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鉴真的生平行迹尤其是六次东渡的历程、鉴真佛教思想的传承、鉴真在日本的佛事活动、鉴真对日本佛教的贡献、鉴真在日本的文化建树及成就，以及《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成书、流传及价值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鉴真东渡的思想意蕴以及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做了探讨。

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高僧，受日本胡廷的邀请，他不惜生命，赴日弘法。用十二年的时间六次东瘦。鉴真到日本后不仅传授戒律，弘扬佛法，建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律宗寺院——唐招提寺，而且为日本人民传医送药，将唐代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日本的佛教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律宗的祖师”及“日本文化的恩人”。本书充分利用日本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及散见于国内外的一些文献资料，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鉴真的生平行迹尤其是六次东渡的历程、鉴真佛教思想的传承、鉴真在日本的佛事活动、鉴真对日本佛教的贡献、鉴真在日本的文化建树及成就，以及《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成书、流传及价值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鉴真东渡的思想意蕴以及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做了探讨。

引 言……………………………………………………l

第一章 鉴真成长的时代与历程………………………12

 第一节 盛唐政治与佛教文化的兴盛………………12

一 盛唐时期的政治文化气象……………………13

二 唐代的佛教文化………………………………17

三 鉴真的出生地——扬州………………………30

 第二节 从南山弟子到律学大师……………………38

一 受戒于道岸律师………………………………40

二 弘法于江淮之间………………………………45

第二章 鉴真东渡的文化背景及原因…………………53

 第一节 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53

一 唐王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54

二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67

三 日本朝廷的宗教需求…………………………80

 第二节 东渡的原因与动机…………………………9l

一 日本高僧的邀请………………………………94

二 国内的佛道之争………………………………103

三 域外弘法的高远志向…………………………114

第三章 鉴真六次东渡的经过…………………………125

 第一节 五次东渡……………………………………125

一 发愿东渡及其准备工作………………………125

二 九死一生的东渡历程…………………………129

 第二节 东渡成功……………………………………171

一 弘法之心不屈不挠……………………………17l

二 历尽艰险到达日本……………………………174

第四章 鉴真在日本的文化事业………………………181

 第一节 鉴真的佛事活动……………………………181

一 奈良时期的日本佛教…………………………182

二 鉴真在日本的传教活动………………………186

三 日方对鉴真弘法的态度………………………196

 第二节 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201

一 精心建造唐招提寺……………………………202

二 传播华夏文化艺术……………………………209

三 对日本医药学的贡献…………………………222

第五章 鉴真佛学思想的承传及其成就………………230

 第一节 鉴真佛学思想的承传………………………230

一 戒律与唐代律宗的形成………………………231

二 鉴真的律宗传承及思想………………………245

三 鉴真与天台宗…………………………………259

 第二节 开创日本佛教的新局面……………………272

一 日本律宗的祖师………………………………272

二 对日本天台宗与密宗的贡献…………………282

第六章 鉴真思想行为的地位与影响…………………287

 第一节 鉴真东渡事迹的记载与流传………………287

一 《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成书过程……………289

二 《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本价值……………295

三 《唐大和上东征传》的版本流传……………315

 第二节 鉴真东渡弘法的文化意蕴…………………32l

一 东渡的思想意义………………………………321

二 中日人民的缅怀与纪念………………………327

索  引

人名索引……………………………………………339

词语索引……………………………………………348

文献索引……………………………………………355

附  录

鉴真简谱……………………………………………362

后  记…………………………………………………370

章 鉴真成长的时代与历程

第一节 盛唐政治与佛教文化的兴盛

鉴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出生于扬州，长安二年(702)十四岁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为僧，天宝元年(742)五十五岁时，开始其第一次东渡日本的壮举。这一时期，既是鉴真从初皈佛门到成长为佛教律学大师的岁月，又是盛唐“贞观之治”后向武周革命转换、随拨乱反正而来的“开元盛世”向天宝衰变转换这样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阶段。当鉴真呱呱坠地来到世间之日，正是唐武则天垂拱称帝之时，他赶上了女皇崇佛抑道的大好时光，成就了自己皈依佛门、潜心佛法的愿望。

一 盛唐时期的政治文化气象

武则天(624-705)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开始直接参与朝政。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废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而置之别室，不令与朝政，拉开了武周革命的政治序幕。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富有治国平天下的韬略，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皇帝，所以她才能在男性强权的社会里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运转与操纵国家最高权力达四十余年。

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不仅政治经济有了进步，思想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龙朔元年(661)，许敬宗、李义府受命编纂《东殿新书》三百卷，三年(663)，又成《瑶山玉彩》五百卷，《旧唐书·李弘传》称其“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由武则天主持，尽收天下文士李峤、张说、宋之问、沈俭期等二十六人完成了一部空前的类书巨著，即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这些类书的编纂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新水平。

鉴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出生并皈依佛门，可想而知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喜悦而充满信心的心情踏入佛门圣地的。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扬州大云寺从律宗高僧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时，正逢武则天刚刚从皇帝宝座上退下，中宗景龙元年(707)至玄宗开元元年(713)的六年间，鉴真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玄宗开元元年以后，他回到扬州，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取得了较大的声誉与成就，但却遇到了唐玄宗推行与武则天相左的崇道政策，起初虽然没有采取明显的抑佛措施，但无形中遏制了佛教极盛发展的势头，使佛教在开元、天宝时代处于弱势状态，鉴真的佛教事业也受到一定的考验。尽管如此，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却使鉴真增长了许多见识。P12-14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这部《鉴真评传》从准备撰写到完成全稿，花了两年多时间，费了不少气力，现在终于要出版了，不免有许多感慨。

虽然自己尽最大努力完成了书稿，但因资料的缺乏，时间的紧迫，总感到内容还不够丰富；自己平素对佛教疏于钻研，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每想来，感到十分愧疚!

值得幸运的是，这部书从选题到完成，一直得到几位老师的帮助和支持，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周勋初先生是我的导师，他自始至终关心书稿的情况，我在写作中常常受到他的鼓励和鞭策。卞孝萱先生对鉴真素有研究，并且是这部书的审稿人，他将自己多年来的鉴真研究成果推介给我，让我借鉴参考，并在写作中给予具体指教，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出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横山弘先生，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导师，他精通汉语，专攻六朝文学，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当我告诉先生，我需要日本的鉴真研究资料时，他陆续寄来了有关鉴真研究的一部部专著和一篇篇论文，还有一大厚本的《东征传绘卷》与第五十六回《正仓院展》。我知道，横山先生一定是跑遍了京都、奈良的旧书屋才找到那些书和杂志的，他为此花费了心血和时间，让我既感动又诚惶诚恐!一千多年前，鉴真将佛法带到日本，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横山先生又将鉴真资料及日本学者研究鉴真的论著寄赠给我，助我写成这部《鉴真评传》，我坚信中日人民的友谊也将在这种学术的传播与交流中不断延续。

除了我的老师外，需要特别感谢的还有：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所的杨曾文先生、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先生、扬州市政协的许凤仪先生及学兄郭天祥先生，承蒙他们惠赐自己的鉴真研究论著。西北师大李清凌教授借、赠给我诸多佛教资料，上海师大的夏广兴先生又提供了诸多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的洪修平教授、蒋广学教授为初稿提出宝贵意见，使本书能够顺利修改完成，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出版社的马蓝婕女士在出版方面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书出版之际，也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六年前，我在日本奈良留学，当时曾在鉴真创立的唐招提寺里默默地膜拜这位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僧，也曾在鉴真建立的东大寺戒坛遗址前驻足徘徊，更被松尾芭蕉“若蕖しこ御目の？拭しょしょね”(愿将一片新叶，揩去您的眼泪)的俳句所深深感动，可惜那时候不能预测自己在几年之后将会接受本书的撰写任务，否则，我想我的《鉴真评传》会写得更好、更丰富，对鉴真的博大精神和思想也会体会得更深。如今时过境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也许是一部并不甚完满的作品。

郝润华

2004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