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充满喧哗与躁动的今天，这是一部泰戈尔研究的难得之作!

序：令人惋惜的一次文化交流／1

泰戈尔小传／1

初识诗人真面目／3

翘首以盼／18

好事多磨／26

扬帆东渡／29

西湖泛舟／34

诗情在鲜花与掌声中荡漾／38

北上途中／42

抵达北京／48

畅游北海／54

“觐见”中国末代皇帝／59

对北京学界第一次公开演讲／63

赠名盛典／70

“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74

告别北京／80

依依惜别／84

在中国的最后日子／89

欢迎者的态度／95

批判者的态度／103

不了解的欢迎与不了解的驱逐／113

第二次访华／129

国际大学里的中国学院／134

泰戈尔与中国的抗日战争／139

附录一：中国翻译的泰戈尔作品目录(1900—1949)／148

附录二：中国关于泰戈尔的介绍、研究论文、著作目录(1900一1949)／155

后记／162

1861年5月7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大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家族原先属于婆罗门教，后来因违反教规，受到排斥，17世纪90年代，一个叫彭乔农·库查利的族人领着家属来到恒河岸边的一个小渔村定居，这个小渔村就是后来繁华的加尔各答市。到泰戈尔的祖父达尔加纳德这一代，泰戈尔家族达到了最兴盛时代。泰戈尔的祖父共有三个儿子，泰戈尔的父亲是他的长子。祖父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泰戈尔家族中人。泰戈尔的父亲是一个早年生活奢侈腐化，后来转而追求真理，积极从事宗教改革的开明人物。他和妻子共生有15个子女，由于他的影响，这些子女中不乏在印度近代史上留名的人物，如大儿子是哲学家，还进行过诗歌革新实验；次子是个梵文学者，可以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作；三子是个教育家；五子在诗歌、戏剧、音乐、绘画方面都很有作为；五女是孟加拉历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泰戈尔是他的第十四个孩子，第八个儿子。

由于父亲不理家务，泰戈尔出生时，他们家已经不大富裕了，什么马呀，车呀，只是名义上存在着罢了，而能在早餐时“吃面包和香蕉叶子包着的黄油”，对泰戈尔来说已经是“登了天”的享受了。(《我的童年》)因为家里子女多，母亲无法亲自照顾这个儿子，所以童年的泰戈尔并没能享受多少母爱，而是主要和仆人们在一起。这些仆人多才多艺，有的能念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有的会编民歌，泰戈尔文学的启蒙，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也有些仆人又懒又谗。有个仆人为了去喝酒，就用粉笔在地下画个圆圈，让泰戈尔站在里面，然后吓唬他说，这是魔法圈，如果走出去，就会招来灾祸。泰戈尔就乖乖地站在里面，始终不敢走出去，只好望着远处的榕树出神。

事实上，泰戈尔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们是不允许走出家门的，连走遍屋子的自由都没有，他有时只好隔着栅栏窥视外面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在心里想像着这神秘的自然中包含的秘密，他像一只渴望自由却被关在鸟笼里的鸟一样痛苦。关于童年的光阴，他最常想到的是那充满在生活与世界中的神秘：“梦想不到的事物到处潜伏着，每天最先浮上心头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碰到它呢?就像自然把一些东西握在拳头里，微笑着问我们说：‘你猜这里面是什么?’”(《回忆录》)

泰戈尔要上学了。在这之前，有一次他看见比自己年长的哥哥去学校，他曾哭着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家庭教师严厉地警告他说：“你现在哭着要去学校，将来有一天恐怕你要哭着离开学校呢!”这话果然应验了。泰戈尔后来幽默地说，他平生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准确的预言!关于学校，他的印象中就只有枯燥乏味，不论是孟加拉学校，还是英国的学校，他都同样感到机械、沉闷，再加上苛苦的体罚，让小泰戈尔无法忍受，终于在14岁时退学了。家里人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但童年的泰戈尔并非没有快乐的时光。一是他在8岁的时候第一次按照韵律做诗：“立刻一朵十四音诗句的莲花就开放了，而且就有了蜜蜂飞了上来。诗人与我之间的距离开始消逝了，从那时起就一直消逝了下去。”(《我的童年》)二是他在12岁时父亲亲自为他主持的成人式；三是和父亲一起畅游喜马拉雅山，并在途中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自己说，从16岁到23岁之间，他的生活是极端放浪的。泰戈尔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幸运，首先是他处于当时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而他的家庭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适宜的艺术土壤加上他自己的灵性，他心中的缪斯终于放声歌唱了。1876年2月，在加尔各答一年一度的印度节上。15岁的泰戈尔当众朗诵了一首爱国诗，大受欢迎，后来这首诗又发表在一家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同时出版的周刊上。诗人由此受到鼓励，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长篇故事诗《野花》，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但也是在这一年，诗人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痛苦，这一年的3月8日，他母亲去世了。他感到自己生命中的某种美好的东西永远失去了。

对泰戈尔来说，187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泰戈尔的创作在这一年获得了第一个丰收。他在这一年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女乞丐》，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怜悯》，一部无韵历史诗剧《鲁德尔昌德》，一部长篇无韵故事诗《诗人的故事》，一组古歌《太阳组歌》，还有一些诗歌、散文、论文等。这些作品贯穿着诗人对理想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热爱，只不过他这时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模仿的痕迹很重。

泰戈尔这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但在当时的印度，文学创作尚不能成为一种职业，鉴于此，诗人的二哥建议他到英国去留学，这样将来或许能当个文官，或者律师，父亲也同意。1878年9月，泰戈尔途经意大利、巴黎到达伦敦，进伦敦大学学习，广泛阅读了英国和欧洲的文学作品，并写了不少文学研究论文。然而，当他刚刚摆脱对伦敦恶劣气候的不良印象时，他的二哥要回国了，家里人因为不放心他一个人在伦敦，就让他也回国。1880年2月，他不得不结束自己17个月的海外生活，返回印度。对这段生活，他后来总结说：“我在大学里只念了三个月，我的外国的知识差不多全是靠同人接触得来的。”(《我的童年》)P1-3

令人惋惜的一次文化交流

贾植芳

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朋友，谋求与世界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艰难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等，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l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人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欢迎者和反对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就以泰戈尔为例，对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争论的中心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而在泰戈尔到华前，国内思想界已就这个问题争论得热热闹闹了，如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但他的到来使这种论战更激烈起来，原因是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成某种力量的代表，甚至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梁启超、徐志摩把他当作可居的奇货，竭力以他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激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则把他看作消解人民革命意志的有害人物进行攻击，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泰戈尔的什么思想和学术。当然，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观象是受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制约的，只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总为这些本该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弄得不欢而散而深觉惋惜。

然而不容否认，这些论争客观上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民族的东西都很快会变成世界的，在人们惊叹世界如此之小的时候，在我们正加大力度搞经济建设，不断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无论何时，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进步，但在实际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交流总是伴随着误解，关键是这些误解应该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我们研究历史、回顾历史，这就是一个主要目的。

宜学的这本书是下了工夫的，也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是研究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只是以往为人忽视而已。书中以大量的翔实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这是一项塌塌实实的研究，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都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独到的见解；在充满喧哗与躁动的今天，他还能坐下来进行这样的学术研究，这都是让我这个文艺战线上的老兵感到欣慰的，所以当宜学让我为他的这本书写点什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希望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还肯老老实实写书，老老实实出书的研究者和出版家。

贾植芳

2004年6月

在整理撰写完这本小书后，我竟然产生了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奇怪的念头，我立刻想到借用郁达夫《沉沦》里的几句话对泰戈尔老先生说：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雷的掌声?你何苦要到这古老的中国里来?!

到中国来倒也罢了，你何苦要到处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何苦要处处批判中国的机械文明?!

泰戈尔来中国，实在有些吃力不讨好的苦涩，他应该说是在一个错误的季节来到一群不理解他的欢迎者和反对者之间，虽然他与中国思想文化界之间的这次大误会让后人至今仍深感遗憾。这种误会的造成，与泰戈尔本人也有直接的关系。他在中国的演说客观上的确只会磨灭中国人的斗争意志：就好像对一个连茅草屋都还没有的穷人，你一见到他就批评他怎么住在这么破的屋子里，而不去住宽敞明亮的大厦，或者告诉他他现在住的正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不要去羡慕什么高楼大厦一样，你的话不但不会给他希望，反而会使他感觉到你的可恶，因为你所说的只会画饼充饥，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只会使他感觉到活的无聊，或者只会让他在空想中想像这栋空中楼阁，而却不去想如何去得到这所房子。泰戈尔本是一个诗人，但他到中国却很少谈到诗，只是念念不忘批评中国尚不太发达的物质主义，不忘指出东方文明是世界将来的方向，而当时主张精神文明的中国明明在受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略。这也就如陈独秀所批评的：诗人却不爱谈诗。如果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来华，我们一定会热烈欢迎，但他若以救世主的身份来华，对不起，我们只好把一些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骂人的话泼到你这位诗人头上，因为我们虽然知道你是个诗人，但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而你的演讲和谈话影响的又是一般的青年，我们也只好不谈你的诗，而是必须努力消除你的话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今天的人看这段历史，有时只好摇头苦笑：这份责任似乎安到哪一个具体的人头上都不合适，只能用一个偷懒的说法：这是历史的误会。

我每完成一项工作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感谢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虽然毕业后不再像读书时那样能时时在他身边聆教，但那样一份精神的滋养，却是再也抹不去的，更何况仍能继续得到他的鼓励和敦促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郑纳新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出版家，他这些年编辑出版的书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立了自己的品牌。更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发言场。在出版界已经泥沙俱下的今天，其学术眼光和气魄，其对精神世界和学术良知的执著，尤其显得珍贵。我的这本还算不上学术书的著作，能经他之手问世，实在幸甚!

贾植芳先生不顾高龄和酷暑，亲笔为我这本小书写了序，实为本书至宝。

我的研究生陈涛为我跑图书馆拍了书中的一些照片，也致谢在此。

由于作者学识所限，本书的缺点与不足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孙宜学

2005年5月于上海