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诗人洪烛在孤独地寻找自己心灵伙伴的过程中绘制的一本“精神地图”。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卡夫卡、普拉斯、博尔赫斯……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字像晚上8点亮起的灯光，照映着那些抵达文学圣殿的路径，也使阅读者本身成为那些经典文本的见证者。

此时此刻，那些大师们是不远万里的跋涉者，越过千年万年，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他们也要将“歌唱”坚持到底。

作家们的先驱(代序)

永恒的荷马

但丁：地狱营造者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

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

属于荷马和歌德的海伦

歌德与席勒

荷尔德林

拜伦与雪莱

普希金的皇村

契诃夫的药方

波德莱尔：发烧的诗神

兰波：畸形之美的标本

从惠特曼到海明威

梭罗的瓦尔登湖

卡夫卡的病

里尔克的寻找

毕加索与阿波里奈

高尔基：我的文学父亲

鲁迅的赢与输

川端康成与日本的插花

蒲宁的节日

乡村之子叶赛宁

被误读的马雅可夫斯基

爱伦堡：黯淡的时代闪光的人

只有一个茨维塔耶娃

帕斯捷尔纳克：时代的债务

永远的流放者：曼德尔施塔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普拉斯：死亡艺术的祭品

博尔赫斯：为少数人而写作

马尔克斯的孤独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杜拉斯

文学家族

为未来而写作

经典女人

诗人们对我的影响(代后记)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伟大的戏剧仍将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剧场门庭若市，舞台灯火通明，联袂而来的角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陈旧的悬念。我们作为观众而存在，替别人的命运流着眼泪，抑或绽开难得的笑容。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剧作家本人率领全体演员走向台前谢幕，他白发苍苍，在鲜花与镁光灯下频频挥手，有几位女士顿时激动得晕过去了；或者莎士比亚顺便公布了一条消息：我又写了一部新的剧本，是关于能源危机与环保问题的——男女主角将由我亲自挑选。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肯定比当今的一流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之类还要风光。遗憾的是，莎士比亚已死去几百年了，戏剧也就逐渐失去了灵魂，变成一具光荣的尸体。经典的剧作离我们越来越远，充斥耳目的是花哨的电影海报和荧光屏上的肥皂剧。英雄的时代结束了，对英雄的怀念也变得无足轻重。伟大的戏剧曾经战胜过平庸的生活，而如今，它已彻底地成为生活的俘虏。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第二个莎士比亚昵?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他的票房业绩如何?他会失业吗?我最关心的是：他如何看待戏剧的衰亡?他毕竟曾经独力支撑过一个庞大的帝国——舞台上的帝国，甚至伊丽莎白女王也沾了莎士比亚的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一位真正的国王更有权威。可他的王冠在几个世纪之后也无法避免地蒙上尘土——仅仅成为博物馆角落里的道具。他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戴上它呢?他是否可能恢复那个他所创造的黄金时代?我期待着莎士比亚能从坟墓里走出来。我知道英国著名的西敏司寺里有莎士比亚的石棺——岁月比石头还要沉重。这位高龄老人是否有力气掀开已成定论的棺盖?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我将是最热诚的追星族。当然，我不会请他签名、给他献花或跟他合影什么的，我只想尽快地引领他进入人群中间。给莎士比亚让道，让他走上主席台——听一听他给我们说些什么吧。莎士比亚先生，请问您是否愿意担任奥斯卡金像奖评委会主任?请接受我们的聘书。如果莎士比亚都缺席的话，戏剧的圣殿将显得何其空洞。我们可以远离莎士比亚的肉体；但绝对不能远离他的灵魂。

再说点具体点的事情吧。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哈姆雷特就不会死去——不会在观众的冷漠中冻死。他曾经死去一千次了，但又一千次地在观众的泪水中复活。所以俗话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什么时候起，不知是观众失去了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失去了观众?总之，再也找不到一位会流泪的观众了，这就等于宣布——哈姆雷特真正地死了。剧情里的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之前死了。生活中的哈姆雷特，继莎士比亚之后死了。怎么能忘掉莎士比亚呢——那不就等于忘掉他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这种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必须由莎士比亚来拯救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必须请莎士比亚重新出山——让伟大的戏剧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美国的罗伯特·莱希曼博士，以“生者与死者的对话”的方式，写过一本《莎士比亚显灵记》。他采访的是一位早已死去的戏剧大师——所以说是一次臆想中的访谈：“莎士比亚对文学、剧场及文明的贡献，已是众所周知。但他作品中比较深入、奥秘的精华，以及他为后继的戏剧家及作家所树立的典范，反而没有被广泛注意。莎士比亚不光写娱乐性质的剧本，他还确立起个人风格，激发人类的想像力，扩大亿万人的思考范畴，提升许多人的心灵层次。脱离俗世的琐碎，而走向令观众炫目不已的美丽新世界。”莱希曼让莎士比亚发言，是为了发现一个尚未被完全认识的莎士比亚。这本书至少启发了我——产生一个玄妙的灵感：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世界将是什么模样?

这是一种悲哀：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莎士比亚的时代，一个没有自己的戏剧领袖的时代。P.13-14

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影响后人，还能创造自己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博尔赫斯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所谓的“创造”，带有重新塑造或再发现的涵义，而不是无中生有——那属于虚构了。为了加强说服力，他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霍桑和卡夫卡，以及马洛和莎士比亚。他说，在写于十九世纪初期的霍桑的短篇小说里发现写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同样特色，这一奇怪的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卡夫卡的特色是由卡夫卡创造决定的——“《韦克菲尔德》预先展示了费朗茨·卡夫卡，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韦克菲尔德》的欣赏。”也就等于说：通过霍桑的小说，文学已提前进入卡夫卡的世界。但这并不能责怪卡夫卡本人的迟到，他只能属于二十世纪，属于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读者。早产的霍桑，必须要耐心地等到卡夫卡诞生了，才可能像影子一样受到注意与重视。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影子比他自身出现得还要早。更重要的是，影子必须通过他才能获得意义。至于十六世纪英国戏剧家马洛，虽然其剧本《马尔他岛的犹太人》和《爱德华二世》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理查二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充其量只能算“王室的奶妈”——为一个巨人的成长提供过养料，这已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了。“假如没有莎士比亚，马洛哪有响亮的名声?”这并不仅仅是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卡夫卡，他们的胜利，也改变了自己的先驱的命运——避免了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们在重复的路线上仅仅比其先驱多迈出了一步，正是这关键性的一步，决定了彼此的主次关系——而不是由时间的早晚来划分。他们的脱颖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似乎格外垂青姗姗来迟的巨人。但这是否也证明了：先驱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到极限——还有待后继者完成致命一击?

博尔赫斯很赞赏《神曲》中关于箭的比喻：但丁试图让读者感觉到离弦飞箭到达目标的速度，就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以强调事情发生得多么神速。莎士比亚或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先驱，而且改变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击中了靶了，先驱才作为提供动力的弓弦得到肯定。否则只能被无情的历史所忽略。

那么，敢于冒险下这一结论的博尔赫斯，他本人的先驱是谁呢?在《柯尔律治之花》中，他坦然承认过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崇拜对象：“有人之所以小心翼翼地摹仿一个作家，是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把这个作家当成了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脱离他一分一毫便是脱离理性、脱离正统。许多年间，我也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曾经是卡莱尔、约翰尼斯·贝希尔、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林斯和狄更斯。”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摆脱甚至超越自己的先驱，才使“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理想成为可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但丁也是如此。他的先驱无疑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神曲》中，他甚至热情邀请维吉尔担任自己的向导，去探访那囚禁着荷马、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地狱。莫非，他早就盼望着能与维吉尔的灵魂会合?在诗中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辞：“你是公爵，你是先生，你是导师。”以表明彼此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伟大友情。博尔赫斯还发现了：“他表现的不是一般条件相反的搭档，而是一种血缘关系：但丁是维吉尔的孩子，但同时又高于后者，因为他自认为已经得到救赎。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祝福，也值得被祝福，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包括前人看见过的，和永远不可能看见的。他远远超越了维吉尔的经验。“当维吉尔对他说不能陪他走出炼狱时，他就已然认为对方将永远待在这‘黑暗城堡’了：那些因为未及听到基督的名字而永远处于愚昧状态的远古死者的巨大影子将永远陪伴着他。这就是维吉尔的可悲的基本形象，永远居住在‘黑暗城堡’，远离上帝的光耀。相反，但丁被允许有机会见到上帝，了悟宇宙。”

按照博尔赫斯的观点，但丁同样也创造了自己的先驱：“但丁传达给我们的维吉尔，具有双重性格。一个是《埃涅阿斯纪》或者《农事诗》的作者；另一个是更为亲切的维吉尔，来自但丁仁慈的诗句。”事实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但丁的《神曲》，维吉尔即使不会被后人遗忘，也将遭受岁月的磨损，面容模糊。我们顶多只能通过其作品而想象他的存在，他的风采，所得的印象将是很有限的。但丁的《神曲》，则使维吉尔脱离了自己的时代而成为不朽的形象——哪怕他的诗稿全部佚失，诗人的身份也不至于被否认。他毕竟曾经荣幸地担任但丁的向导，协助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神曲》。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分享了但丁的光荣，并且将与《神曲》同在——哪怕只是作为伴奏的乐师。在诗的情节里，全靠维吉尔出面，但丁才结识了骄傲的尤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当然，为我们所记住的，已是另一个维吉尔了，彻底由但丁创造的维吉尔——如同其梦中的人物。真实的维吉尔早已化为云烟，对这一切永远尢从知晓；他的另一半神秘的生活，注定将由一千多年后一位叫但丁的佛罗伦萨人来续接和塑造。真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作家可以创造自己的先驱——像一个关于时间的悖论。在这个艰难的命题中，但丁与维吉尔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但丁不仅重新唤腥沉睡在世人记忆角落的一位古老的诗人，而且确实是创造了另一个维吉尔——焕然一新的维吉尔。许多人甚至会认为后者更接近于真实。维吉尔，因为但丁而复活了，并且不再死去。被各个时代、不同种族的读者反复翻阅的《神曲》，里面永远巡逻着维吉尔充满活力的身影。维吉尔，创造过自己的经典，同时又成为别人的经典里的人物——拥有双倍的荣耀。他的双重身份：既是独立的作家，又是但丁所创造的先驱。“在但丁的作品中，人物的一生被浓缩在一两个三行诗里，并因此而获得了永生。他们永生于一个字，一句诗，仅此足矣。因为他们是《神曲》的一部分。他们将继续存活、更新于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博尔赫斯语)更何况维吉尔呢。但丁在臆想的地狱里拜访了许多死去的大师——除了维吉尔之外，还有荷马、柏拉图、贺拉斯、奥维德等等，这等于是检阅了自己的所有先驱——同时也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在但丁之前的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阕神曲吧——那些先驱即使尚未跻身于神的行列，但确实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半神”。但丁通过《神曲》而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了。在这项艺术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但丁尚是无名小卒，时常会下意识地仰望着傲慢的前辈——“但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们。梦境如此紧凑、如此生动，以致做梦人在梦中感到，他可能会遭到轻视，因为他尚未写完《神曲》，他谁都不是(而梦中的声音正是由他赋予的，梦中的状态也是由他营造的)。”(博尔赫斯语)当这部巨制像圣殿一样竣工之时，但丁已无愧于自己的先驱了，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越了他们。博尔赫斯认为《神曲》是所有文学的顶峰，是一本所有人都不可不读的书，而但丁在书中的影子，是文学史上堪称第一的生动的形象。但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谱写《神曲》，而使自己成为新的“半神”——他沿着文学的山脉行走，越过一系列高峰而成为最高峰。在但丁之后的文学史，仍然充满了类似的例子。莎士比亚、卡夫卡，乃至提出“作家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观点的博尔赫斯本人，身上都有但丁的影子，潜意识里恐怕都把但丁视为有待跨越的先驱——只是，但丁这座山太高了，《神曲》里的世界几乎已包罗万象，谁还能制造出地狱、净界、天堂之外的第四重境界呢?能够不成为但丁的附庸，已经算是难得的胜利了。幸好，他们还都做到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裁判：他们是否已经接近或超过但丁所垄断的高度了。但至少，他们已努力摆脱了但丁的影响，但丁的统治。但丁作为古典文学的巅峰，令后世的作家们肃然起敬——这只是广义上的先驱。狭义的先驱的概念则意味着：他将对后继者造成或明显或隐晦的影响——哪怕后继者将比他更为强大。一个作家，可以突破自己的先驱既定的模式，甚至逐步削除这种遗传的痕迹，但他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先驱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恰恰相反，他面对的先驱常常不是一个，而是诸多的形象。没有必要避讳这一点——那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其实完全可以给自己的先驱增添额外的荣誉。  作家拥有自己的先驱并不是耻辱。没有先驱的作家反而是不存在的——除了荷马。他被公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大诗人。但谁敢肯定：在荷马之前，就没有佚失了姓名也佚失了作品的先驱?谁敢肯定荷马的史诗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影响，而纯粹属于他个人的功劳?

卡夫卡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杰。博尔赫斯也曾经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反复揣摩他的作品之后又改变了看法，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认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除了前面提及的霍桑之外，他还有着更多的先驱——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恺郭尔，甚至包括中国的韩愈。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博尔赫斯强调：“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罗伯特·布朗宁的诗篇《疑虑》预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时明显地偏离了阅读那首诗时的感受。当时的布朗宁和我们现在所读的不一样。”可见先驱多多少少带有预言家的性质，为新的大师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与征兆。“在文学批评的词汇里，‘先驱者’一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尽量剔除有关论争和文人相轻的联想。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而寻找到的先驱常常比早期无知状态的自我更容易导致作家产生质的飞跃，“写作《观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布朗宁或者邓萨尼勋爵更能影响写作阴森的神话和荒诞制度的卡夫卡。”

那么，卡夫卡又将成为谁的先驱呢?谁能够给卡夫卡锦上添花——并且最终超越这位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小说家?那个人或许还没有到来，但终将出现。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如同那些先驱，也在下意识地期盼着各自的后继者。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就是美的循环、美的繁衍，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格局或秩序。而演变与超越(秩序的不断被打破)，恰恰是这种秩序的特征亦是其魅力之所在——仿佛从另一个意义上证明了灵魂的不灭。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一群承担着特殊使命的竞走者。

诗人们对我的影响

1980年，我还在上初中，同时接触到两位诗人的诗集——而且都是十四行诗。一位是莎士比亚，另一位是白朗宁夫人。虽然性别不同，但他们的十四行诗都以爱情为主题，山盟海誓呀地久天长呀什么的。我产生了这样的误会：诗人天生就会谈情说爱，而诗歌就是为了表达爱情的，是一些分行排列的、写给未知的对象含蓄的情书，只不过公开化了，局外人也有权欣赏。岂止是欣赏，简直是接受爱的熏陶、爱的教育，至少对于启蒙者。如果没有诗歌的引导，我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无法言行一致地热爱并且追求浪漫。当然，也可以说我是中了诗歌的“毒”——不得不饮鸩止渴。直到今天，我对诗歌与爱情都不曾有任何厌倦。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和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简直判若两人。他一生中创作了三十个剧本，但也还忙里偷闲写出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莎翁的戏剧惊心动魄、大起大落，但他的诗风婉约极了，像中国宋朝的柳永——带有长期出没于勾栏瓦台而沾染上的脂粉气。那么，出自名门的白朗宁夫人，则类似于李清照了，举手投足、选词造句都显示出贵妇人的风范。十四行诗，属于欧洲文学史上一种古典的诗体，格律严谨、词藻华丽，笼罩着时空迢遥造成的神秘感——总令我联想到宋词。它们应该都可以吟诵或弹唱，是酒绿灯红、衣香鬓影的贵族生活绝佳的装饰品。在莎士比亚之前，意大利的大诗人但丁，就写过十四行了——是献给那个时代的青春美少女贝亚特里齐的。后来可能觉得这种格式化的诗体有点束缚才思，言犹未尽，才开始写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很个人化的，对内心的波动丝毫不加掩饰，让人一看即知必为情圣所写——难怪几百年后会有人拍出电影《莎翁情史》并且获奥斯卡金像奖呢。“……在这几乎是看轻自己的思想里，／我想到了你，——于是我底心怀／就像云雀在破晓时从阴郁的大地／冲上了天门，唱起赞美诗来；／我记着你甜蜜的爱，就是珍宝，／教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有一股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劲儿。英国绅士里，估计隔几个世纪才能出这么一个人物。在另一首诗中，还出现过“只要有了你，我笑傲全人类”这样的句子，堪称是爱的口号。什么样的女子，有如此之魔力，使莎翁也疯狂?情诗是最公开的，也是最保密的——至今还无人考证出莎士比亚暗恋的对象是谁。唉，那位佚名的女子，那位失踪的女子，是富有的——带走了千万人牵挂的一个巨大的秘密。

白朗宁夫人，是我最早知道的一位来自异国的女诗人，她的名字，容易让我联想到一种手枪的名称——白朗宁手枪。抒情的诗歌也相当于手枪，佩戴在腰间，不像武器，更像是私人的装饰品。它不是用来防身的，它的杀伤力就是它的感染力——至少没有哪一种文体，能比诗歌更容易征服人们的心灵。每个读者都是潜在的靶子。可惜，由于射程较短，口径较小，它也渐渐落伍了：现在谁会写十四行诗呢?还有谁会填词呢?在流行歌曲的时代，我却怀念着古典的诗篇。如果说诗歌在日渐衰竭，只能说那是因为弹药的匮乏：现代人已不相信爱情了，更没有过剩的情感需要表达。白朗宁夫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并不高，她的十四行诗虽然有名，但毕竟属于小女人式的文学吧。但不知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的诗集在中国还是挺流行的。直到后来出了个本土的席慕蓉，大家才渐渐忘却这位异域的女诗人。现在，新新人类们知道梦露，知道麦当娜，却根本不知道白朗宁夫人是谁了。即使在西方，估计她属于最老式的女人了吧?

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乃至柏拉图式的爱情，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我经常念叨着莱蒙托夫《诗人之死》的第一句。觉得它不仅仅是纪念普希金一个人的，也在悼念着一个没落的群体。或许有一天，说诗人死了(他们的集体消失)，就像说恐龙灭绝了一样自然——仿佛这是一种必然，但还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

幸好我还算是有福的：莎士比亚和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曾经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我越来越不承认那是一个清贫的时代。在我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些被好多人丢失的东西。

或许，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会拥有不同的信物。

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有点老了，像个落伍者，但年轻时的激情，似乎并未消逝。对诗歌的爱好使我无法理智，无法像众人那样生活。那么不妨坚持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