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十一个部分，由绪论、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规律、党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过程、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整合、党的执政能力与公共治理、党的执政能力与权力腐蚀、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自身活力、党的执政能力与体制机制、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估组成。

当今时代，是全面改革的时代。

这一改革，已经开始深入到执政党这个现有体制的核心。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频频出招，令人目不暇接——

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在这个新的框架中，我们发现，关于党的性质，关于党作为执政党的特点，以及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党的目标等等重大课题，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的阐述。甚至论述使用的语言，也正在改变过去习惯的范式，渐渐变得鲜活起来。

从党内实践看，可以观察到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上，一方面，类似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高官问责这类新的举措不断出台，越来越凸现出整体推进的特点；另一方面，兴起了一系列全党性的活动，从推动领导干部“三讲”开始，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中间还穿插了经常性的学习教育、专项检查和接连不断的各种类型的先进事迹宣讲。在地方层面上，在改革大局的影响下，一些党组织不甘现状，悄悄进行了大量的党内改革尝试，在干部推选、施政透明、权力约束、党员作用等等方面都有新的创新。这些尝试，有的因为“擅作主张”而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有的则作为“政绩”得到肯定。是是非非，任人评说，改革冲动之强烈，却由此可见一斑。

从更广的范围看，创新不只停留在党内，也辐射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有巨大影响的政党，而且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执政党。执政党的自身改革，不仅关系党自身，还关系到党对权力的运用，以及运用权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改革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党的自身改革成为在党之外的改革的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党之外的改革也促进着党的改革，形势逼人。

对这些方面的进展作出评价，或定论为“伟大”、“深刻”、“划时代”，或斥之为“错误”，扣上什么“主义”的帽子，都为时过早。过早作出的结论，匆匆忙忙的断言，总不免会失之肤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些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全面改革的潮流。

现在，这股潮流汇集到了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正因为如此，很自然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经中央提出，就受到了各个方面异乎寻常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但来自国内，更有国际上的反响。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和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

对这样一个复杂而重大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解读，乃至在今后若干年都把它作为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不断发展，不断深化，无疑是极其必要的。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内和社会上的学习、研究中弥漫着一种浮躁之风，往往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在现实政治领域，此风尤甚。一些人习惯于铺天盖地的造势，却往往对这些探索的真正意义一知半解；一些人习惯于在划定的圈子里照搬照抄，却往往不知，理论的生命力全在于运用，全在于和实践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叫作“泡沫政治”，恐怕也不为过。

浮躁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戒除浮躁，撇去泡沫，还政治以严肃的面目，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责任。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理智、清醒地面对一切，真正潜下心来，担起责任，推进研究，推进理论的发展，推进时代的进步。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上，更当如此。

所以，当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丁荣生先生以及陆宗寅编辑热情相约，希望我能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写一本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书时，尽管当时已极端繁忙，但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我实在没有力量拒绝这种信任，最终经不住他们的再三鼓动，答应了下来。现在，当把拙著摆到读者面前时，我首先要感谢他们的信赖、鼓励和支持。没有他们的鼓舞，即使这样一部仍然显得十分粗糙的书，我也没有完成的可能。

当然，这也就决定了，写这样一本书，与其说是结束了一项研究，不如说表明这种研究刚刚开始。我希望有志者都来做这样的研究和思考，全党都来做这样的研究和思考。唯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有希望真正得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才有希望真正得到提高。

写了上面的话，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