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批装帧简陋的“黄皮书”出版后竟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带星星的火车票》就是其中的一种。小说主人公吉姆卡是一个敏感的、富有叛精神的少年。本书用真正的少年语言叙述了主人公及其同伴怎样挑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找纯洁与真理，并最终找到各自的归宿和爱情。这本被称作俄罗斯版的《麦田守望者》此次是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

《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1963年做为“黄皮书”（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至1976年期间，这批“黄皮书”在北京悄悄流传，据说是“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

第一部 是幂儿还是字儿

第二部 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

第三部 “双维”体系

第四部 当社员

我是个守规矩的人。我看见红色信号：“停”，我便停下来。直到看见绿色信号：“走”，我才走。我的弟弟却不然。吉姆卡总是瞪着眼往红灯上闯。就是说，他总是想到哪儿去，就往哪儿跑。他才不管你什么信号不信号呢。他刚从一家面包铺出来，塑料袋里提着一个长面包。他向那来势凶猛、光彩夺目的“蓬提阿克”瞥了一眼，看它一拐过去，便径直跳进汽车的洪流里。我向前望去，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他带有那种斑点的捷克式衬衫、我不知出处的裤子、澳大利亚式便鞋和留着法国式短发的俄国人的头。他很安全地躲过两辆“胜利牌”、一辆“伏尔加”和一辆“司考达”，便落进交通警的手里了。我听到背后有两个老太婆在议论着：

“我的心都凉了。现在的这些精神病人，真没办法!”

“他那裤子是反穿着怎么的?衣裳缝都在外边露着呢。”

绿灯亮了。我穿过马路。吉姆卡站在交通警的小亭子旁边，嘟嘟哝哝地说：

“证件没有，钱也没有……”

我给了五个卢布，领到一张收据。然后我和弟弟一道向前走去。

“你这人真奇怪，”他对我说，“把钱送给警察。真奇怪!”

“要不，他们早把你带走了，”我说。

“带走!我还没听说过呢……”

一种美国小轿车。

吉姆卡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东张西望。他往自动卖水机里扔了一枚五戈比的硬币，便喝起汽水来，我等他喝完，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现在快到我们家的门口了。

“论文怎么样?找到辩驳人了吗?”吉姆卡问。

“是呀，找到了。”

“是好伙伴吗?”

“谁呀?”

“辩驳人呗，是懂交情的朋友吧?不是畜生吧?”

“是好样的朋友。”我摹仿着他的调子干笑着说，不禁想起那些辩驳人来了。

“嘿，太漂亮了。我祝贺你。你得请客了。”

我们走进房子，上了楼梯。

“今天有什么吃的?”我问。

“不必担心，都是你爱吃的，”吉姆卡挖苦地说。“我跟妈妈可费尽了心思。‘我的维克多爱吃肝儿’——我就跑出去买肝儿。‘他现在需要维生素’——我就坐车上市场，去给您先生买维生素。‘他不能吃硬面包’——我又往面包铺跑。苏联的学者们可以安心工作，不必为吃饭问题发愁。这就是我们的成就的秘密所在。我是一个平凡的火头军，可以保证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得到含有大量卡路里的食物!只是你们要快点儿把人送上天去，把我第一个送上去。这一切我都厌烦死了。”P3-4

一

《带星星的火车票》，一个很有些费解的书名，原文为3Bасилий　билет，其中的3Bасилий访是“星星”一词的形容词，有“星星的”、“星状的”之意，而билет则泛指一切“票”、“券”、“证”之类的东西，因此，这部作品又有《星际旅行券》的别译，不过相比之下，《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是更确切一些，尽管这里所“带”的“星星”是双关的，不仅指天上的星星，也指剪票时打出的星状小孔，而那张票证就更不一定是“火车票”了，也许，译成《带星星的车票》更合适一些?

我们还是来看看小说中几处点题性的描写吧。

在第一章的第二部，主人公之一的哥哥维克多这样写到了“他的车票”：

我坐到窗台上，点起一支烟。在我的背后是“巴塞罗那”的庭院，再过去便是邻近的楼房，把整个窗户都遮住了。天空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窗台上躺下来，便可以看到一小块长方形的星空。我现在也很想沉湎于我最喜爱的天地：在窗台上躺下，头枕着胳膊，什么念头也没有，静静地凝望着这块长方形的天空，它很像一张火车票。这是一张星孔的剪票器剪过了的票。仿佛在谁的诗里有过这样的比喻。任何人也不知道我的这张票。我对任何人也从来不提起它。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它的。但许多年来，每当我感到十分疲倦的时候，便躺在窗台上，凝望着我的这张带星孔的票。

在弟弟吉姆卡出走之后，哥哥维克多在自己的斗室面对自己、面对女友舒洛奇卡，先后两次谈到了那“一小块长方形的天空”：

这二十八年来我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凝望被星星的剪票器剪过的车票。那里今天是什么星星呢?好像是天鹅座的尾巴。……我凝望着窗外，有的时候我开始相信这张票毕竟是为我准备的。

(我)还把窗子里带星星的票指给她看。还对她解释，那儿是天鹅座的尾巴，虽然我相信那儿完全是另外一个星座。我还告诉她，这就是我的票。她竟完全懂我的意思了。

在小说的结尾，弟弟吉姆卡无意中躺到哥哥躺过的窗台上，于是也发现了这张票形的天空：

我仰卧在窗台上，凝望维克多曾经望过的一小块天空。突然我发现这一小块长方形的天空很像一张火车票，只是被星孑L的剪票器剪过了。

真有趣。可不知维克多注意到这张票没有?

我凝望着天空，望着望着忽然天旋地抟起来，一切的一切，生活中已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开始旋转，我已经分辨不清，躺在窗台上的究竟还是不是我。只是觉得许多具有高深莫测意义的真正的星星，在我头上不停地旋转起来。

不管怎样

这个现在就是我的带星星的火车票!

不论维克多注意到它没有，这总是他留给我的。票有了，但是往哪儿去呢?

原来，“带星星的火车票”，就是兄弟俩躺在窗台上才能看得见的那“一小块天空”，他俩把这片天空称为“我的车票”，不仅因为这片长方形天空的形状像车票一样，而且在夜晚还可以看到其上那些像剪票器打出的星状孔洞一样的星星，更是因为，这片天空对他们构成了某种呼唤，在呼唤他们脱离狭小的空间，走向更广大的空间，于是，这片车票状的天空，也就成了青春之憧憬的对象，成了个性之自由的象征。因此，我们感觉到，《带星星的火车票》这个较之原文有些费解的中文译名，反而更多地传导出了某种幻想的色彩和朦胧的意味，似乎更贴近作家的本意了。

二

这部小说有两个主人公，即二十八岁的哥哥维克多和十七岁的弟弟吉姆卡。学习成绩一贯优秀的哥哥顺利进入研究机构，眼下正在撰写副博士论文，有着远大学术前程的他，却由于坚持学术良心而主动放弃了论文答辩；不爱学习的弟弟时尚而又叛逆，最后与几位好朋友一起离家出走，从莫斯科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塔林，后来在渔业公社里当了渔民。小说共分四部，第一、三部是哥哥维克多的叙述，分别是关于兄弟俩的成长环境“巴塞罗那”公寓的生活和研究所里学术活动的描写；第二、四部是弟弟吉姆卡的叙述，分别写到了吉姆卡等人的出走经过和后来自食其力的生活。两个主人公轮流出场，以第一人称“我”来讲故事，这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叙述空间，还使两个人物的心理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揭示。

哥哥维克多和弟弟吉姆卡，一个勤奋好学，一个厌恶学校；一个被视为家庭的骄傲，一个被目为都市里的准阿飞，这似乎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青年。然而，年龄相差十岁(半代人的差距)的哥哥和弟弟，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却在不断地走近，哥哥从看不惯弟弟到同情、默许、帮助他的出走，再到前去塔林探望弟弟，而弟弟则从不屑于哥哥的“榜样”到出走之后对哥哥的依恋，见到哥哥时的感动以及最后对哥哥的怀念，兄弟俩之间的理解和情感在不断地增进。更为重要的是，哥哥和弟弟作为两种类型的青年，身上却体现出了某种共性，即对既定社会现实的叛逆和抗争。如果说弟弟吉姆卡体现着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叛逆，那么哥哥维克多则代表着一种学术上、思想上的抗争。作者通过对这两个年龄、性格和职业都反差较大的兄弟两人形象的塑造，更为丰富、立体地揭示了青年一代的整体生存状态。

所谓的“代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刻意的突出。小说中的成年人大都是庸俗的，守旧的，招人烦的，“巴塞罗那”公寓中的市民们自不必说，就是兄弟俩那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也是缺少生活情趣、没什么个性的，而研究所里的首长和主任，电影界的大编剧伊万诺夫一彼得罗夫和著名演员道尔果夫，更是一些自私、无耻的小人，他们总想在年轻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权威，或是占一点便宜。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年轻人则要可爱得多了。杰尼索夫兄弟之问虽然志趣不同却感情很深，吉姆卡和尤尔卡、阿利克、嘉丽娅的纯洁友谊让人羡慕；除了维克多在研究所里那位势利的同事鲍里斯和吉姆卡在塔林偶然遇见的那位在莫斯科“严打”期间逃出来的弗拉姆，他们在火车上遇到的伊戈尔、舒利克和恩德尔，他们在塔林结识的琳达、乌尔维和瓦特工厂的工人们等等，小说中的青年人全都大度而又随意，真诚而又善良。作者似乎有意在用这样的对比来强化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来突出两代人在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方面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就是一个现代版本的《父与子》。

“代沟”的存在，首先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形成的不同世界观相互对峙的结果，就是青年一代试图尽快确立自我而向现存规范发出挑战的结果。小说中的吉姆卡等人在“巴塞罗那”居民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跳舞；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当众抽烟；他们集体出走，到大海里畅游，到酒吧里喝酒；他们恋爱，他们痛苦——他们的所有这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想尽快地长大，尽快地显示出真正的自我，尽快地过独立的生活。他们讨厌喋喋不休的教训，反感大人们的迟迟不肯放手，不愿接受按照成人的生活哲学为他们选择的奋斗目标和未来模式。而维克多的所作所为，则在更高一层意义上体现出了青年人对真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小说中的年轻人时时处处感觉到了成长的烦恼，他们也为成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表现为他们出走之后的忍饥挨饿、输钱、失恋和受骗上当，而且还表现为嘉丽娅的失去贞洁和维克多的失去学位。但这种烦恼和代价所换来的，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真实、自然的态度。在小说的最后，维克多因为空难而死去，没有完成他在科学和人生上的真诚追求，吉姆卡和他的伙伴们当了渔业公社的社员。用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都算不得成功。在小说的结尾，看到了哥哥留给自己的“车票”，吉姆卡依然彷徨：“票有了，但是往哪扎去呢?”但是，他们的求索中却至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赞赏的生活态度，即不带任何面具地生活，不伪装高尚，不冒充伟大，不吹嘘怀有那种空洞的、人云亦云的远大理想，不生活在虚妄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之中。

阿克肖诺夫之所以要这样来处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作者写作《带星星的火车票》的时候，恰逢苏联社会的“解冻”时期。后斯大林时代出现的新旧两种世界观的较量，对传统价值的重估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间接的、形象化的体现。其次，随着苏联社会的“解冻”，西方的文学和文化开始渗透进苏联社会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带星星的火车票》刚一发表，就有批评家看出了美国当代文学对阿克肖诺夫的影响，“垮掉的一代”作家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1957)，尤其是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1951)，都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有着相似的人物、情节结构和主观情绪。阿克肖诺夫精通英语，曾翻译过英文小说，他在当时也像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对包括美国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化怀有强烈的向往，而在“解冻”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作家对僵化意识形态的解构往往都是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推崇结合在一起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可以把《带星星的火车票》视为一部俄罗斯版的《麦田守望者》。最后，在世界文学中，成长的烦恼也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谓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等早已构成一种题材传统，而“父与子”、“代沟”、“叛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之中。其实，只要还存在着成长，就永远存在着成长的烦恼，也就永远存在着关于成长烦恼的文学叙述和思考，而文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关于青春的记忆。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本写于五十年前的小说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很强的可读性。一九六三年，在这部小说发表两年后，我国就出版了其中译本，译本作为所谓“黄皮书”之一种，标明“供内部参考”，实际上是“供批判用”，连译者都迫不得已地在《关于作者》的附记中写道：“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资产阶级颓废的人生观，美化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准毒草”却吸引、感染了很多人，此后也一直很受我国青年读者的追捧，一些后来成了作家和学者的人，曾对我谈起他们当年偷偷阅读此书时的快感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在写作此序的时候，我把此书拿给正在读大学的女儿看，她一天之内看完全书，然后对我说：“这书挺好看的。”五十年过去了，两三代青年又已经不再年轻了，然而，作为成长之烦恼的文学，仍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作为青春之记忆的文学，仍会不断地勾起我们的怀旧和思索。

三  写作《带星星的火车票》时的阿克肖诺夫，自己也还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作家。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阿克肖诺夫于一九三二年生在喀山。父母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却在三十年代受到迫害。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童年主要是在孤儿院中度过的，其间也在母亲的流放地、西伯利亚的马加丹生活数年。阿克肖诺夫的母亲叶夫盖尼娅·金兹堡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她的描写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险峻的旅程》曾在苏联国内外风靡一时。一九五六年，阿克肖诺夫自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医生。三年之后，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一九六。年发表在《青春》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同事们》给他带来声誉，小说多次再版，还被迅速地改编为戏剧和电影。《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同样发表在《青春》杂志上，同样赢得了广泛的阅读。

发表了《同事们》和《带星星的火车票》之后的阿克肖诺夫，被视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文学中所谓“青春散文”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所塑造的叛逆性格及其自由精神，其作品所体现出的现代手法和解构特征，是其创作最清晰的识别符号。他在六七十年代陆续发表的重要作品有：中篇《摩洛哥的橙子》，作品由十八个章节构成，每个章节都系某一个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而由摩洛哥进口的橙子则成为一个穿针引线的象征物；中篇《滞销的桶》，作品中的“主角”就是一只桶，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全都爱上了这只桶，将其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作者似乎是在用这只桶来象征某种未必具有真正崇拜价值的偶像；中篇《寻找体裁》，其主人公帕威尔·杜罗夫是一位魔术师，“奇迹的创造者”，他(或者说是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魔术究竟还有没有用处，当今的人们是否还需要“奇迹”?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阿克肖诺夫创作“出格”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受到苏联官方批评的指责，赫鲁晓夫就曾公开对其作品表示过不满。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间，阿克肖诺夫在美国发表了一些作品，不久，他又和其他几位青年作家联合创办了地下文学杂志《大都会》，这些举动加深了他和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九八。年七月，阿克肖诺夫夫妇应邀前往美国访问，到了美国之后得知，他和妻子的苏联国籍已被剥夺。之后，阿克肖诺夫侨居美国，在美国的大学中任教，同时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在美国，他在国内写作但一直未能面世的一些作品陆续发表出来，同时也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长篇《灼伤》，作品由五个父称相同的主人公的追忆组合而成，作品的结构很独特，每个场景或片断都由不同的主人公出面分别叙述一次，作者称其为“六七十年代的纪事”，批评界则说它是“唱给逝去的青春时代的哀歌”，有评论者认为，将这五位分别为作家、医生、雕塑家、萨克斯手、物理学家的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和情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的童年”(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克里木岛》则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特征，作者假设克里木不是半岛而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它没有被划入苏联版图而一直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繁荣”，这个苏联人心目中的西方文明的等价物，最后却被苏军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地攻占。阿克肖诺夫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昼夜不停》、《纸上的风景》、《寻找忧伤的婴儿》和《蛋黄》等。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九九。年，阿克肖诺夫被恢复俄罗斯国籍。在这之后他经常回国，其各个时期的作品也都在俄国不断再版，并有多卷文集面世。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间，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长篇三部曲《莫斯科传奇》出版，这部作品描写俄国医生鲍里斯·格拉多夫一家三代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间的生活历史，作者让家庭的变迁与民族的命运相互映照，在叙述格拉多夫家的遭遇时大量引用了当时苏联和欧美各国的新闻报道片断，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史诗性的风格。阿克肖诺夫的近作还有《甜蜜新风格》等。

如今，《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作者已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纵观他的创作历史，我们却能感觉到其中贯穿始终的青春激情。阿克肖诺夫是从《青春》杂志起步的，还曾担任过这个杂志的编委。他被视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青春散文”的代表作家，其早期的作品也几乎全都是以青年人的生活为对象的。在作家步人中年和老年之后，童年的生活和青春的记忆则又成了他作品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在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中，我们始终能读到那种青年人才有的对周围世界的强烈的怀疑精神，对未来生活的充满激情的渴求，以及对以“父辈”的生活为代表的教条的行为方式和僵化的社会规则的不满；与这一创作主旨相呼应，我们在阿克肖诺夫的创作中也一直能够感觉到他不懈的创新努力，他的作品风格多变，具有浓重的先锋色彩，作家似乎非常惧怕重复自我，他试图不断地突破自我，“寻找体裁”。这就是说，无论是就阿克肖诺夫创作的历程和个性而言，还是就其创作的主题和风格来说，阿克肖诺夫都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青春作家。

刘文飞

2006-04-28

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