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第三步曲，作者描写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从这个被真实记述下来的教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生活底层与劳苦大众的直接接触，深入社会，接受革命者思想影响和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养料是他得以成长，从生活底层攀上文化高峰的重要条件。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本书记述了阿廖沙在喀山时期的生活。16岁时，阿瘳沙带着梦想，背井离乡，去喀山求学。艰苦的生活逼迫他不得不日夜劳碌奔波。在沙俄军队大杂院里，在船上，同下层劳动人民一起，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及思想者们一起，与艰苦的生活做着顽强的抗争。他想尽一切办法读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在这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里，他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最终成长的一个坚定的战士。

正文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小说中常有的那样一种“坏人”——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摇身一变，个个成了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天气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河，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中，在那里边吃边喝，议论各自的事情。但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方面各种莫名其妙的纠葛，特别是有关女人的话题。他们谈起这些问题时，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满腹的忧伤，有时候感人至深，但几乎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在窥探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可怕的、出人意料的情况。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天空漆黑，星光暗淡，坐在闷热的洼地上，置身于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由于这里距伏尔加河很近，空气非常潮湿。黑暗中，轮船上的一盏盏桅灯，像许多金色的蜘蛛，缓缓地向四面八方蠕动。它们爬向山石构筑的岸边，在一片黑暗中，像万家灯火，构成了一条火的长龙——它们是各家小饭馆和有钱的乌斯隆村各家窗户发出的灯光。轮船两边划水的叶片拍打着水面，发出低沉的响声；鱼贯而行的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像鬼哭狼嚎一般；什么地方有人用斧子在敲打铁器；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凄楚哀婉的歌声，有人在抒发内心的感情——歌声沁人肺腑，在人的心头上平添一丝淡淡的忧愁。

听着人们在轻声细语，娓娓而谈，更让人感到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们都是在思考人生，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些什么。他们在小树林里，或坐，或卧，抽着香烟，偶尔——决不贪杯—一喝一点伏特加酒、啤酒，然后，抚今追昔，回首往事。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不知是谁躺在地上说。

大家听完他的故事后，都表示赞同，说：“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老听见他们说“常有的事”、“都可能发生”、“司空见惯”这些词儿，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今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切都已经经历过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之间拉开了距离，但毕竟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而且，按照我的经历的全部逻辑，如果我今后与他们为伍，那是很自然的事。我追求上进、希望学习的愿望受到了伤害——这一点也在把我推向他们。当食不果腹、满肚子怨恨和苦恼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去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而且不单单是针对“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情怀使我不能够半途而废，放弃我注定要走的道路。当时，除了富于人道精神的勃菜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格调不高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正儿八经的好书。这些书在激励着我追求某种尚不甚明确，但比我的所见所闻要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了新的体验。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有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我特别喜欢。他皮肤黑黑的，头发也很黑，像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黑点，像沾了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游戏来得心应手，讲起话来非常风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好苗子。但是，他几乎像所有俄国有才能的人一样，只靠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吃饭，不想进一步去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他听觉敏锐，乐感好，喜欢音乐，能够熟练地演奏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但他不愿意去掌握更高级的、难度更大的乐器。他生活贫困，穿得很差，但他身上的破衣烂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脚上的破皮靴，与他的剽悍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作风，倒是非常相称。

他像是一个久病初愈的病人，刚刚才能够起来行走；又像是一名昨天才从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令人愉快的；他感到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兴冲冲地又蹦又跳，跟遍地开花的烟花爆竹一样。

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后，便让我搬到他那里住，去当一名农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特、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了；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鱼市街那幢很大的破烂不堪的房屋，它好像是由许多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幽灵似的无用之辈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就住在走廊楼梯下的一个阁子间里；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床，走廊的尽头紧靠着窗子，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有三个房间的门冲着走廊，其中两间由妓女们住着，第三间住的是教会学校一个患肺结核的学数学的学生。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样子看上去有点吓人：棕红色的头发，一脸胡子拉碴，身上穿的破破烂烂，勉强遮盖着身子。透过衣服破烂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发青的皮肤和一根根瘦骨嶙峋的肋骨。

他好像就靠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都快啃得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在画什么东西，计算来，计算去，吭吭喀喀，不停地咳嗽。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出于怜悯，她们常常在他的门口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的东西，拿回房间，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要是她们忘记放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有给他送这些东西，他就会打开门，冲着走廊，哑着嗓子喊道：“面包呢！”

从他那深陷的两个黑眼窝里，流露出躁狂症患者常有的那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傲慢神色。偶尔有一个其貌不扬、矮小驼背的人到他那里去找他。这个人是个八字脚，酒糟鼻，戴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面色蜡黄，一脸奸笑——整个一个阉割派教徒。他们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能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着，莫名其妙地一声不吭。不过，有一次夜里已经很晚了，那个学数学的学生声嘶力竭地把我叫醒说：

“我告诉你，这是一座监狱！几何学，是个笼子，没错儿！是个捕鼠器，没错儿！是一座监狱！”

那个驼背的丑老头尖声尖气地嘻嘻笑着，翻来覆去地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儿，而那个学数学的学生，这时突然大吼一声：

“滚！见你的鬼去吧！”

他的客人被狼狈地赶到了走廊，嘴里骂骂咧咧，身上披一件宽大的斗篷。那位学数学的学生则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凶神恶煞似的，把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傻——瓜……我能够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要聪明！”

然后，他使劲在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被震落了下来。

后来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过数学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给报纸当夜班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戈比。因此，要是我没有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们一天就只能靠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过日子了。而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因为我必须得学习。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学的难关，特别是格式死板、内容烦琐的语法课，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根本无法把生动、难学、变化多端的俄罗斯语言纳入语法的条条框框里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我学这些东西“为时尚早”，即使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得不到这个职位。P8－11

高尔基（1868一1936年）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朴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高尔基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继而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母亲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19世纪70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于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它描述的是高尔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作品主要是写19世纪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三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谈怪论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它们和当年有人在喀山宣扬的人生如梦、为未来奋斗毫无意义的论调非常相似。请听高尔基在喀山街头遇到的一个冻得半死的历史教师是怎么说的：“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位历史教师的想法使高尔基大为惊讶，因为它和高尔基的追求大相径庭，高尔基追求的是知识，绝不是“遗忘和安慰”。

他写道：“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己是‘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荡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旨在谴责那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突显《我的大学》和当时革命活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尔基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会为大家的幸福去奋斗，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个人利益的有害理论大加抨击。充分肯定人类劳动的伟大意义和他们追求自由、知识、幸福的强大思想动力。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是天生的斗士。他说：“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一个人一定要战胜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是浪费光阴，虚度人生。

高尔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围环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他从小反抗外公家的陈规陋习，给老板干活时不遵守老板的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又常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种种歪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尤为生动。当时，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小说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写相当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当警察绝不能心慈手软，对沙皇政府心怀不满的人很多，要镇压住他们，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运转灵活的警察机构。它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对此，高尔基是有切身体验的。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自认为“目标明确”且“深谙生活之道”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懂得审时度势，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他们有的思想陈旧，有的过于年轻，而且往往脱离生活，书生气十足，只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张口闭口人民长、人民短的，但就是不见具体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谈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亲口对高尔基说的话。可是，要战胜沙皇羽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靠一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笔墨。诚然，高尔基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经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过思想危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奋战，成效甚微。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但就在这个时候，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正在觉醒起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到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19世纪80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种预感，还不能说是他的清醒认识，因为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的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够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托维多沃的村子。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难接受，或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恼，根本看不到使农民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和前景。不过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仅仅是他当时的一种思想冲动。随着他对现实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到来。对农民生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品质——热爱劳动，淳朴善良，对未来怀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学》里写道：“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充满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有滋有味。

“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酒店里一窝蜂似的凑在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甫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地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有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变得像狼一样地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是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

总之，高尔基认为，农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质要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马斯千辛万苦地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场空。有钱人挤对他不说，连穷苦农民也不支持他。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高尔基离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来往。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这时候的高尔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认识到，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小说里高尔基跟费多谢耶夫和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的谈话中足可以看出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二十岁，四年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家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