召唤，和过去、现在、未来所赋予的使命，呈现卓越，激励人生。

康家小院

四妹子

两个朋友

日子

作家和他的弟弟

腊月的故事

猫与鼠，也缠绵

关于沙娜

毛茸茸的酸杏儿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打字机嗒嗒响

轱辘子客

舔碗

六十岁说(代后记)

没有女人的家，空气似乎都是静止的。

康田生三十岁上死了女人。把那个在他家小厦屋里出出进进了五年，已经和简陋破烂的庄稼院融为一体的苦命人送进黄土，康田生觉得在这个虽然穷困却无比温暖的小院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抱起亲爱的亡妻留给他的两岁的独生儿子勤娃，用粗糙的手掌抹一抹儿子头顶上的毛盖头发，出了门，沿着村子后面坡岭上的小路走上去了。他走进老丈人家的院子，把勤娃塞到表嫂怀里，鼓劲打破蒙结在喉头的又硬又涩的障碍：

“权当是你的……”

勤娃大哭大闹，抡胳膊蹬腿，要从舅妈盼怀里挣脱出来。他赶紧转过身，出了门，梗着脖子没有回头；再看一眼，他可能就走不了了。

走出丈人家所居住的腰岭村，下了一道塄坎，他双手撑住一棵合抱粗的杏树的黑色树干，“呜”地一声哭了。

只哭了一声，康田生就咬住了嘴唇，猛然爆发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中年男人的粗壮的声音，嘎然而止。他没有哭下去，迅即离开大杏树，抹去眼眶里的泪水，使劲咳嗽两声，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

三十年的生活经历，教给他忍耐，教给他犟倔，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小时候，饿了时哭，父亲用耳光给他止饥。和人家娃娃玩恼了，他占了便宜，父亲抽他耳光；他吃了亏，父亲照样抽他的耳光。他不会哭了，没有哭泣这个人类男女皆存的强烈的感情动作了。即使国民党河口联保所的柳木棍打断了两根，他的裤子和皮肉粘在一起，牙齿把嘴唇咬得血流到脖子里，可眼窝里始终不渗一滴眼泪。

下河湾里康家村的西头，在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地拥挤着的庄稼院中间，夹着康田生两间破旧的小厦房，后墙高，檐墙低，陡坡似的房顶上，掺接得稀疏的瓦片，在阴雨季节常常漏水。他和他的相依为命的妻子，夜里光着身子，把勤娃从炕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避免潮湿……现在，妻子已经躺在南坡下的黄土里头了，勤娃送到表兄嫂家去了，残破低矮的土围墙里的小院，空气似乎都凝结了，静止了，他踏进院子的脚步声居然在后院围墙上发出嗡嗡的回音。灶是冷的，锅是冰的，擀面杖依旧架在案板上方的木橛上……妻子头上顶着自己织成的棉线布巾(防止烧锅的柴灰落到乌黑的头发里)，拉着风箱，锅盖的边沿有白色的水汽冒出来。他搂着儿子，蹲在灶锅前，装满一锅旱烟。妻子从灶门里点燃一根柴枝，笑着递到他手上时，勤娃却一把夺走了，逞能地把冒着烟火的柴枝按到爸爸的烟锅上。他吸着了，生烟叶子又苦又辣的气味呛得勤娃咳嗽起来，竟然哭了，恼了。他把一口烟又喷到妻子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上，呛得妻子也咳嗽，流泪，逗得勤娃又笑了……一条长凳，一张方桌，靠墙放着；两条缀着补丁的粗布被子，叠摞在炕头的苇席上。一切他和妻子共同使用过的家具和什物，此刻都映现着他忧郁而温存的眼睛。

连着抽完两袋旱烟，康田生站起来，勒紧腰里的蓝布带子，把烟袋别在后腰，从墙角提起打土坯的木把青石夯，扛上肩膀，再把木模挂到夯把上，走出厦屋，锁上门，走过小院，扣上木栅栏式的院墙门上的铁丝扣子，头也不回地走出康家村了。

第二天清晨，当熹微的晨光把坡岭、河川照亮的时光，康田生已经在一个陌生的村庄旁首的土壕里，提着青石夯，砸出轻重有致，节奏明快的响声了。

三十岁，这是庄稼汉子的什么年岁啊!康田生丢剥了长衫，只穿一件汗褂，膀阔腰粗，胳膊上栗红色的肌肉闪闪发光。他抡着几十斤重的石夯，捶击着装满木模的黄土，劈里啪啦，一串响声停歇，他轻轻端起一页光洁平整的土坯，扭着犍牛一样强壮的身体，把土坯垒到一起，返回身来，给手心喷上唾液，又提起石夯，捶啊捶起来……

他要续娶。没有女人的小院里的日月，怎么往下过呢!他才三十岁。三十岁的庄稼汉子，怕什么苦吃不得吗?

十四五年过去了，康田生终于没有续上弦。

他在小河两岸和南塬北岭的所有村庄里都承揽过打土坯的活计，从这家那家农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的手里，接过一枚一枚铜元或麻钱，又整串整串地把这些麻钱或铜元送交给联保所的官人手里，自己也搞不清哪一回缴的是壮丁捐，哪一回又缴的是军马草料款了。

他早出晚归，仍然忙于打土坯挣钱，又迫于给联保所缴款，十四五年竟然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人老虽未太老，背驼亦未驼得太厉害。而变化最大的是，勤娃已经长得和他一般高了，只是没有他那么粗，那么壮。他已经不耐烦用小碗频频到锅里去舀饭，换上一只大人常用的粗瓷大碗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学的，勤娃已经会打土坯了。

康田生瞧着和自己齐肩并头的勤娃，顿然悟觉到：应该给儿子订媳妇了呢!（P1-3）

从作品的深度和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辑有邓友梅、从维熙、陈建功、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冯骥才、蒋子龙的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以其文本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并不陌生的阅读。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坚信，这套书是能在读者内心留下深深“记忆”的。这十位大作家丈本风格虽迥异，但源于生命历程的创作激情却是相同的。我熟悉并尊重这种激情，它是良知，是责任，更是心灵寻找自己伙伴的一种热爱。

这十位作家造就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这些，令人感到一种鼓舞。

邓友梅和从维熙是我的老友、老伙计，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苦难和辉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的京味创作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写新四军的作品和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真情和灵气。从维熙则以苦难成就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经典作品《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我看到刚刚兼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辑来的这本中篇小说集《谈天说地》，里面收入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努力以文体的创新将富有深度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的传统京味小说架构出现代品格”的《放生》、《找乐》、《前科》等作品。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领衔主演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小说集《暗香》收入了其带有浓厚楚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坛西北劲风的领头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厚积薄发以知天命的厚重感成就了白鹿原上的一个文学传奇；而后者以其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携自然、诡异的灵光之睿，描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是公认的当代文坛奇才。张炜、尤风伟是山东作家的佼佼者。因《古船》、《柏慧》、《九月寓言》等著名长篇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张炜，一直在努力做着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他辑来的这本小说集依然延系着他那堪称经典的“诗”意文本风格。旅居胶东半岛，融入野地，那里的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也是他自我坚守和磨砺言语方式和行为的精神高地。与张炜的浪漫与细致不同，尤凤伟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忽略人物的外部特征，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压迫下面临的精神危机。他以简洁、犀利的“刀削雪峰”似的干练语势，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我生命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等。天津的两位才子冯骥才和蒋子龙，也是我关注并喜爱的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三寸金莲》、《神鞭》、《泥人张》、《高女人和矮丈夫》、《炮打双灯》等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对当代文坛的贡献。近年来，大冯除了文学创作也致力于绘画，他的书画作品已达到相当深的造诣。他还开展民俗研究和保护名城的工作，并受聘于天津大学创设了北洋书院暨冯骥才文学研究院，荟萃国内外众多艺文画界名家施教助学，为天大创造着一流的人文环境，表现了这个集书、画、文于一身的文坛奇才的大抱负大胸怀，我祝贺他!天津的另一位才子蒋子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对工业题材的突破。他创造的“乔厂长模式”将一种开拓精神体现在他气势雄洋、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如他的人品，一身浩然、阳刚之气。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浸透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局面，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

最后，我以张炜的一段散文诗与读者朋友一起期待这十位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之路上继续辉煌，也因着中国社会出版社牟洁女士的嘱托互勉。

我的飞翔着滑动着的渴望。无数次将我蛊惑。我甚至幻想变成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鹰，在不为人知的午夜。翱翔于空中。我以我的高度和鲁由，去获得一种骄傲。

是为序。

四十五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四十五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革”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1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惟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书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1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

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作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

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惟一恳求上帝的，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写小说的陈忠实有如田间老农，慢慢地细细地埋头干自己的活。沉静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面对文学的基本姿态。他对文学有一种忠诚，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与文学保持着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也使他能够在缓慢艰难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

——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