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间，东方文化与文学是出口大于进口，一向保持顺差。如果非要说中心，应该说，那时的中心是东方。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文化萧条时期，正是东方文学的繁荣发展时期。本书力图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源远流长的、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的不可剥夺的地位。

序

绪论 东方、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1

第一编 信仰的文学时代

导论/10

第一章 东方神话/14

第二章 东方史诗/36

第二编 贵族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50

第三章 东方古典诗歌/53

第四章 东方古典散文与戏剧文学/107

第三编 世俗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141

第五章 东方民间文学/143

第六章 东方市井文学/171

第四编 近代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204

第七章 东方文学近代化的四种基本模式/207

第八章 大文豪的创作与近代文学的深化/278

第九章 近代化文学的分化与终结/320

第五编 世界性的文学时代

导论/339

第十章 现代主义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繁荣/341

第十一章 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整合中走向世界/401

参考书目举要/449

名著推荐阅读书目/456

后记/466

重版小记/467

我们把东方神话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并用三节分别加以论述。古埃及神话、中国的原始神话、苏美尔—阿卡德神话是最早自发产生的、没有或很少受外来影响的神话系统，属于第一期神话。由于这些神话主要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那时统一的国家政权尚未形成，每个部落集团、每个地区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很难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于是就形成了以多神为基础，以主神为核心，多神与主神并存的状况。神界的重大决策往往是由“诸神”开会决定的。由于这些文明起步最早的民族缺乏抽象与概括能力，以“原逻辑”的具象思维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是神话创造的思维动力。因此，这些神话中神的形象往往是某种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而且大多与原始的图腾崇拜密切相联，并且还有很大程度的自然物的特征，人兽同体的神大量存在，神性也有较大局限。他们都有确定的名份职责，在特定领域内具有神功神力，而并非全知全能。

第二期神话是一神信仰的神话。波斯神话和希伯来神话是第二期神话的代表。第二期神话接受了第一期神话的多种影响，并在第一期神话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神信仰的建立表明了一个民族中心凝聚力的形成。因此，一神信仰的神话具有全民族性。它既摆脱了第一期神话的狭隘的地域性，又摆脱了偶像崇拜。一神信仰的神话表明了其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与强化。它所表现的神集创造、毁灭、保护的功能于一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加大了，人对神可感而不可触。神不再是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而是一切自然力量、社会力量的高度抽象化；不是人的本质和人的情感的对象化，而是人的力量的异化。总之，一神信仰的神话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第一期神话的原始的自然古朴，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和伦理性，并且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

第三期神话是综合型神话。这类神话大都产生于受文明中心影响和辐射的文明边缘地区。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深受三大文化体系——汉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综合影响，他们的神话也是在三大文化体系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也带有明显的热带地理文化特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也受到内地汉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带有综合型神话的特征。日本神话是保存最完整的综合型神话。综合型神话的根本观念、基本结构模式是外来的，但具体的神话形象是民族化的。P14-15

王向远同志希望我为他的《东方文学史通论》说几句话。首先，作为他的长辈和同行，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因为这不仅是作者个人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可喜收获，也是近年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王向远同志1984年考中我的东方文学硕士研究生，至今，从事东方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已近十年。这些年来，他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取得了不少成绩。据我所知，这本专著的书稿早在1988年就开始酝酿了；在1989年10月的全国东方文学研讨会上，他曾向与会者宣读了本书的基本构想，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和关注。全书草成后又几次征求我和何乃英老师的意见，几易其稿。其中的内容应用于课堂教学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于1992年获全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认真严谨的。作为个人著述的有学术个性、有深度的东方文学方面的专著，在我国可以说是第一部。我觉得，这本专著在学术上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和突破。

第一，本书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东方文学是多民族、多国别的文学，其中既有独特的民族特性，又有整体一致的东方风格。因此，研究东方文学势必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关于比较文学方法，学术界在具体运用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季羡林先生曾多次指出，现在许多同志简单地拿两个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作家，找出他们的相似或不同，即敷衍成文。季先生认为这种“X与Y”的简单比较的模式，导致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参见季先生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大出版社1991年版)。我十分赞同季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观念。它要求我们站在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高度，审视、甄别和研究各民族文学，而不仅仅是X与Y的简单比较。王向远同志的这部专著有着很强的比较文学意识，整部书渗透着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作者把民族文学、地区文学(东方文学)、世界文学三者作为比较研究的三个基轴，把东方文学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又把东方各民族文学放在东方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这种从民族文学出发的地区文学观、世界文学观就是一种比较文学观。

第二；本书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严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我国现有的几种东方文学史都是按历史年代的顺序、按国别编排的，作为教科书，那样做是可以的，但作为一部学术专著，非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可。本书理论体系的特点是史与论的统一，历史演进与逻辑线索的统一，客观史料与作者的学术个性的统一。在本书的体系框架内，东方各民族文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是一个独创的、严密而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虽然它并非无懈可击，有些问题尚待继续探索和完善，但我想不管怎样，它对今后我们的各种文学史体系的更新是有启发性的。

第三，本书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明确的文学观。总的看来，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文化学的文学观。也就是说，他始终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把民族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作者往往能从具体作品中阐释和发现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心态、民族性格、审美趣味等等。在作者看来，一个作品是作者的、更是全民族的。一个作品的价值，也就取决于这个作品多大程度的表现了该民族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作者又从发展的观点看待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反映。譬如，在《信仰的文学时代》着重阐述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和《世俗化的文学时代》着重阐释一个民族“雅”与“俗”两种文学的形成和演变，《近代化的文学时代》着重表现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东方民族精神的扬弃更新，《世界的文学时代》则着重强调东西方文学的融合和东方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包容。这样，本书既是一部东方文学史，也是一部东方民族的精神文化史。文化学的文学观使作者获得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我觉得，作者对许多为人熟知的东方名著的独特见解，都得益于这种文学观念。

最后，本书留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资料的丰富。全书论及的作家作品达200多种，许多内容是同类著作所未涉及过的，尤其是将东方神话和东方民间文学列专章论述，大大地丰富了东方文学的学科内容，也准确地反映了神话与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面对丰富的史料、复杂的文学现象，作者思路清晰，分析透辟，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不难看出，作者对国内外东方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比较了解，他吸收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在许多问题上，他又能超越已有的成果，提出自己的观点来。

总之，王向远同志的这部专著是反映近年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新水平的佳作。我愿意向东方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领域中的教学科研工作者、青年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推荐这部书。

东方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需要继续探索和发展，我相信向远同志会继续学习和进步，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东方文学研究中做出新的成绩。

1993年5月

虽说本书属于我个人的学术专著，但正如现代的所有产品大都包含着多层次的社会性劳动一样，本书从写作到出版都凝聚着许多人的劳动和心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罗湘同志的赏识，是本书得以面世的契机。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毅然将本书列入出版计划。该社编审周天先生、责任编辑林爱莲同志认真反复地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热情弘扬学术、提携作者的无私和至诚，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我的妻子亓华自始至终地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并帮助整理誊写书稿。她也是东方文学硕士，有许多想法是我们在一起聊天时形成的，按理说她应和我共同署名才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陶德臻教授、秘书长何乃英教授。我今天的收获离不开他们多年的谆谆教诲。我要感谢我的历届学生，他们对我的鼓励是我信心与勇气的源泉。我愿意将本书献给以上提到的各位，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诚挚的敬意。

王向远

1992．8．于北师大

《东方文学史通论》学术上的创新在众多同类书籍中是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显然是《通论》拥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近年来许多大学教材一拨拨走马灯似的“更新换代”，而以个人专著的身份出现的《东方文学史通论》在十年中却越来越得到读者和同行认同，并被许多同行做教材和教参。……这完全是靠着它在学术上的创新。这说明，学术创新不仅是一般学术著作的生命，也应该是教材的生命；教材要保持其真正的生命力，也必须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杨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