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赶上先进的国家?如何使国家早口富强，不再落后挨打?这是19世纪末爱国知识分予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本书以率先向西方世界学习、探索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三位先驱：黄遵宪、郭嵩焘和徐建寅为例，在翔实生动的史料基础上，向我们展示了第一代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遭遇与思想历程。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为大的事业……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本书是钟叔河先生的第一本史学论文集。

序言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论郭嵩焘

技术专家徐建寅的教训

晚清旅西记述的价值和意义

图版

容闳在耶鲁，1854／原版《西学东渐记》

黄遵宪画像

《日本杂事诗》定本书影

郭嵩焘铜版画像

郭夫人(梁氏)在伦敦

郭氏记阿斯福(牛津)大学馆

徐建寅像 

《欧游杂录》介绍早期的"机器人"

斌椿《乘槎笔记》／志刚《初使泰西记》

蒲安臣使团中的志刚和张德彝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四十年来，无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赶上先进的国家?也就是如何从故步自封的局面中解放出来，迅速地、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闭关自守是专制宗法社会的特征。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把人们束缚在狭小的地面上。由科举和理学作育而成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着人的精神，使人们缺乏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广大的、多样化的世界。当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逐步发展起城市经济、航海通商和近代文明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直到英国兵舰驶进广州内河，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连头脑清醒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也曾以为英国兵的腿足不能屈伸，上了岸就不能打仗。这就像一个蒙上眼睛的人，遇到野心勃勃的对手，挨打吃亏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吃亏中吸取教训，最早提出应当了解外国("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和学习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谓的"悉夷情"和"师夷长技"，都是为了"制夷"--遏制外国的侵略。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是为了祖国富强而探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先驱。中国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确实应该从他们写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圩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中，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有了新的世界观。但是，一方面由于积重难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曲折和徘徊，后七十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近几年纠正极"左"那一套之后，国家才有可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当然，国家利己主义是客观的存在，发达国家势必要占不发达国家的便宜。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也确有少数人屈从于列强，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但这种人绝不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是那些本来最顽固、最守旧、最保守的统治者。他们和人民尖锐对立，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靠闭关自守保住江山。一旦"关"闭不住了，又是他们最怕老百姓乘机造反，最容易屈膝投降，崇洋媚外，在"保护伞"下去做儿皇帝和奴才总管。至于一百四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封闭，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绝不会拜倒在洋人脚下，成为洋人洋货的奴隶。P1-2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的冲突，是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事实。但如果认为此二者绝不相容，又势必导致现代化近似于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公式，这与东亚19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不太相符，至少日本便是一个相反的例子。近年来，我越来越对中日两国在"西潮"冲击下反应之异同发生兴趣，很想做一点比较的研究。故于黄遵宪《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下洎戴季陶、周启明诸人之著作，一一求而读之，自觉稍有心得。本集中《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一文，便是我在这门功课上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当然，我对现代化(modenization)问题的研究的范围还不限于此。E．Black在其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一书中论述到："任何社会之变革，首视其领导阶层之信心为何如，而信心之来源又每每系于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此一论述，实至为深刻。在现代化过程开始即"西潮"袭来之前后，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一直是儒家的士大夫。所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士大夫阶层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的态度。在这方面，郭嵩焘实在是第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于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在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即已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即尼山诲人不倦，不过日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而已。佛氏之法，则舍身以渡济天下……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遗也。……圣贤不欲以兼爱乱人道之本，其道专于自守；而佛氏之流遗，至西洋而后畅其绪。又进一步述评"西洋基督之教"云：

其言日，视人犹己……继绍乎天以成其事业，实有继事述志之责。故其自视常若天之子，而凡同为人以并生于天地之间者，皆兄弟也。……固不能逮佛氏之精微，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长思也。这里将"中国圣人之教道"即儒家传统价值观和"西洋基督之教"即西方价值观所做的比较，远远超越了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水平。

郭氏还对中西制度之不同发表了看法：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又云：

(中国)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郭嵩焘深知"中国成法，遵行已三千馀年，本不易言变通"，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可惜的是，他在当时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中居于绝对少数的地位。朝廷认为他"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清议讥刺他"不见容尧舜之世，何必去父母之邦"；乡绅集议要捣毁他在长沙的住宅；京官更有奏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的。此种情形，终于使他"仰天欷A，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

本集中《论郭嵩焘》一文，我是带着崇敬和惋惜这位同乡前辈的感情写出来的。中国在19世纪失去了大好的时机，这是郭嵩焘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

然而，尽管体大思精、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是如此的"足乎己无待于外"，尽管它的排他性和"专于自守"是如此的顽强，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随着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在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中，毕竟也开始孕育(或蜕变)出了第一批带有intellectual即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色彩的人物，徐建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动摇性、曲折性、软弱性、反复性，非常具体地反映在像徐建寅这样一个满怀忧国忧民、毕生追求富强、终于无可奈何、不得志于当世的技术专家的身上。徐建寅基本上不谈政治，看得出在一些重大关头他宁愿"绕开政治走"，但是政治却始终没有放过他，从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面说来都是如此。百日维新时，他被起用任新设立的"农工商局"的"督理"，"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戊戌政变发生，农工商局旋即被"裁撤"，徐建寅也只得借口"扫墓"，脱离政界，归隐家园。后来张之洞请他到湖北办火药厂，他成了一个"日手杵臼，亲自研炼"的纯粹技师，终于在一次试验事故的爆炸中牺牲了生命。本集中《技术专家徐建寅的教训》一文，对于后人应该可以引起一些思索。

郭嵩焘、徐建寅和黄遵宪，他们作为最后一代士大夫和最早一代中国的intellectual，在"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中无一例外的悲剧性结局，并不应该使今天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我们丧失信心。郭嵩焘卒于1891年，徐建寅卒于1901年，黄遵宪卒于1905年。他们都是19世纪的人物，属于过去了的时代，没有可能战胜(甚至也没有可能公开反抗)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继续着使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H．N．Shore评论容闳时写道：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这段话我极为喜欢，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是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看到这个伟大的力量并且努力来激发并加强这个伟大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真正伟大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使命。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H．N．Shore评论容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