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本丛书《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收入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学术性强，适合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参考用。

本书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之《制度下的教师文化》。

从实践的角度看，能沟通教师的教育体验、引起他们共呜的教师发展理论才更利了教师发展。基于此，本书采用叙事研究方法，通过令案研究的方式，描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一所学校形成独特的教育教学模式和管理方式的社会背景。刻画了置身于这种特殊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中的教师在课堂诠释以及教师交往方面的表现，并在理解教师传递主流文化的努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发展的前景：基于校本培训的教师合作和和谐交往。

序

第一章 绪论

 一 文化及教师文化的概念

 二 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三 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四 亲历研究

第二章 学校：展示教师文化的平台

 一 G高中的社会环境

 二 G高中的学校发展：今非昔比

 三 G高中“学情”：学得很苦

 四 “教情”与“211课堂教学模式”

 五 学校管理

 六 Q中学：另一种平台

 七 相关思考

第三章 课堂教学：教师文化的展示

 一 教学大纲：主流文化的代表

 二 《药》等的诠释取向：坚持技术工具性，淡化政治工具性

 三 《项链》等的诠释取向：人文价值观的弘扬，多元理解的失落

第四章 教师交往：教师文化的另一种展示

 一 班级内的人际交往

 二 同学科教师之间的交往

 三 教师与行政人员的交往

 四 教师与家长的交往

结语 加强校本培训提升教师文化

 一 教师文化的得与失

 二 基于校本培训的教师合作与和谐交往

参考文献

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确定了教师文化概念，本文的研究对象——教师文化清晰起来。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选择何种研究方法。这涉及有关方法论的观点。关于方法论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种强调方法论的普适性。认为方法适合一切对象；另一种强调方法与对象之间要有适切性。前者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典型看法：一是强调从哲学角度看待它，如将方法论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将方法论作为思维的普遍方法，等等；二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的，如认为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体系、形式和方式的原理的学说等；三是从方法角度来说的，如方法论就是讨论方法的理论等观点。叶澜教授持第二种学术观，要求方法与对象之间要有适切性。“方法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纯方法，也不是纯客观对象本身，而是两者的关系，即方法整体与对象特性的适宜性问题。”前一种方法论观点突出方法的共性，后一种则强调了方法的个性或针对性。我认为，选择普适性的方法还是选择针对性的方法，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深入挖掘教师现实的教育生活，了解教师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揭示教师生活中的内驱力——教师文化，促进教师改善教育生活，实现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也就是说，本文不是从角色等共性的角度来研究教师，而是把教师作为活生生的独特的人来看待的。因而，关于教师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更强调选择适切性的方法论，而不是普适性的方法论。本文认为，用叙事方法来研究教师文化具有适切性。那么，何为叙事方法?用叙事研究方法有没有科学性，能不能反映真实?有没有理论性，能不能深度理解教育事实?具体到教师文化这一研究对象，叙事方法合适吗?在采用叙事方法研究教师文化以前，必须回答上述一系列的疑问。 P9-10

这套丛书定名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丛书的名称是在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温玉川编审和王慧编辑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名称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这套丛书有其特殊性。我建议出版这套丛书的原意，是想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成果汇集出版，借以提倡质的研究方法。编入丛书的各册的共性是其研究方法，所以，无法援引编丛书的惯例以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丛书的名称，也不能以质的研究方法来冠名，因为丛书并不全面论述质的研究方法本身。最后，还是温主任出了一个好主意，称之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其好处是概括了丛书中几本书的共性：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作的质的研究；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致性，所研究的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围的教育问题。

编入丛书的几本书是几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是有其学术规范的，在论文的开始要论述课题的意义、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己期望的创新之处，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工作的进程等。这次出版时，这些部分或省略了，或压缩了，或移动了位置。这是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作的变化。第二，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人都对论文提了不少意见。作者们都认真听取了意见，并研究了这些意见，这次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得好一些。第三，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有的论文写得比较早，论文中所反映的是当时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的情况，现在情况在变化，需要重新调查、补充新的材料，以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第四，有的以原有论文的一个部分为基础，加以扩展。总之，这几本书都是原有论文的补充和延续。

丛书既以质的研究冠名，在出版之际还需要对教育研究方法及质的研究方法作点说明。

研究方法对每门科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科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标是探明教育规律，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是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研究教育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查文献，开调查会，发问卷，听课，与教师和学生访谈等等。如果把研究工作加以分类，则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范式。“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另一种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的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这两种范式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的称之为理性主义探究范式和自然主义探究范式，有的称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人们都认识到，这两种范式是有差异的，孰优孰劣时有争议。

其实，这两种范式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教育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有了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对教育的研究。最初的教育研究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他们探索着应当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这种经验总结是零散的，可以见之于留传下来的各种典籍之中。这些经验的结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读来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与教育的历史相比，教育学的历史是太短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出来是近代的事。当时，教育正在走向普及，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许多教育问题需要系统的回答。于是，一些先进人物试图“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探求“改良学校”的方案。这才有了系统性的教育学著作。后来，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则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参照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写成专著，系统地回答了学校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学校的德育以及学校的管理等。他们的著作成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

教育在进步，教育科学要发展，人们也就日益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只要诉之于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正确性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实验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受此思潮的影响，教育理论界也就日益推崇教育实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科学才能提高其科学性，使之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程度。用教育实验来研究教育问题成了一时的风尚。例如，新编了一本教科书A，就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教科书A优于原有的教科书B。实验要选两个班级，一个是试验班，一个是对照班。这两个班的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如班级人数、学生水平、教学设施以及施教的教师及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唯一的差别只是试验班只用教科书A，而对照班用教科书B。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再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如果试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显著差异，才能确认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才能做出推广教科书A的决定。

教育实验仿照的是自然科学的如物理、化学等的实验。实验前要有明确的假设(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实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控制，排除各种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两个班级的条件一样)，实验的结果是用数量来显示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教育实验的推行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使研究人员用理性的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也带动了教育统计与测量等学科的发展。教育实验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推行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到教育现象是难于用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的。首先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很难在事先提出明确的假设。第二，实验的条件难以控制。所以，有的学生将教育实验按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分为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自然实验实际上已经很少控制了。第三，要测定教育成果、学生的变化相当困难。一是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二是量的变化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未必能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评价教育时必然要涉及教育的价值观。这些是教育实验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教育实验盛行之时，教育理论界就有不和谐的声音，有的学者并不赞成教育实验。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研究是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一些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长期以来，教育实验一直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记得我国在20世纪的80年代还曾提出过“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这样的口号。

质的研究的兴起与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0世纪初，就有学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兴起促进了现场研究的方法，带动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质的研究尚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状况”。质的研究的突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况，教育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如城市学校里的教育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学生“达不到学校要求”等。要探究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量化的研究方法、搞教育实验，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拨出专款，资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结合起来，共同到学校里去作质的研究，观察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研究改进学校教育的方案。此后，质的研究方法才为较多的人们所接受，质的研究逐步发展了与量化研究相抗衡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介绍这种方法，有一些研究生常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的是：

第一，强调整体性。主张质的研究的人都认为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性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是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联系着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学校内部又是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班级也是一个整体，教师和学生也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不从整体上了解教育，只关注教育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一个现象，就可能导致“失真”。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者实地研究，是质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用相当长的时间到所要研究的学校、地区作实地的调查，要亲身体验所处的环境、亲切地感受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要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现状的各种记录要同各方面的人员作深入的交谈。总之，研究人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切实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允许只凭听取的汇报和介绍。

第三，要正确处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单位人员的关系。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但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单位、人员，而是要虚怀若谷地、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特别要从研究者的角度、身份去体会他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成功的喜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研究人员甚至可以由“旁观者”变成“直观参与者”，共同来解决问题。质的研究的成果是互动之后形成的共同的结论。

第四，用生动的叙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不同于教育实验的实验报告。它着重于用各种事实材料(如档案、文件、访谈记录、实际的观察、照片、录像等)展示实际的情况，叙述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深描”，是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常人所共见的一些现象突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五，研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像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那样要告诉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帮助读者增进对教育现象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能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时有争议。在我看来，教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思考，教育研究方法是可以多元的。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利和弊，各有其适用的方法。教育现象中有的是可以量化的，可以用量的研究方法，也应用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已有了明确的设想，能够做出严密的控制，可以用教育实验的方法来证明研究者的设想是否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在教育领域里确有不少方面是难以量化的。涉及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如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目的、学校文化等，就难以量化。涉及教育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也是难以量化。用量的研究范式去研究难以量化的问题，必然会曲解现实，凡属这一类的问题就应用质的范式去研究。

收入丛书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适合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的。所以，我鼓励他们按质的范式去研究，也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出来，也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果中得到一些启迪。

其实，我提倡质的研究范式还有另一种考虑。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很喜欢作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如根据某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去推导出某些教育结论，又如根据某一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推导出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这些思辨可以启发思考，但它同教育实际是隔膜的，其结论的正确性也是有待检验的，未经证实的。我深感，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鼓励他们作质的研究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实际中夯实学术基础、学会基本功。这是我对青年学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