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唐诗杂论》一书反映出闻一多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书中内容涉及到文章体裁，著名诗人、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故名之曰杂论。他对类书与诗的优劣，宫体诗的堕落与自赎、年谱的整理与考订，尤其是对唐朝一些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读来颇为惬意。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多所卓见。

本书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闻一多是民国时代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湛的研究，《唐诗杂论》就是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作国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在唐诗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富有启迪。为此，我们重新出版了此书，并请著名学者傅璇琮为此书撰写了“际读”，着重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计了闻一多唐诗研究的个性特点与开创作用，这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学术史，促进唐诗研究在大有裨益。

前言

类书与诗

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

孟浩然

贾岛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岑嘉州系年考证

杜甫

英译李太白诗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沈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沈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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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差不多都有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显，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诗，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唐太宗对唐初的文学发展，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 “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唐诗杂论》的大部分篇目。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唐诗大系》，是一部唐诗选本，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这是闻先生对于唐诗所作的考证工作的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有时还作为某些大学教材的依据。但这些年以来，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考证的论著，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另立新说。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牵涉到对闻先生唐诗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价。[1]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昵?

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科学史的实例表明，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补充和发现，新学说的提出和建立，构成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 闻先生进行唐诗的研究，是在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过了四五十年，学术界出现了与闻先生意见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订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论点，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唐诗研究还停留在20--40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还拘束在闻先生谈论过的范围，那才是可怪的了。

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进展，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建国以前，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对唐代文学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应当特别提到闯一多先生及郑振铎、罗根泽、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辈学者。但唐代文学研究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并作出较大成绩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对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的突出进展，我曾归纳为四个方面，概括说来就是：

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拓展了研究领域。三、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四、对诗歌艺术性分析的加强。我们是站在学术繁荣的新的高度来回视前辈学者的成就的。靠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把学术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铺设的一段，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用汗水(有时还有血泪)开拓的一段高兴，但绝无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尽管那一段比起现在来似乎并不那末宽阔，或者甚至还有弯路，但我们毕竟是从那一段走过来的。要知道，在崎岖不平的学术道路上，要跨过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的不容易，有时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历史功绩，如果没有前人筚路蓝缕所开辟的这一段或一小段，也许就没有后人延伸的一大段。

我觉得，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体论点，与现在的说法作简单的对照，以此评论其得失，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作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来建立他的研究体系的?

（前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