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原名虎冬、忠祥,后更名虎城。曾化名杨呼尘。陕西蒲城人,汉族。中国军事将领,西安事变领导者之一,坚持把蒋中正除之后快,但不被张学良所接受。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因与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被囚十二年[1]1949年9月6日,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被杀,终年五十六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贾自新编著的《杨虎城年谱》一书收录了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自1893年诞生到1949年惨遭杀害的详细生平资料。
《杨虎城年谱》一书收录了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自1893年诞生到1949年惨遭杀害的详细生平资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西安事变研究有重要意义。为编撰本书,作者(贾自新)历时多年查找资料,主要来源于民国国民政府文官处、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西安绥靖公署部分档案,国民时期主要报刊,以及《文史资料选辑》和有关专题图书。《杨虎城年谱》初版于2007年9月,此次再版,全书体例和内容未作调整和改动,重点校订了第一版文字谬误之处,重新装帧设计。
1924年31岁
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杨虎城派姚丹峰出席了此次会议。姚丹峰后来说:“孙中山回到广东,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虎城先生派我为代表去参加,我于1924年1月到广东。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
3月16日北京《晨报》报道:高峻在澄城合阳战事中完全失败。其原因大约有三:(一)部下因受刘镇华事前之运动而临时叛变;(二)与陕军各部素少联络,故遂陷于孤立地位;(三)所请之援军杨虎臣部以山路难行人来者甚少,及杨部开近白水,澄合已为镇嵩军所有。高目下虽已败退北山,而残部尚有数百人,与杨虎臣会合后是否再行反攻,尚不可知。
3月经过杜斌丞结识榆林中学进步教师王森然。王森然1982年5月说:我是继魏野畴之后,在榆中主要担任国文课的。常到我宿舍小院来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杨将军虽只念过两年私塾,没有很深的文化,但很愿意同知识分子交往。榆林中学是当地的文化中心,自然受到他的重视,和杜斌丞搞得很熟。他结识我后,一见如故。我曾用很长时间给他讲完了一部《水浒》,他对林冲、杨志、鲁达等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当时对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认识,并总结了失败教训。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对我谈论井岳秀时说:“我们是同乡,表面上他对我当然不慢怠,事实上他看不起我。”他说,平时除来这里找杜斌丞和我,很少出门,自觉寄人篱下,精神抑郁,心中不快。就井岳秀提防杨虎城“反客为主”的问题,杜斌丞自己并委托我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向井岳秀反复说明杨虎城非“池中之物”,其志决不在陕北,占不了他的地盘,井岳秀才感放心。 4月25日长女拯坤出生。拯坤后名周盼,为罗佩兰夫人所生。
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到三边,参加“陕北步兵团”。赵寿山1963年说:我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检阅使署任少校参谋兼军事教官,当时帝国主义的气焰甚为嚣张,早闻杨虎城先生颇有革命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在陕西靖国军瓦解之后,能毅然不屈,坚持革命,深受感动。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背靠苏联,进行革命,振兴国家,我于1924年春,携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刘光甫、段象武等步骑炮工人才到三边,参加了杨虎城的队伍。
5月4日《新秦日报》报道:应鄂托旗郡王之请,4月13日,李团派队与骚扰蒙汉边境的蒙匪激战,毙30余名,生擒10余名,夺回快枪40余支,马十余匹。“李团”即被改编为“陕北步兵团”的杨虎城部,李子高为团长。
5月17日《新秦日报》报道:驻扎安边之步兵团奉命剿除蒙匪。经孙团附协同姬、冯二营长追剿至喇嘛庙,匪分途逃窜。刻闻鄂托旗郡王除派员到喇嘛庙犒劳剿匪各将士外,又派亲信职员数人常川住于该庙筹商善后,并恳军队勿予遽去俾免余党卷土重来,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至该庙左右向日逃去之居民,亦陆续回家耕耘。“孙团附”指陕北步兵团团附孙蔚如,“姬、冯二营长”指营长姬汇伯、冯钦哉。
5月19日《新秦日报》报道:陕北镇守使井崧生奉洛阳吴佩孚命令,着选送学兵若干。井即向所属各团营遴选多人,并集镇守使署。已复加考验乞,备文送往洛阳。驻安边步兵团选送的16名学兵,已在其列。
5月28日《新秦日报》报道:5月9日为袁世凯私自答复日本“二十一条”之日。是日,安边城内,由半军官之教员率领学生,持五寸式绿旗,大书“取消‘二十一条’,勿忘国耻”,号鼓洋洋,穿街过巷。时在三边的陕北步兵团中校团附孙蔚如1942年说:“三边一带文化素低,本军为兴办学校,提倡教育,共办完全小学三处、女校一处、汉蒙学校一处,数年后,莘莘学子,斐然可观矣!”
6月13日《新秦日报》报道:定边红柳沟近突有土匪数十人奸杀掳掠,无所不为。县内驻军姬营长派骑兵一排前往剿办,行至砖嘴与匪撞遇,毙十余人.俘三人。
6月25日《新秦日报》报道:安边城内北部古庙甚多,向无主持,又鲜居民。日前驻军军士纷纷搬毁庙内神像,周围另筑垣墙,改筑营盘,借以腾出民房。月余可竣工。
7月6日《新秦日报》报道:驻安边的步兵团李团长,布告正法群众捆送到团部的劫匪二名。
7月31日《新秦日报》报道:定边驻军姬营长与王知事会衔,布告厉行剪发绽脚。“按户查验,倘有缠足妇女和垂发之男子,除当即勒令放足、剪发外,并以相当之处罚”。
9月22日《民生日报》报道,安边通讯:近有段象武君鉴于三边之偏僻,痛青年之失学,爰联友人薛兰生、管张之等发起青年艺学会。会址在安边,已人会四五十名青年。
9月大病,卧床不起。姚丹峰说:我1924年1月在广州参加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五六月到北京和刘允丞、张璧研究,因直奉战争已起,他们叫我回榆林见杨虎城先生,设法促使井岳秀请缨(井与直系是有联系的),派杨先生到北京,担任首都起义的重大任务。他们认为杨先生胆识过人,可以担当此任。商妥后,我于9月间回到榆林,适值杨先生重病,卧床不起,因而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回到北京。
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邓宝珊、曹世英等联名发出主和通电。并宣布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此电一出,直系在直奉战争中的大势即去。
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在北京北苑举行军事政治会议,组建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
△贿选总统曹锟被囚。
10月27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秋安边军事教导队开学。孙蔚如兼队长,刘光甫任教育主任,赵寿山、段象武为队附。P34-36
1980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维汉同志来到西安。他在调查了陕西党史工作的情况后,对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黎夫同志说:“陕西有丰富的革命材料。在陕西人民中产生了两个党内领袖,一个刘志丹,一个谢子长。在党外也有两个领袖,一个杜斌丞,一个杨虎城。我们都要给他们树碑立传,启迪教育后人。”
常黎夫同志极为推崇李维汉同志这一精辟的见解。他无论是在后来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领导工作岗位上,还是在他卸任以后的十余年,反复教育大家不要忘记李维汉同志的教导,既要把陕西党内主要人物的资料立好,也要把陕西党外领袖人物的资料立好。特别是在他退下来,主持编辑了七辑陕西党史书籍之后的数年间里,凡我去探望,他都提及要继续认真地收集杜斌丞、杨虎城的资料。他说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希望我能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遵照黎夫同志的指示,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于2002年7月开始了重新收集杜斌丞、杨虎城资料的工作。2003年2月4日,我向黎夫同志汇报了大半年来收集资料的情况,并谈了编撰杜斌丞、杨虎城年谱的想法以及编写的基本方法。他听后甚慰,表示赞同。
在收集资料编撰《杨虎城年谱》的三年里,得到了有关单位和许多同志的热忱关照和大力支持,他们或无私地提供资料,或热情地为收集资料提供多方便利,我十分感激。其中主要的单位和同志是:陕西省图书馆和石惠侠、杨居让、刘安琴、綦胜利、陈新同志;陕西省档案馆和刘玉川、刘登敬、刘贵媜、王秋喜同志;西安事变纪念馆和王梅、何江亚、黄莉红同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刘景璇、宋新勇、张培林、张春梅、杨晓武、雷学军、姚文琦、王晓红、萧俊英、杨喜云、陈玉莹、关华占、张宏建、李利锋、张军华等同志。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我的老伴汶自艳也和我一起跑图书馆、档案馆,翻寻资料,校对抄稿,吃了不少苦。
《杨虎城年谱》初稿草就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4年7月26日,具函分陈各有关同志审阅、补充、修改。他们是王中新、赵俊忠、贾喜学、卢胜利、邰持文、陈祥林、陈因、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王修文、杨协、杜芳滨同志。十分感谢这些同志的审阅意见、建议和所提供的资料。
一、本书所据资料的档案、报刊、书籍主要名目如下:(一)档案类:民国国民政府文官处、行政院的部分档案;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西安绥靖公署的部分档案;民国陕西省政府、民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的部分档案。(二)报刊类:《国民政府公报》;《陕西省政府公报》;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时报》;上海《申报》;《广州民国日报》;西安《新秦日报》;西安《民生日报》;《长安日报》;《陕西国民日报》;西安《革命军人朝报》;《西安市日报》;《西安日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西安《秦风周报》;西安《工商日报》;西安《解放日报》;《西京日报》;西安《工商日报秦风日报联合报》;延安《群众日报》。(三)书籍类:《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孙中山年谱长编》;《蒋介石年谱》;《张学良年谱》;《陕西靖国军》;《国民革命在陕西》;《丹心素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千古功臣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选辑》第16、28、30、50、73、109、111、117、123辑;《陕西文史资料》第15、17辑;《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29辑;《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杨虎城家书》;《杨虎城将军》;《孙蔚如将军》;《孔从洲回忆录》;《西安事变亲历记》;《缅怀蒙浚生》;《西安事变资料(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华民国大事记》;《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独家揭秘》。
二、本书所涉及的一些县,其名称与今不一。如长安县今分设为西安市长安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宝鸡县今分设为宝鸡市陈仓区、渭滨区、金台区,同官县今分设为铜川市城区、郊区,成阳县今分设为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南郑县今分设为汉中市汉台区、南郑县,渭南县今名渭南市临渭区,榆林县今名榆林市榆阳区,延安县(肤施县)今名延安市宝塔区,安康县今名安康市汉滨区,商县今名商洛市商州区,安定县今名子长县,保安县今名志丹县,韩城、华阴、兴平等县今改为市治,均以昔名记事,亦未一一作注说明。
三、本书以历史资料记事。由于使用的资料不同,因此,同一个人物,有记其名的,有述其号的,也有用其别名和音同字不同者,为了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均照旧录之。如张凤翙、张翔初,寇遐、寇胜孚、寇圣扶,胡景翼、胡笠僧,邓宝珊、邓瑜,刘允丞、刘允臣、刘守中,陈树藩、陈柏生,黎元洪、黎黄陂,段祺瑞、段合肥,曹世英、曹俊夫、曹俊甫,张钫、张伯英,刘镇华、刘雪亚,李德升、李子高,蒙浚僧、蒙浚生、蒙发源,姬汇伯、姬汇百,郭英夫、郭英甫,井岳秀、井崧生,曹锟、曹仲珊,惠又光、惠有光,杜斌丞、杜丕功,孙蔚如、孙树堂,赵寿山、赵寿珊,刘光甫、刘云龙,张蕙兰、张慧兰,冯玉祥、冯焕章,吴佩孚、吴子玉,李虎臣、李虎丞、李虎城、李云龙,卫定一、卫总成、卫总丞、卫忠臣,黑宪章、黑志斌、黑子斌,岳维峻、岳西峰,孙岳、孙禹行,徐永昌、徐次辰,亢维恪、亢心栽,甄士仁、甄寿珊、甄寿山,南汝箕、南汉宸,李协、李宜之、李仪祉,朱子桥、朱庆澜,高桂滋、高培五,杨渠统、杨子恒,连瑞琦、连玉泉,蒲克敏、蒲子政,韩光琦、韩威西,张飞生、张鸿远,何应钦、何敬之,张继、张溥泉,顾祝同、顾墨三,何成浚、何雪竹,戴传贤、戴季陶。一人多名记事,未作统一的文字处理,亦未一一作注说明。
四、由于资料和编撰者的水平有限,本书内的差误之处恐难避免,敬请读者和专门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