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生存现象学的视野，叙述了自康有为导端以至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最后终结于鲁迅的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本原历程，揭示出文学最本原、最根本的思想形态，进而表现出现代中国的本质命题——人的变革与“文化复兴”的意义。作者不同于历来的以某种思想模式所构建的新文学史叙述，创建了一种文学史的全新写作方式。

本书是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中的一册，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是一部颇具创意的专著。

导论／1

第一章：康有为：现代文化的先声／20

戊戌变法的历史反思／21

塞壅：历史-现实之隔／34

智学之兴／47

第二章：梁启超：新民与新小说之思／67

从"乡人"到"世界人" ／69

新民之思／77

新文体与新小说／101

第三章：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21

吾人之最后觉悟／123

文学革命论／138

第四章：胡适：形式开创历史／148

自觉的文学形式革命／149

自我反思与历史反思／166

第五章：周作人：人的文学，表现与理解/175

蛮性的遗留 ／178

自我意识与精神冲突

人的文学：表现与理解

第六章：鲁迅-民族灵魂的隔膜

国民即"诗" ／241

"呐喊"中的"彷徨"／267

"野草"，绝望中的希望／314

第七章：走向现代的新文学／335

参考文献  ／377

后记／381

从“乡人”到“世界人”

梁启超，作为一位虽饱读诗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正统文化教育，但身处乡野陋地的农家子弟来说，其历史命运的首次改变，是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的遇见。这是戊戌变法的两位领袖人物的历史性遇见，这次遇见不仅使少年得志的梁启超尽弃先前所沾沾自喜的为时流所推重的训诂词章之学，开始接受经学、史学及西学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跟随康有为，他被卷入中国首次现代政治革命的激流之中，有幸成为这场革命的核心人物。对于这样一场历史性的会见，即便在十余年后，梁启超仍记忆犹新，情怀激荡：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

自此，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致力于舆论宣传，曾主持风靡全国的《时务报》笔政，开始他独特的人生存在的“报馆生涯”。发表名作《变法通议》，以流畅生动的文字，婉曲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于是声名大振，广为时人所谈论，反对者则视为“洪水猛兽”。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于北京，康有为被英国人救走，梁启超则亡命日本。这是梁启超最初的政治生涯，这一段惨痛的经历不仅把年轻的梁氏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学子书生卷入中国革命的历史主潮中，而且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又使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变革的艰难曲折，为他以后的思考和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我们说，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便没有梁启超伟大的“政论”，这是他用热血甚至生命换来的“思索”，尽管他时年仅二十六岁。

梁启超流亡日本长达十年，而这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历史似乎有意捉弄人，作为一位流寓异国他乡的政治家，给他带来的反而是思想上的黄金时代。流亡日本，或许正是梁启超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当时，现代西方各种思潮学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介绍，梁启超通过日文，第一次如饥似渴地全面接触、接受了各种学说，他简直有些欣喜若狂：“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于是，一种新的境界与识见，在梁启超的面前展开了，使他有可能以全新的文化视野，来反思他惨痛的经历，反思那黑暗牢狱般的中国，这一境界，或许是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家所无从获及的。P69-70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问，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一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入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记得有一位作者在其著作的《后记》中说，每一本书都有它自身的历史。这是很确切的。一本著作，总记载着论者思考某一论题的生命过程，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此在的时间性罢。

然而，就我而言，这样的“历史”不仅微不足道，且颇有些苦涩。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已开始思考“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两者确乎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但我们的“文学史”却始终未能深究它，仅是叙述叙述而已。我那时所依据的当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模式，即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言而喻，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都归属于“上层建筑”或一定的意识形态，我所要作的便是观察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不过，我并没有将新文学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翼”或“一方面”，而是试图从一种历史观念的总体变革上来思考，甚至得出了新文学乃为新文化之政治、道德的最终形态的结论，也即是说，文学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存，而新文学之政治道德皆必须最终熔铸于文学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文学总体批评模式”。据此，我写下了《论“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逻辑关系》，王富仁先生对文章颇有兴趣，登刊于他所编的《丛刊》上，且“逻辑”一词，也是他改的，先生还不无鼓励地说：文章是“扎实而有力的”。

但是，现在看来，文章不仅论述疏阔，而且含混，至少有两点让我耿耿于怀，其一，无论上层建筑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只是一个逻辑的结构，以逻辑来思考这之中的文化与文学，必定失落了什么；其二，人，生存活动着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必定沉沦淹没于此逻辑架构之中。因此，我总想突破此模式，扩展其见识，但一直未能如愿，深陷苦恼中。

此时，有强烈的社会事件冲击了我，我的思绪因此而中断。王富仁先生曾在《丛刊》的《编后记》中说：“积存的来稿从四月初便交到了我的手上，但接着就是一场大病，身体不支，精神也恍恍惚惚的，几至于精神分裂。”又说：“在当前，一些新的、有文化的流浪者还在我国的大地上跋涉和奔波，在本期编者所了解的人物中，就有属于这个阶层的人物。”这些话在当时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不消说，我们被抛出了这个社会，成为孤独的文化的“流浪者”。

于是我取了避逃一法，逃入古代，尤其是那些梦幻的传奇志怪。我终于不可救药地沉溺于古代梦幻中了，写了一本似无深意的《中国古代梦幻》，而在书的“引言”中说：“著书立说就像蜘蛛结网，一缕缕地从心中吐出丝来，编织成一个丝丝相扣的网，自己便坐在网中央，怡然自得地瞧着这网。一旦大风刮起，飞沙走石，掀天扑地，网便破了，吹刮得全无踪影，心血枯竭的蜘蛛要另结一网，实在是有些艰难了。”一个时期，我确乎体验到了蜘蛛欲结新网的境况。

岂知这一梦也太过于冗长，待我从中醒来，已是十余年之后了。谁说梦境短暂，那只是因梦者耽于梦境，自觉其短暂罢了。这样，我便始料未及的要写所谓的“博士论文”了，无奈之中，只好捡起原先的思路。我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海德格尔，他那部命名为《存在与时间》然仅写出其中之一的野心勃勃的“探索”实在令我着魔。反复阅读之余，我似乎知悉了所谓的“现象学”与“生存论”，也似乎把我带出了先前思维的困惑。从生存与生存者的时间线索着手，我解读了摆置在我眼前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历史，也许有些收获。我的陋见竟深为我的老师易竹贤先生所首肯，蒙其爱，受其引，故有现今的《新文学的本原》出现。

但是，写作之余，我仍然深深感到某种难以言说的境况。写书不过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对于评说者，原本应不置可否的；而评说者也可据己见随意而谈，正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但有的评说者却并不说出己见，仅凭其“话语权”来使你不应说话，或无说话之处，颇有几分霸气，只要你所说的不合他意，你就最好不要说了。处此，我很仰慕我们的文化先驱者的话：“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地说出来。”而在我们的权威学者面前，我们至今还只得沉默。

吴康

2005年7月于鸿园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