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的文史资料和自由的行文风格阐释主题。纵：叙述北京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横：展示北京文化的各个层面——内城与外郊；市区与郊野；皇室与民众；皇宫、御苑、寺庙、佛塔、雕塑、绘画、书法等等艺术的概观或细节。所有这些，尽可能以照片和地图辅助表达，可谓文图并茂，多姿多彩。本书更是国人不可不读的又一名作。

作者荫麟先生为民国时期极具才和思想的者，曾受到其师辈们梁启超、寅恪、钱穆等诸多大师的器期，惜英年早逝，住世仅37年。本书是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已足见作者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透又睿永的思想。本书的撰写，在当时是作为历史教的一种读本（《中国史纲》第一部），所以在形式上就更为生动活，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但同时又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且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含情感与敬意，故全书无任何浅薄、空疏、浮夸，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仍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由史学家王家范教授特为本书撰写的导读文，也是有血肉，见解独到，意味深长，可谓珠联璧合。

前言／王家范／1

自序／1

初版自序／9

再版自序／10

第一章 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1

第一节 商代文化／2

第二节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9

第三节 周朝的兴起／12

第四节 周代与外族／16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21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21

第二节 奴隶／23

第三节 庶民／26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29

第五节 家庭／31

第六节 士／33

第七节 宗教／36

第八节 卿大夫／41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43

第三章霸国与霸业／47

第一节 楚的兴起／47

第二节 齐的兴起(附宋)／49

第三节 晋楚争霸／52

第四节 吴越代兴／56

第五节 郑子产／59

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64

第一节 鲁国的特色／64

第二节 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65

第三节 孔子与其时世／67

第四节 孔子与政治／70

第五节 孔子与教育／74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79

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81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81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83

第三节 秦的变法／86

第四节 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89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93

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99

第一节 新知识阶级的兴起／99

第二节 墨子／102

第三节 墨子与墨家／104

第四节 孟子许行及周官／106

第五节 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112

第六节 邹衍苟卿韩非／115

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121

第一节 吕不韦与赢政／121

第二节 六国混一／123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管／126

第四节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130

第八章 秦汉之际／135

第一节 陈胜之起灭／135

第二节 项羽与巨鹿之战／138

第三节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141

第四节 项羽在关中／143

第五节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147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151

第一节 纯郡县制的重建／151

第二节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154

第三节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158

第四节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164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167

第一节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167

第二节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172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175

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179

第一节 外戚王氏的专权／179

第二节 哀帝朝的政治／181

第三节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183

第四节 王莽的改革／187

第五节 新朝的倾覆／190

第六节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194

附录

 张君荫麟传／王焕镳／198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每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但那不是常见的事。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 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又有所谓“秸臣”和“小藉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P6-7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雹，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不确定的将来了。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沧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满足。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吗?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 “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这答案只把问题藏在习熟的字眼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须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实，摆在该物的面上，或蕴在该物的内中，可以仅就该事物的本身检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对于一特定的标准而言。什么是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呢?

“重要”这一概念本来不只应用于史事上，但我们现在只谈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别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标准。 “重要”一词，无论应用于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都不是“意义单纯”(Univocal)的；有时作一种意义，有时作别一意义，因为无论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唯一无二的，我们有时用这标准，有时用那标准。而标准的转换，我们并不一定自觉。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义甚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标准。这五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的采用的。现在要把他们尽数列举，并加以彻底的考验。

第一种标准可以叫做“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这可以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这可以叫做“内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历史的事情只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而无“内容的特殊性”，或其“内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新闻”，历史只是一种景状的永远持续，我们从任何一历史的“横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历史的“横剖面”。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是如此，那么，它只能有孔德所谓“社会静力学”，而不能有他所谓“社会动力学”；那么，它根本不需有写的历史，它的“社会静力学”就可以替代写的历史。现存许多原始民族的历史虽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们的历史没有多少可记。我们之所以需要写的历史，正因为我们的历史绝不是如此，正因为我们的史事富于“内容的特殊性”，换言之，即富于“新异性”。众史事所具“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换言之，即所具“新异性”的程度不一。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这无疑地是我们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所采用的标准。关于这标准有五点须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但后来甚相类似的事接叠发生，那么，在后来这类事便减去新异性；但这类事的始例并不因此就减去“新异性”。第二，一类的事情若为例甚稀，他的后例仍不失其“新异性”，虽然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事情，对于一民族或一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十四世纪欧洲人之应用罗盘针于航海，此事对于人类史而言的新异程度远不如其对于欧洲史而言的新异程度。第四，“新异性”乃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也许有的史事本来的新异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为我们所不知。因而在我们看来，它的新异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对于史事的“新异性”的见解随着我们的历史知识的进步而改变。第五，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新异性”不仅有“深浓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并且有“广袤的度量”(Extensive Magnitude)。设如有两项历史的实在，其新异性之“深浓的度量”可相颉颃，而“广袤的度量”相悬殊，则“广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为重要。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

假如我们的历史兴趣完全是根于对过去的好奇心，那么，“新异性的标准”也就够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兴趣不仅发自对过去的好奇心，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标准。

第二种标准可以叫做“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I Effect)这个名词不很妥当，姑且用之。 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我们之所以有这标准，因为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我们不能设想今后史家会放弃这标准。

第三种标准可以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据这标准。假如用“新异性的标准”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轾。哲学上真的判断和文学美术上比较的美的判断，现在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又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做“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Situations)。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 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 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而就中国历史而论，这一点决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这是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