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解放政治作为分析核心，以生活政治作为未来展望，对吉登斯的反思和重建现代性思想作出诠释，作者运用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交叉的方法对吉登斯思想进行系统性研究，一方面，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吉登斯思想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吉登斯以及其他学者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学界认识和理解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纷争。

本书是郭忠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提升而成的。这一最终的成果不但是作者本人在理论研究领域多年努力探索的结晶，而且也为他今后从事学术工作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我认为本书的出版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者试图立足于国内外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前沿，用一种新的思路来研究吉登斯的思想，从而为国内学术界全面了解吉登斯的思想、认识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问题、透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进路的现状提供了一扇很好的窗户，为相关的专业人士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前沿性问题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参考。

总序

序言

导论

第一节 吉登斯生平及思想发展简蛤

第二节 国内外吉登斯研究现状

第三节 吉登斯思想的主题、核心与关怀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与方法

第一章 群像与融通：重绘现代性图景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主义

第二节 涂尔干：工业主义

第三节 韦伯：理性化

第四节 吉登斯：重绘现代性图景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行动与制约：解放行动的分析

第一节 结构化理论的解析

第二节 解放行动的分析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科学与风险：社会变迁的错位

第一节 科学与解传统化

第二节 科学与人造空间

第三节 风险社会的磨难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解放与背反：民族国家的悖论

第一节 民族国家：权利与监控

第二节 民族国家：主权与暴力

第三节 民族主义：启蒙与侵略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乌托邦现实主义：生活政治的构想

第一节 生活政治的理论构想

第二节 生活政治的当前策略

本章小结

结语

第一节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地位

第二节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实质

第三节 吉登斯与中国现代性思考

参考文献

一、吉登斯的主要著作和论文

二、研究吉登斯的主要著作和论文

三、其他主要参考著作

后记

经典社会学家对“两次大革命”以来的新型社会制度作过何种解释?我们又应当如何解释“两次大革命”以来直至当下的社会现实?对吉登斯而言，对前一问题的考察构成他对经典社会思想家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重释，而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则构成他对当前晚期现代性社会状况的重新描绘。在吉登斯看来，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形成、性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有三位思想家位于首要之列：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他们的著作以不同的方式融合了对“两次大革命”以来社会发展的分析和道德批判，分别代表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根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尽管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时间，但他们以一种开创性的方式使它们趋于完善和系统化，并且每一种解释方式都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来源并完整勾画出他重新描绘的晚期现代性社会图景。

第一节马克思：资本主义

正值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的背景下，吉登斯接受了皮尔森的采访。在谈到如何评价马克思及其理论贡献时，吉登斯指出：“虽然这样做是不时髦的，但是我仍然敬仰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对较大的现代性框架具有核心重要性。”吉登斯所说的“不再时髦”反映了时代变迁对社会思想界产生的冲击，面对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支撑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突然坍塌，不少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转而为资本主义的“胜利”欢呼。但面对同样的情况，吉登斯既不是赶时髦者，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的怀旧。他仍然敬仰马克思，是因为作为一名学者，他从如何理解当代社会的立场出发认识到马克思思想存在的真知灼见，认识到资本主义理论对于重建现代性分析框架所具有的核心重要性。的确，在吉登斯的现代性图景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深邃分析是他无论如何都不可绕过的主题。在吉登斯眼里，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渊源之一，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来揭示现代性问题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来建构全面自由的人类社会。吉登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反思以他对马克思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作为起点，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所作的解释，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中去，考察其著作所扎根的时代背景。那么，马克思又是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对其思想的形成存在着何种影响?P42-43

本书是郭忠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提升而成的。这一最终的成果不但是作者本人在理论研究领域多年努力探索的结晶，而且也为他今后从事学术工作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我认为本书的出版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者试图立足于国内外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前沿，用一种新的思路来研究吉登斯的思想，从而为国内学术界全面了解吉登斯的思想、认识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问题、透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进路的现状提供了一扇很好的窗户，为相关的专业人士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前沿性问题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参考。

观照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新进路时，吉登斯的思想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西方有学者指出，目前对欧洲社会理论影响最大的三辆并驾齐驱的马车是：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和齐格蒙特·鲍曼，三者各有千秋，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并探索和推动社会理论的发展。只是前两者所提出的“反思现代性”和“自反性现代化”与后者所倡导的“后现代性”正好构成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这说明吉登斯的思想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他对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以及他所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国家变迁理论、现代性理论和“第三条道路”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吉登斯思想的研究非常深刻，而国内的研究相对欠缺的情况下(参见本书导论部分)，本书的出版可谓是很及时的。本书在全面梳理并评价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研究之后，进而运用了精雕细琢的概念体系和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而立体化的吉登斯现代性思想。

就研究特色而言，我认为本书在三个方面所作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1．作者试图用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交叉的视域和话语对吉登斯的思想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这是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之上的一项新探索。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趋复杂，西方社会的学术分工和学科分化所导致的学科界限是比较明晰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行进到“两次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不断走向成熟和稳定，精英和大众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也基本趋于一致。以科学和民主为先导的主流文化推崇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优先性，而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则以兑现启蒙运动的承诺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而，各学科都在认同基本制度和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各自阵营内的具体研究。这样，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系统论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大行其道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自身的演化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冲击，西方学界中的一些人开始愈来愈质疑和反思自身的制度和价值的至尊性。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之后，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逐渐从文学和哲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引出不少新的观点。这样，对制度的合法性和价值的合理性问题的追问进而成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与全球社会大变革和大转型的境况相一致，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政治科学相比，政治科学在研究领域、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为明晰化、碎片化和杂交化的特征越发突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也愈来愈明显，有时甚至无法区分学科之间的界线。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也指出，风险社会是一个亚政治或全能主义政治的时代，所有的社会问题甚至个人私域问题都可以是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视域交织在一起。

很明显，本书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理论研究进路的轨迹和新现象。他尝试运用政治理论的眼光和话语来阐释和分析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以“解放政治”作为分析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并贯穿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国家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等思想的始终。虽然其分析的结构框架是闭合式而非开放式的，但毕竟展现出一个理论体系、概念框架和方法论都比较完整而严密的吉登斯思想，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对吉登斯的思想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2．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吉登斯的思想概貌，国人可以从中管窥到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动态进程及其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忧患意识。

安东尼·吉登斯的名字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多数学者所熟悉，是与1998年前后西方兴起“第三条道路”思潮分不开的。一时间国内理论界对此充满浓厚兴趣，大批学者开始进行深入的研究。但结果发现，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理论努力和现实策略之一，与当时英美等国执政党所提出的现实政纲只是“偶合”而已。但是仍然有些学者还是断章取义，孤立地对待吉登斯的部分思想，并把“第三条道路”视为吉登斯最重要的思想。显然，本书作者试图承担一种为吉登斯思想正名的学术责任，力图向国内学术界展示出完整的吉登斯思想原貌。作者提出，结构化理论是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其后一系列理论体系和解释图式都是一个连贯发展、环环相扣、逐步形成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但它的提出却又与二战后西方复兴历史社会学的整个学术背景分不开，代表了致力于反思与批判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系统论的一种努力。“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与结构的相互渗透交融。”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虽然也有着大量分化，但都是跨学科的，而且都是从不同视角来强调行为主体与客观世界在历史时间序列中如何动态地相互结构化的。而其中占优势的则更多是对社会史的阐释，如著名的有：埃里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详细论述现代社会和国家的缘起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是如何在相互依赖的网络中相互推进的；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展现了工人如何从群体意识到阶级觉悟最后形成无产阶级的动态过程；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还有米歇尔·曼、查尔斯．梯利、斯科克波、安德森兄弟等等。而吉登斯则相继在两条战线上来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首先是从理论社会学本身着手，提出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既是行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媒介，也是行动者实践的结果。紧接着他运用其结构化理论来对社会和国家的变迁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从而形成其社会变迁和国家变迁理论，并从中衍生出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解释模式。此外从宏观上建构社会理论来反思结构主义的还有盖尔纳和鲍曼等等，比如，后者主要是从文化和后现代性的视角来论述人类生活是不断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而现代性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的主体使“他者”不断结构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从以上对历史社会学复兴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反思和批判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当代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不重视他作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结构化理论，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其后来所派生的系列思想。本书作者比较详尽地阐释了结构化理论的来源、构成要素、关系模式和作用后果，从而得出吉登斯关于行动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晚期现代性问题。作者不仅向我们展示在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层面上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来由，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论证了吉登斯的核心思想是结构化理论而不是为其解决晚期现代性问题的策略性思想“第三条道路”。  3．本研究成果是对现代性问题研究进行“除魅”的一种努力，有利于学界认识和理解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题的各种纷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成为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至于何谓现代性，至今还没有也不会有一致性认可的定论。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迥异于中世纪生活模式的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福柯贝蝴解为一种思想态度、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而鲍曼则从后现代性的视角来反观现代性，视之为一种体验、一种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认知框架，并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无止境的建构。纷繁复杂的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给现代性问题研究本身雪上加霜，也使学人眼花缭乱进而畏而远之，甚至加以抵制或排斥，认为现代性不过是无病呻吟，只是价值层面上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重点阐述了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包括理论资源、问题来源、构成要素，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等等，从而构成吉登斯理解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此外，作者还在结论中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性评价，这对国内当下的现代性研究无疑是有好处的。作者指出：吉登斯所揭示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下社会并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如果说，到目前为止，西方现代社会仍然是后发国家(包括中国)社会发展未来蓝图的话，那么，现代性问题就将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情境性问题，它终将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其中包括经验和教训，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而言，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作者的这些见解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主题是围绕着对解放政治的重新思考和对生活政治的设想，围绕着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未来重建。可以说，反思是吉登斯思想的底色。有了对过去的反思，才有对未来的重构。当然西方学者的反思视角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吉登斯、哈贝马斯、贝克等思想家对当代发展现状持积极、乐观态度，可谓建构主义者，而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和鲍曼等所谓的解构主义者则对现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前景持消极、悲观态度。他们虽相互诋毁和批判，但对于反思和洞察西方社会自身发展却有着相得益彰的效果，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客观地认识和比照西方国家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实，对以往思想的反思是西方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基本特色。如果说历史背景的变迁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原动力的话，理论的反思则是思想发展的直接动力。如果没有每一个时代学者对以往思想的重新思考，便不可能有每一个时代新思想的诞生，从而也就没有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西方政治学说史。马克思正是在深刻反思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创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己的学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自己的思想。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理论反思主要表现在对现代化过程及其后果即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特别集中在作为其逻辑起点的理性主义的把握上。除了本书所提到的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吉登斯以外，著名的还有马尔库塞、阿伦特、哈贝马斯、福柯、鲍曼、奥克肖特等人。他们从各个领域指出现代社会及其政治存在的种种问题，揭示了科学技术理性的负面作用造成自由民主制度的破坏和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奥克肖特，作为英国乃至世界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理性主义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说：“在最近400年里，理性主义对生活大部分部门的掌握在其牢固性上是有变化的，但在政治上它的控制却稳固地在加强，现在比任何以往的时代都更强。”并认为，“政治竟然比任何别的人类活动都更早更完全地被这股浪潮吞没，却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只有那些选择给这种感染另一个名字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不仅我们的政治罪恶是理性主义的，而且我们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种种计划在目的与特性上大体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我们整个的精神态度都类似地被决定了。”他认为，理性主义政治的特征是一种功利政治，即，将理性作纯粹工具使用的政治，它的唯一目的是成功。同时，理性主义政治又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理性主义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设计和控制保证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这就必然导致种种政治和社会乌托邦。他认为理性主义政治也是意识形态政治或“书本的政治”。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政治不是一种实践的智慧，也与传统无关，而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政治变成了与其他工程设计没有两样的技术过程。“工程”、“建设”、“操作”等技术词汇也成为了最普遍的政治名词。奥克肖特认为，现代政治的困境正是由于理性主义政治的缺陷所造成的。奥克肖特对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可能是西方学者中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最为激烈的学者之一。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奥克肖特对现代性的反思是极其深刻的，他对现代化过程负面效应的高度警觉以及他勇于追求、勇于探索、勇于批判的学术精神对我们是有着启迪意义的。

在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人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还停留在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上，而忽视了对现代性的体认。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还缺少对现代化过程的深刻反省，甚至在反省的观念或话语上都还存在不少人为的障碍。当然也有不乏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了我们的现代化历史。例如有人从世界四次工业化的视角检讨了我们在其中的三次应对及其失败和成功的原因；有人提出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为什么百年来未能实现“代际转换”；有人从宪政的目标取向抑或价值取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为何难圆宪政梦；有人从“五四”运动所带给我们的消极作用的角度反思了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的得失；有人从“反右运动”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的角度反思了传统专制主义文化对我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有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反思了其在中国上世纪兴衰的经验与教训；等等。这些反思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是不应忽视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中，最近的一个高潮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始的现代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消极因素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尽管不像西方那样的辉煌，然而其负面效应却并不见得比西方逊色。中国现代化尽管历经了100多年，但就目前而言，不论从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充其量是处于全面展开的阶段，但正是这一阶段，它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更引人注目、也更令人费解。百年来，我们矢志不渝地求助于“德赛”二先生以实现富国强民之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是一日千里、凯歌奋进。但无可否认，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贫富分化、资源流失、生态破坏、官员腐败、物欲膨胀、道德沦丧等现象在当下中国也表现得相当严重。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欲的开启，理性主义和利己主义在目前的汉语语境中已取得了话语霸权。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国民的人文精神却失落了许多，曾经浓厚的人文关怀也淡薄了不少。重物质生活，轻精神生活；重形式，轻内容；重形象，轻实情；重宣传，轻实际；重权力的行使，轻权利的保障，等等，这些现象在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绝非冰山一角。之所以如此，总起来看就是忽视了对人的价值关怀以及政府在这种关怀中所负有的责任。

科学的话语霸权体现在，认为科学是唯一正确的，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并把科学神圣化。作为这种霸权的后果，它造成的是对人的自由信仰的践踏。当然，我无意贬低科学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科学的兴起才唤起了人类的主体性意识及对自身价值的重视，科学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也是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我们决不能因为科学具有这种作用就形成对科学的盲目和过度的崇拜。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在唤起人的理性和解决物质匮乏的同时，也有可能把人置于工具理性的钳制之下，形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的社会。科学开启多元社会之门，但它却凭借自身在社会行进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感形成科学的“极权主义”。科学只有在自己应有的范围内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否则，真理多走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我们要提倡和应用科学，但同时也要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有深刻的体认。本书作者在探讨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中国关怀方面的确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科学主义泛滥的结果，使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视量化的测量手段，这种手段忽视个性，忽视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见诸报端：具有不同特色的大学，却搞起了统一的“排行榜”；体现中学生活跃思想感情和写作水平的作文也进行统一标准的“考级”。还有不少高校热衷于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高校“排行榜”中的位置上，对因材施教和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却兴味索然；高等院校在评估学术成果时追求的往往是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对于这些著作或论文的质量却漠不关心，甚至规定教师每年一定要出多少成果，急功近利。从前那种“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荡然无存。

在科学理性被过度张扬的今天，我们同时也要警惕人性被泯灭，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消失和人日益被工具化的倾向。当科学被日益意识形态化的时候，就是科学走向异化的开始。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人正承受着更多的压力，更快的生活节奏，以及更空虚的精神的可能。当科学与其衍生物——经济和行政权力——共同实现对人的控制的时候，它比单纯的政治控制更为有力、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呼唤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存在的价值何在?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人还应该追求什么更高尚的东西?在当代的背景之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最原初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可以说正是他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所发出的正义的呼喊。马克思的理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关心人的生存价值，特别是关心普通大众的生存价值，是我们每个有良心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人在追求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方面，其速度之快可谓是日新月异，然而在精神层面上，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却还存在着单一性和单向性的线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长期困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因此，在现代化的新时期中，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树立起双向的、多元的、发散的思维，正确对待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唯其如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会更为有力，更为稳健，更为持久。也唯其如此，中国的政治学也才能以更新的面貌面向世界。  是为序。

孙关宏

2006年2月25日于复日园

经过多年的准备和积累，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写作和修改，总算可以为这本稍显粗糙的书稿写后记了。看着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书稿，虽然历尽艰辛，但也有发自内心的欣悦。

吉登斯这个名字最早传人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而我初次接触到吉登斯这一名字则是在90年代末，第三条道路风靡全球之时。时至今日，曾经挥舞过这面旗帜的政治领袖们早已将它弃之如敝履，而在健忘的人们记忆中，它也已越来越成为一桩陈年旧事。可是在当时，它看起来却是那么充满生机、前途无量，初登学术殿堂的我也贪婪地沐浴着这缕从地球那边匆匆掠来的清风。但是，真正吸引我的却是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三本吉登斯译著，这些著作与第三条道路结合在一起，既使我看到吉登斯深邃如海的一面，也使我看到他浅白如溪的一面；既使我领略到他知识能量的博大与浩瀚，也使我感受到他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憧憬。随着对吉登斯著作阅读的增多，我对他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浸淫在他那深奥而零散的理论体系中，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难去，那就是他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着一个什么样的根本性问题。进入博士阶段学习以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遨游于他那广袤而深邃的思想之海，在其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探寻其连贯的学术研究主题和思想核心。从个人而言，本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目标是达到了，不仅吉登斯理论体系中各种内容迥异的要素被现代性这一主题所贯穿，而且它还进一步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行动的本质和现代社会的未来关联在一起。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吉登斯思想作面面俱到的研究，而在于透过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去解读其思想之“内核”，不论这种研究结果可能引起多大的争论，它的意义在于至少暂时填补了国内吉登斯思想研究中的某些空白。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了许多老师的教诲和指点。导师孙关宏教授对本书的写作始终非常关心，著作的选题、提纲的拟定和资料的收集等都离不开他的指导。书稿完成后，他不仅细心阅读了全文，而且为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本书将要付梓之际，孙老对著作又重新斟酌并扶病作序，其知识之广博、思想之深邃、态度之严谨以及对现实国情之殷殷关切更让学生自觉汗颜。孙老宽厚的胸怀更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既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又提高了我严格自律的能力。另外，曹沛霖教授、王邦佐教授、林尚立教授、郭定平教授、陈明明教授、洪涛副教授和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炳辉教授等人则不仅在知识和方法上给我以灵感和启迪，而且还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们的帮助使本书能够不断臻于完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正值我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应聘，面试时要求谈自己的博士论文。肖滨教授、郭正林教授、郭巍青教授、张海清副教授、谢霞飞副教授等诸位学长在面试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于本书的修改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在修改过程中融入了他们的智慧。在我来到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任教后，在院长任剑涛教授、副院长肖滨教授和马骏教授的关怀和热心帮助下，本书又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幸得到诸多朋友或同学的帮助。在此要特别感谢何俊志、王向民和郭台辉等三位师友举行的定期茶会，与他们的交谈和切磋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使我体会到了思想的空间和思辨的乐趣。也感谢张向东、胡涤非、岑树海、汤艳文、李瑞昌、刘圣中等诸位同学，他们的智慧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灵感，而他们的鞭策则为本书的尽早完成提供了动力。  最后，我还深深感谢我的家人。没有妻子王鹏艳为我提供的稳定“后方”支援，我就不可能六年如一日地负笈他乡、潜心攻读。女儿使我在学习之余多了一份童真的乐趣，也常使我平添几分人生苦短、瞬息芳华的感叹!

写完这些，宁静的中山大学早已笼罩在夜幕之中，四周一片安宁。凭栏遥望苍穹，天上星光闪闪，感觉它们是那么的高，是那么的亮，就像黛蓝的天幕上镶嵌着颗颗钻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人类理智星空闪烁的群星当中，吉登斯与其他思想家的智慧之光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幅绚烂璀璨的图景。我将凝望这片星空，细细地欣赏，不懈地求索。

郭忠华

2005年5月1日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