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70余年中，方博士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当代亚洲为争取进步与发展的奋斗史。因此，这本自传，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者个人的人生故事，同时，也记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亚洲的现代化进程。

方显廷教授学术思想精深、治学态度严谨、工作作风扎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纯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本书是就是这们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在宁波的童年生活1903～1917

第二章 上海纱厂里的学徒生活1917～1921

第三章 在美国受教育1921～1928

第四章 经欧、亚的归国旅程1928 

第五章 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事业与生活1929～1937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1937～1945

第七章 美国间奏曲1941～1943

第八章 生活并工作在物价飞涨的上海1946～1948

第九章 在泰国曼谷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培训和顾问工作1949～1968

第十章 在南洋大学回归教学工作1968～1971

第十一章 在中国、英国、美国的退休生活

附录一 方显廷主要著述一览纪辛／整理

附录二 方显廷：《西方物质文明带来了道德的堕落》

附录三 方显廷：《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1949～1953)

附录四 海外所藏方显廷博士著述目录张陶陶／编纂

附录五 缅怀方显廷师杨敬年

译后记 方露茜

当日本侵略军窜犯华北并向西南推进至华中地区时，政府不得不首先着手防御，并采取种种步骤向着大西南和西北内地撤退，以延长抵抗战争。集中在上海以及附近地区的工业设施被拆除，并沿着长江首先迁移到武汉，然后再到重庆——当时自由中国的首都。原在北方和西北一些较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则合并成为两所大学，第一所在湖南省的长沙，第二所在陕西省的西安。

如前所述，由北京和天津的三所杰出大学合并的第一临时大学，最初计划在武汉以南的长沙成立，那里是铁路网络枢纽和长江中游水路运输的中心。

杨石先兄同我一道，是在七月下旬第一批被南开派往长沙去做准备工作的。家属则留在天津，待情况略有好转且诸事较为就绪之后，再随南开其他同仁及其他家属们南下。自香港到广州乘火车途经韶关和衡阳北上抵达长沙之后，我们即刻到设立在长沙圣经学院的第一临时大学总部的临时秘书处报到，并对那里可用的教学设施进行了估量。

湖南省以由其本地杰出的学者型政治家曾国藩领导的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而著称。湖南的兵士们以坚毅不屈、勇敢无畏的品质为人所称道。湖南省盛产中国南方人作为主食的大米。在湖南的餐馆中和宴会上，人们不会不注意到：端上来盛有菜肴的盘子要比一般的尺寸大得多，而进食用的筷子其长度也是外省少见的。以上二者均意味着湖南省是一个富饶而具有繁荣昌盛前途的鱼米之乡。由于湖南降雨量丰富、气候潮湿，故而人们喜食辣椒和其他辛味食物。那里的女性以容颜姣好但性格急躁而闻名。一旦当她们对异性产生了爱情，则会极度地认真对待，使人无法脱身。

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1953年拥有超过50万的人口。它是从洞庭湖流出的湘江沿岸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可供吨位为500吨的轮船进出。位于湖南省这一“粮仓”心脏地带的长沙，是中国第一流的大米交易中心之一。它也同时出口茶叶、木材、苎麻和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钨。中国是世界居领先地位的锑、钨这两种有色金属的生产商。这座城市还以其手工艺品，特别是刺绣与瓷器闻名于世界。长沙在古代是湘江南北水路交通线上一个文学和教育的中心。以其著名的诗篇《离骚》传名于后世的中国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政治家和爱国者屈原，便因作为最后一名抗议楚国暴君腐败与苛政的斗士，以他62岁的高龄，自沉于湘江支流泪罗江而亡。楚君与其子终因没有采纳屈原的建议，导致楚国的灭亡。而亡楚的秦国国君，自那以后便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而闻名于后世。嗣后，在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阴历5月5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的忠诚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举行龙舟赛和吃粽子。相传当时的人们还把粽子沉人江底，以期江中的龙王用粽子果腹，而不致以诗人屈原的遗体充饥。在湘江左岸，长沙市的对面，矗立着岳麓山。那里是湖南大学校址所在地。校园里到处都是挂满了红叶的枫树。在这一片充满多情女性的土地上，那火红的枫叶，表达了她们对异性和对生活的炽热的爱。

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限的交通运输设备在战时只能优先分配给军队，而老百姓则不得不在从北方逃难到华中的过程中遭遇大量的困难。与此同时，在长沙这个临时驻地，作为先遣人员，你得为即将到来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师队伍和来自三所北方大学的学生们准备膳宿供应。就在诸事正在准备之际，长沙发生了一场大火，市中心的商业区被焚毁，而日寇侵略军又正继续向着华中地区袭来。三校的领导层本来已做决议，暂定在1937年11月上旬第一临时大学将在长沙开课，然而不久，一纸来自教育部的命令决定将第一临时大学进一步从长沙向西南内地移至昆明。

P98-100

作为南洋大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我有幸在1970年12月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新加坡小型工业的研讨会上，得遇方显廷博士。在随后的社交与学术两方面的接触中，我高兴地得知，方博士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真诚的社会工作者。他总是乐于对他所认识的任何人，以及他所居住过的任何国家，给予全心全意的奉献。

他的心地善良是有渊源的。因为自从1903年他诞生之日起的70余年之中，方博士一直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亚洲。那是像他那样的社会精英们的责任——通过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来教育和唤起群众，致力于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他通过在二次大战之前于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当代经济学、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为中国的工业化制定经济计划、在50年代和印年代，以顾问和调研专家的身份，服务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所涉及地区，以及最终在扩展经济及商业管理研究项目中，协助新加坡南洋大学开展工作，并对毕业生进行的指导诸方面，出色地完成了他所从事的种种工作。事实上，在过去70余年中，方博士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当代亚洲为争取进步与发展的奋斗史。因此，这本自传，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者个人的人生故事，同时，也记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亚洲的现代化进程。

在方博士自1968年至1971年在新加坡的3年之中，除了如上所述他在南洋大学的工作之外，他还指导和主持了几次研讨会，内容聚焦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前景；同时，在1970年，他进一步发表了著名的单行本《新加坡经济发展之战略》，指出通向新加坡工业化成功之路的正确方向。对于新加坡来说，方博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朋友，同时也是我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与工业家们可尊敬的老师。我谨将这位尊敬的教授的这本书，推荐给我们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们。

                 黄望青

                1975年4月21日

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岗位上退休以后，我从新加坡迁至英国的布利斯托市，住了有半年之久。然后，于1971年9月，又迁至加利福尼亚的硅谷。

我已故的第三任妻子安娜(邓敬言)和我，原以为经历了一生的18次搬迁之后，在一处距离我最小的女儿菊龄的家不远的一座城市里，会永久地安顿下来的。有两年之久，一方面，我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硅谷，享受那优雅安宁的环境；一方面，在安娜忍受着心绞痛、高血压和痛风病的折磨中，尽心地照顾着她。

以我的年龄，因为没能通过驾驶执照的考试，我无法出行，甚至不能在居所附近范围内活动。即使是到旧金山和派罗奥托(斯坦福大学所在地)，也难以成行。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供支配。这时间，对于一个工作了一辈子、年届68岁的人来说，一定要充分加以利用。因为，闲散无事，或者仅仅由于年龄的考虑而被迫退休这一状况，只有那些所谓的“老年人”(在美国指65岁以上的人)，才会意识到对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不利条件。于是，如同我在60年代晚期，在曼谷，以布道为副业一样，我开始在硅谷的华人教堂做布道的工作。同时，我试着利用另外一部分时间，对我的工作与生活进行评估。那是在1972年11月，我开始撰写现在这本自传，而我的妻子安娜，则是当时唯一的一位评论家。

在我个人藏书的帮助下，自传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自传的草稿于1973年4月完成。那时，安娜的心脏病趋于恶化，我们只得搬迁到以美国医疗中心著称的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去。当自传的初次修订稿于1973年9月初完成时，安娜几乎已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我在圣卢克的艾比索普医院她的病床边，度过了我的70岁生日。她在心脏病的突发及休克中过世。原来准备对手稿的进一步修改，以及向朋友们和我的儿子惟琳征求意见的打算，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黄望青先生对于我在1968～1971年的三年里曾经任教过“发展经济”的南洋大学，有着深深的关注。他向我建议，由他个人出资，由南洋学会负责出版我的自传。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然而，假如时间与手头资料允许的话，我本愿意将这个手稿彻底地重新修改一番的。

最后，我在此衷心地感谢新加坡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黄望青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慷慨资助，以及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感谢南洋学会这一长期为研究东南亚问题做出贡献的学术团体，对我自传出版所给予的鼎力相助。感激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经济主编的黄敬恭先生、南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魏继贤先生，在本书印刷过程中的诸多关照。感谢我的朋友，新加坡大学经济学资深讲师李绳毅博士，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极大关注。哥伦比亚大学的何廉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给予我以有益的评论，在此一并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方豆廷

        1975年5月于瑞士日内瓦

1976年4月，父亲送给我一本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这是我七十年来自力更生的回忆录，为了你的46岁诞辰留一个纪念。”那时，他已退休5年，精力仍然充沛，住在瑞士的日内瓦，同他的第四任妻子，瑞士人Leonie Meier Fong(罗妮·梅尔·方)安度晚年，每天还参加一个德文学习班和一个法文学习班，学习德语与法语，以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同当地人的语言交流。

通过父亲的这份回忆录，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弟弟方惟琳、妹妹方菊龄和我)对于父亲一生的勤奋工作和不寻常的人生际遇以及传奇式的曲折经历，有了进一步、颇为详实的了解。毕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父亲所生存的那几十年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的家庭不能够相聚一堂，骨肉亲人天各一方。作为子女，特别是我，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只有从出生起到18岁短短16年(减去1941～1943年父亲远离家人去美国学习、工作)，因此，对于父亲的工作与生活难得了解。这份回忆录，使我如同阅读一本小说一样，对于父亲的人生轨迹及心路历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当时我并没有将它译为中文的意向。对于我，这本回忆录只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份纪念，父亲一生中人生经历的一篇记录而已，它在我的书架上被静静地珍藏了二十七年之久。大约在20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的纪辛先生，偶尔从穆家修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棉纱工业家，父亲的恩师穆藕初先生的公子)那里得到父亲回忆录的复印件，他打电话来同我商量，希望能将这本回忆录译成中文。作为方显廷的子女，这本回忆录只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而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学者，纪先生则认为应将它译成中文，以填补史料中的一点空缺。几经纪先生力促，以及与定居国外的弟、妹二人磋商，最后决定由我将此书译成中文，算是对于中国经济史的汪洋大海中，添上一滴水珠。也许其中的只言片语，可以聊供后来的研究者探索追寻当年中国经济发展史星星点点的一些踪迹。

我的父亲方显廷，1903年9月6日生于浙江宁波，当时正值清室没落、国家危难，外受列强凌辱、内有军阀混战、国事腐败，民生凋敝。我的祖父方智玉在父亲7岁那年去世。父亲幼失严父，家境贫寒，寡母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不得不在小学毕业，又上了一年技校之后辍学。在他14岁那年，经人介绍，进人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厚生纱厂学徒。父亲自幼好学，求知若渴，或许因为他家贫辍学，失去学习机会，就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在纱厂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接受穆藕初先生亲自对学徒工进行的技术教育，同时阅读由叶楚苍先生创办的《国民日报》。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父亲认识到作为中国青年当力求上进，学得专业知识，以期报效乡亲父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他进青年会夜校补习英语，并在工余时间，借厂长办公室打字机学习打字技术，又上书穆厂长请求将他藏书中有关棉纺织技术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