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郑国大夫子产闻哭断案，顾恺之判妻子剖尸案，武则天误判驸马谋反案，名妓赛金花逼死人命案……看《大宋提刑官》，读《洗冤集录》，讲历史疑案，揭开断狱神手的秘密，走入真实的社会生活。

本书围绕《洗冤集录》这部世界名著展开，解析其中记载的尸体检验制度与方法，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古代有关尸伤检验方面的法律文化形态。每篇以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相关情节引入主题，再穿插讲述有关的古代奇案故事、历代相关的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中的某些习惯与“陋规”，并在节后载录《洗冤集录》相关原文(并不完全按照其原有的顺序)，大致形成“案发当时”、“断案宝典”、“揭密疑案”、“附录原文”四个部分。全书最后还附有一篇《正说大宋提刑官宋慈》，介绍历史上真实的宋慈及其断案宝典《洗冤集录》。

前言

无尸难定案

有伤才伸冤

亡者不可辱

“免检”猫腻多

监狱“讨气绝”

“小人”来动手

“君子”只动口

管辖和限时

伤势定罪行

保辜决生死

检验明物证

现场查踪迹

自杀和他杀

生前与死后

钉头与戳窍

串骨复原形

罪火烧不尽

最难无头案

磕碰与砸打

水底冤魂多

投缳细勘验

慎重验勒痕

银针探中毒

滴血认骨肉

验伤须“浑括”

正说大宋提刑官宋慈

后记

北宋仁宗时洞庭湖上常发生抢劫商船案，盗匪杀人劫财后将尸体扔到洞庭湖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五年(1027年)三月总结当时的法制状况说，这类案件即使被破获，抓住了罪犯，仍然没有办法定案。“以所杀尸飘没无可验”，只好上报到朝廷。而皇帝也要积阴德，往往作为“疑案”了结。罪犯只是按照被怀疑的罪名宣判死罪，但并不确实执行死刑，而是减等改判为流放、刺配远恶军州等等替代死刑。

后来李若谷担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辖区至洞庭湖湖区)知府，他发现本地有一些从流放地或刺配地潜逃回来的罪犯屡屡作案，手段残忍，大多是以前那些在洞庭湖杀人抢劫而没有定成死罪的惯犯。他秘密部署抓捕行动，将抓获的犯人以前后几件杀人案一起上报，判处死刑，并在市场上公开执行凌迟处死的酷刑，以儆效尤。

可见如果没有发现尸体，即使有其他的旁证材料，仍然不能直接定罪。实在需要定罪的案件，一般的官员无权处理，可以作为“疑案”上奏朝廷，要由皇帝来亲自处理。而皇帝对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案件，定罪时仍然非常慎重，尽可能不判处死刑。

宋代“无尸难定案”的这项司法原则表现了“慎刑”的思想。受害人“死不见尸”，很可能是失踪了，如果有一天受害人活着回到家乡，而误判的犯人却已经被处死，那个错误是无法挽回的。而且如果有人故意逃亡陷害他人，那就更容易造成冤案。因此宋代在司法上强调死罪案件应有受害人尸体，并且经过尸体检验得到受伤害死亡的结论，才能判定死罪。

P5-6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让断案神手宋慈活生生在屏幕上复活，给观众们演示着惊险的破案过程。同时把一部在近千年的历史上被法官们奉为断案宝典的工具书推到了广大读者的面前，这就是《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西欧出现类似的著作已是在二百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由宋慈任湖南提点刑狱使的衙门于南宋的淳祜七年(1247年)首次刻板发行，可惜原版现已经失传。好在这本书在被皇帝下旨颁行后，已经成为官方检验尸体的必备工具书，即使在南宋灭亡后仍然如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版本就是元朝的刻本，书名为《宋提刑洗冤集录》。这本书不仅对于中国以后各代的尸伤检验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到邻近国家的司法实践。15世纪初叶，题为《洗冤录》的版本首先传入高丽，又从不同途径陆续传入日本。近代中西交往中，这本书先后被翻译为法、英、荷、德、俄、美等文字，传播到全球，成为研究法医学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史、社会史、医学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即围绕《洗冤集录》这部世界名著展开，解析其中记载的尸体检验制度与方法，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古代有关尸伤检验方面的法律文化形态。每篇以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相关情节引入主题，再穿插讲述有关的古代奇案故事、历代相关的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中的某些习惯与“陋规”，并在节后载录《洗冤集录》相关原文(并不完全按照其原有的顺序)，大致形成“案发当时”、“断案宝典”、“揭密疑案”、“附录原文，，四个部分。全书最后还附有一篇《正说大宋提刑官宋慈》，介绍历史上真实的宋慈及其断案宝典《洗冤集录》。

“揭密疑案”部分所讲述的古代破解疑难案件的真实故事主要来自：古代名人笔记，如南宋人郑克的《折狱龟鉴》、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唐朝人刘肃的《大唐新语》、清人袁枚的《子不语》等；古代史书法典，如秦国的《封诊式》、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唐代的《通典》、明朝的《大明令》、清朝的《清史列传》等。还有一些案件取自《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醒世姻缘传》等名著小说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多是从真人真事敷衍而来，可以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案例大都选取历史上的名人名案，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武则天误判驸马谋反案、顾恺之判妻子剖尸案、明成祖朱棣狱杀大才子解缙案、明朝奸宦魏忠贤制造“六君子”案、春秋郑国大夫子产闻哭断案，以及武松状告西门庆、薛蟠“误杀”店小二、钉头谋杀、灌喉杀夫、细蛇钻窍、扎针杀人、周纡尸语、名妓赛金花逼死人命等等。希望读者能跟随本书，在为古代如宋慈一般的断狱神手们的断案手法拍案叫绝的同时，真正了解《洗冤集录》这本世界名著，以及在它文字后面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内涵。

郭 建

二十多年前刚到复旦大学法律系攻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时，我得知本系的杨奉琨先生已经完成了《洗冤集录》的校订和翻译工作。当我毕业开始留校工作时，杨先生的这一成果获得了上海市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奖。我在以后的教学研究工作中，经常得到杨先生指点，很有体会。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古代的检验制度和《洗冤集录》只是在法律史学、法医学以及中医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2004年，杨先生病逝。而在2005年，由于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热播，古代的检验制度和《洗冤集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当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我约稿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是杨先生还健在该有多好!

这个题目完全应该是由杨先生来写的，他长期致力于法律史的研究，尤其是在古代的侦查破案、法医检验古籍的研究整理方面着力最多，成果最多的啊。除了《洗冤集录校译》，他还有《无冤录校注》、《疑狱集折狱龟鉴校释》等著作，实在可谓对于我这样的后学功德无量。因此我决心要写好这本书，来纪念杨先生。

想法要变为现实却是很有周折，写书的思路转了几次，浅显如何与学术准确性结合，通俗如何与“戏说”区别，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难事。与中华书局的编辑几经往复，终于定下了基本的框架，得以在2006年的初春完稿。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反而更加突出，每个民族在日益扩大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同时，也都更加努力地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试图能够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弄潮者而不是被这浪潮所淹没。本书围绕《洗冤集录》而展开介绍的中国古代法律检验制度，或许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我们法律文化传统的侧面。相信诸位读者一定能够“开卷有益”。

郭 建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