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1994～1997年对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的追踪研究成果，全方位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也回应了葛学溥以来华 南汉人社会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宗族、民间信仰、国家与村落社区关系等。

本书是对一个汉族村落社区进行追踪研究的成果。

本次追踪研究的村落叫做“凤凰村”。提起广东省潮州市的凤凰村，对于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工作的人来说大概不会陌生。美国的社会学家葛学溥(D．H．Kulp)，20世纪20年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华南沿海地区一个名叫凤凰村的地方，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该书详细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是较早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汉族社会的重要学术著作之一，他的个案研究及观点被后来从事汉族社会研究的诸多中西方学者所引用。

Preface

导　论

 一　引子——学术疑案的解开

 二　研究的经过

 三　研究的意义与主要内容

 四　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章　自然生态与社会背景

第一节　调查点所在市的基本情况

 一　概况

 二　历史沿革

 三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第二节　潮州文化特色和在潮汕文化中的地位

 一　潮州文化的地方特色

 二　潮州人的性格

 三　潮州在潮汕文化中的地位

第三节　调查点所在镇的基本情况

 一　概况

 二　归湖的人文历史背景

第二章　凤凰村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节　凤凰村与华南汉族社区研究

 一　国内外社会人类学家对华南的研究

 二　香港、台湾等地汉族社区的研究

 三　凤凰村、广东与村落社区研究

第二节　凤凰村与潮汕文化的研究

第三节　追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例

 一　文化变迁的理论

 二　变迁研究的方法与追踪研究的先例

 三　具体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村落社区研究的方法论

 一　“小地方与大社会”问题的提出

 二　社区研究

 三　凤凰村的代表性

第三章　凤凰村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经济生活的变迁

 一　解放前的经济生活

 二　解放后至1983年的经济生活

 三　1984年至今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凤凰村的家庭经济

 一　家庭的主要职业和次要职业

 二　家庭企业经营

 三　家庭收入

 四　家庭设备

本章结论：过密化乡村的发展之路

第四章　凤凰村的人口

第一节　凤凰村近百年来人口的发展

 一　1918～1919年的人口

 二　1951～1958年的人口

 三　1960年至今的人口

第二节　凤凰村的人口特征

 一　人口年龄组合与性别

 二　人口金字塔

 三　人口与生育

 四　家庭与人口规模

第三节　凤凰村的人口变动

 一　人口机械变动的类型

 二　人口的自然变动

 三　人口流动与华侨人口

 四　婚姻与人口变动

本章结论

第五章　凤凰村的婚姻

第一节　婚姻的基本概况

 一　婚姻的分类

 二　解放前的婚姻情况

 三　笔者调查的婚姻状况

第二节　解放后的婚姻

 一　初婚年龄提高

 二　传统婚俗的持续

 三　聘礼

 四　嫁妆

 五　婚后居住方式

 六　婚姻与职业

第三节　离婚、通婚与婚姻圈

 一　离婚

 二　婚姻圈

本章结论

第六章　凤凰村的家庭

第一节　家庭的组成与分类

第二节　凤凰村家庭的变动

 一　婚姻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动

 二　现在的家庭结构变化

 三　家庭内部事务的决策与分工

第三节　继承与分家

 一　分家的概念与过程

 二　现在的分家与继承

本章结论

第七章　凤凰村的宗族制度

第一节　戴氏宗族的起源

第二节　祖先崇拜

第三节　宗族的衰落与复兴

本章结论

第八章　凤凰村的“轮伙头”与老人赡养

第一节　轮伙头的前提

 一　人口年龄结构特征

 二　家庭类型

 三　分家

第二节　凤凰村的轮伙头

本章结论

第九章　凤凰村的信仰与习俗

第一节　民间信仰的复兴

 一　沟口村

 二　凤凰村

第二节　村庙与祭祀圈

 一　村庙：福灵古庙

 二　拜老爷生

 三　其他信仰

 四　游神赛会

第三节　岁时节庆与人生礼仪

 一　岁时节庆

 二　人生礼仪

 三　禁忌

本章结论

 一　民间信仰复兴的特征

 二　民间信仰与现代化

第十章　凤凰村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村落文化名人与村落认同

第二节　学校与教育发展

第三节　凤凰村文化教育的变化

本章结论

第十一章　凤凰村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行政区划的变革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二　人民公社运动

 三　“文化大革命”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后

 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二　村落领导人的变化

 三　村落社团

本章结论

第十二章　凤凰村与周围村落的关系

第一节　归湖的姓氏来源与聚落形成的过程

 一　村落与姓氏

 二　村落的创建与发展

 三　各姓氏的来源

 四　聚落与集镇的发展

第二节　归湖的神明与信仰

第三节　游神赛会与社区中村落之关系

本章结论

第十三章　凤凰村未来变迁的方向

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精耕农业

第二节　乡村都市化是乡村人口转移的必由之路

第三节　凤凰村的乡村都市化

本章结论

第十四章　结论

第一节　主要结论概述

第二节　凤凰村变迁的原因

 一　变迁的外部因素

 二　村落社区的内在因素

 三　传统复兴与现代化

第三节　葛学溥其人其书

参考文献

后记

笔者身在广东，又是从事人类学工作，遇到国内外同行，常常向我提起凤凰村。前两年在北美做访问学者，更有人问起我凤凰村的现状，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仅在他人的一些著作中看过有关凤凰村的只言片语，根本没见过原作，当然答不出来。这样，促使我打定主意回国后一定要寻访凤凰村。学术史上曾有过许多追踪调查的经典之作，但相隔近80年又重访研究的例子倒不多见，这值得笔者一试。当然，如果能寻找到凤凰村，追溯一个村落近一世纪的变迁史，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

无独有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庄英章教授对重访凤凰村也极感兴趣。几年以前，他曾到潮州寻访凤凰村，由当地官员领到了一个叫凤凰镇的地方。虽然没有找到凤凰村，却品尝了一回凤凰山的名茶。当我说起要寻访凤凰村时，他立即表示支持，并从他的研究项目中拨出部分经费。

愿虽已许，但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据美国的同行介绍，葛学溥根本没有去过凤凰村调查!参与调查的是葛学溥的学生。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university of British(Mumbia)的约翰逊(G.E.Johnson)更详细地说，英国的弗里德曼(M.Freedman)曾到美国就此事问过葛学溥，而葛学溥本人说没有到过凤凰村。果真如此，葛学溥书中描述的是否真实、可信，甚至是否真有凤凰村存在呢?如果真有凤凰村，经过了近80年的沧海桑田，凤凰村能否保存下来呢?如果保存下来，我们能否辨认出来呢?这样，我们的追踪调查就负有解决这段学术疑案的任务了。

1994年，将凤凰村作为“华南沿海农村文化比较”项目调查点之一，我们前往潮州寻访凤凰村。下面是寻访凤凰村的经过。

1994年10月，我们带着原书和在地理系借的详细地图来到了潮州市。我们在档案馆、方志办、文管会查阅了相关资料和询问了一些人，对于葛学溥1918年来调查的事既无记载，亦无人所知。我们只有凭借原书一张简略的地图来判断方位，估计大概在潮安县的归湖镇境内。    P导论2-3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研究迥然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后者侧重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Madsen，R．)的话说：“当代中国(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研究，是美国社会学中一个较新的分支，至今不过40余年。”尽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传统的汉学迥然有别，但是这一领域的创建者却是一位卓越的汉学家、历史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而他当年创建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自然也成了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重镇。

纵观当代中国研究近5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这一领域的发展动力在前30年和后20年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当代中国研究的目的，是因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旧中国的战乱和分崩离析，而且宣告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制，它不仅与旧中国迥然不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当时的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意识到了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尽管从主观上来说，当代中国研究是“冷战”时代的产儿，但在客观上它却为一门大有前途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前30年相比，1978年后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不但来源于西方世界，也来源于中国本土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但其共同的背景是此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困窘并存的现实，在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和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涉足当代中国研究，用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正是如此，在西方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的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学术论文也成为诸多主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扛鼎之作。

正是鉴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在以往的50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一门有着社会科学原创能力的显学，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向中国学界推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和主要学术观点，我们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联袂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研究译丛”，专门收录、翻译、出版由海外社会科学研究者撰写、以非汉语言文字首度出版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教育、传播等诸领域研究的学术著作；同时配合编辑出版《中国研究》杂志和“当代中国研究论丛”，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形成由研究论文、研究著作和翻译著作立体合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增进我们从不同视角入手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所幸的是，我们的倡议获得了包括本译丛编委在内的海内外学者的积极呼应。而现在我们推出的《中国研究论丛》就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中国研究论丛》能够收录海内外华人社会科学家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精品之作，不仅展现包括大陆学者在内的华人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祖国的认识和解读，也能够通过这种展现带动华人社会的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发端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一定能够在中国本土扎下根来，成为增进中外学界交流的桥梁，并为中国与西方、与全球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本书从调查到写作历经五载，书中的导论部分已经记述了调查和写作过程，此不重复。

1998年上半年完成初稿，并作为博士论文于6月3号通过答辩。在此，我首先要感谢答辩委员会的先生们。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宋蜀华教授，成员有曾昭璇、容观琼、黄淑娉、司徒尚纪和周星等教授。答辩委员会既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不成熟之处，这些成为我修改论文的起点。

1998年8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虽然资助的是访问学者，可对我来说还真成了“博士后”研究。在哈佛我的目标是充实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和收集人类学的资料。正好遇上杜维明教授主持的“儒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每星期一次，名为儒学实则包含的内容极广，所以给我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参加哈佛大学人类学和东亚系的学术活动，我还参加了人类学系华琛(J．watson)教授的讨论课并参与讨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不少讲座，中心的主任傅高义教授热心地邀请我参加一些中心的讨论会。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和经济文化研究所的罗伯特教授与我交换了不少意见。经过了半年的积蓄，我才开始埋头修改本书。在此之前，我已请冯小双先生对本文作文字上的校对和修改。波士顿大学的李建生博士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原文表格数据太多，读起来不流畅，建议删除一些表格，增加一些故事。此次修改，我“忍痛”删除了部分表格，增加了一些个案；同时每章都在结论部分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一些章节的讨论完全可以扩充为独立的论文；在结构上也作了调整，去掉了一些博士论文的“八股”，将一些原来合并的部分独立成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笔者虽然自1986年以来开始做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但一直没有就某一社区做全方位的民族志式的调查。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民族志的调查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人类学学科的特点就是调查研究的深入、细致和全面，所以选凤凰村作为调查点，既是为乡村文化做变迁研究，同时也是为培训我自身的基本技能。虽然有关凤凰村研究的策划和课题的申请都是笔者负责的，但调查能够完成离不开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先后参与过风凰村调查的有张锋、庄英章、黄淑娉等先生，以及1993级4位懂潮州话的学生王培之、林俊钦、辛伟贤、温志昌等，在我分析的资料中包含了他们的劳动。同时要感谢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华南沿海文化比较”项目研究经费以及岭南基金对田野调查的支持。

我的导师黄淑娉教授在论文写作前后与我讨论多次，并曾亲自到凤凰村调查，对我的写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论文完成后还逐字逐句修改。她严谨的学风、认真的态度和高尚的品德不仅提升了我的学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做人的榜样，使我懂得了做人比做学术更为重要的道理。我对先生感激之情，不是用文字和言语能表达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庄英章先生不仅资助我凤凰村研究的启动经费，还两次邀请我到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使我获益匪浅。他热心支持后辈学术研究的精神令人感动。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教授，对我的帮助甚多。他不仅指导我进行都市人类学调查，还寻找机会使我有机会于1993年到美国进修，同时还是多年合作的朋友。他对我的凤凰村研究一直非常关注，1996年曾去凤凰村考察，并积极帮我寻求英文出版机会。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詹逊教授非常关心凤凰村的研究，他不仅送给我葛学溥的原作，还亲临凤凰村考察，对我的研究予以肯定。

要感谢人类学系的领导给予我调查和研究的时间，要感谢容观琼、龚佩华、商志□、刘昭瑞、张镇洪、张镇江、张应强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以及资料室老师的帮助。也感谢学校科研处、财务处在工作上提供的服务。

要感谢参加哈佛燕京学社周五人类学讨论会的朋友们，他们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张询、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波士顿大学的李建生(现在哈佛大学工作)、中山大学的李新春、台湾交通大学的曾华碧。在讨论会中，我从各位朋友那儿获益不少。

要感谢北京大学高级研讨班的老师和同学们，费孝通、钟敬文、宋蜀华、李亦园、乔健、金光亿、中根千枝等老师的教诲，以及马戎、庄孔韶、格勒、周星、周晓虹、王铭铭、石弈龙、麻国庆、徐杰舜、李友梅、纳日碧力戈、黄平、张海阳、罗红光等师长们的批评和帮助。

要感谢一些朋友和同学对我研究的支持和鼓励，他们是何国强、覃德清、郭凡、郭正林、陈春生等。要感谢孟宪范、冯小双、谭深等先生，他们不仅审阅过本文，还提出了相当好的意见。

要特别感谢韩山师范学院的陈香白教授，他不仅对我开放他的私人藏书，还介绍了许多潮州地方的知识。我也忘不了潮州市档案馆的朋友们热情提供方便和服务。潮州市方志办、文管会、政协、人大都给我的资料收集提供了方便。感谢汕头大学的黄挺老师慷慨送给我潮汕文化的研究资料。尤其要提到的是陈瑞和同学，每次路过汕头都是他热情接待和迎送。感谢归湖镇办公室、文化站对我多次的接待和工作上的支持。

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对我的理解和帮助，因为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离别给家庭增添了不少的事情。

要感谢所有支持我、鼓励我的老师、朋友们!

我愿以此书纪念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梁钊滔先生!不是他创办人类学系，笔者根本无缘入人类学之门。

我愿将此书献给凤凰村的村民们!当年，他们支持了葛学溥的研究，其族人戴天纵更是主要的调查者和资料收集者；而今，他们又热情地支持和接待了我的再研究。没有他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实践活动，根本就不会有学者们的“凤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